在死亡的阴影下，有个董坚毅的故事，惨绝人寰。董坚毅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硕士（或博士，因年代久远，介绍情况的人已记不清），妻子顾晓颖也是留美生。董坚毅毕业后在加 州工作不到一年，在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归国的影响下，于1952年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工作了4年。1955年，董坚毅为了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主动报名， 只身来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此时，他们已有了两个小孩。鸣放中，董坚毅给领导提 意见言辞激烈，被划为极右分子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劳动教养。开始，董坚毅在农场 还当他的医生，给难友们看病。到1960年9月底，他也坐着闷罐子车迁场到了高台明水分站 ，住在窑洞里。在他劳教的两三年里，妻子顾晓颖每隔两三个月，都从上海迢迢数千公里 ，转车几次（当时兰新铁路尚未与上海接轨），到农场看望亲人。每次都带来很多吃的用的，对受难的亲 人关怀体贴得无微不至。丈夫被冤屈的痛苦，令她心碎。到明水分站后，口粮一减再减，很 快出现死亡。董坚毅的身体也垮了，11月上旬的一天，他对当组长的刘文汉安排了后事，说 ：‘按照以往的经验，她每两三个月才能来一次。我是学医的，我知道我将不久于人世，这几天，我坐着就出现意识丧失、眩晕，这样结束生命，没有呻吟，没啥痛苦。我知道，我的 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再见到她。你为人忠诚，乐于助人，不同于别人，我信任你。‘接着， 又凄惨地说了说他死后，让刘文汉用衣被毛毯如何裹扎，使他的身体不要暴露在外。刘文汉听了，心里凄凉，对他说了些劝慰的话。三天后，董坚毅停止了呼吸，时年35岁。刘文汉 按 照他本人的吩咐，将他裹扎停当，由埋尸队的人将他抬埋到被雨水冲刷留下的一个地穴里。
刘文汉是原公安厅的干部。1948年11月在解放襄樊的战役中参军后，在抗美援朝前线英勇负 伤 ，1951年回国后在公安部政治部工作，主要从事改造罪犯的研究。 1956年1月调甘肃省公安 厅政治部工作。在鸣放中 ，他因发表了一篇讽刺领导道德败坏思想作风不正的小品文，他的顶头上司怀疑小品文所指 是自已，就将他划成了极右分子，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在反右派斗争中抄家时，还将他 历年获得的7枚奖章和纪念章搜走没收。此时，他只有23岁。
董坚毅死后七八天的一个晚上，刘文汉和窑洞里的难友都已睡了，忽听得外面有人喊：‘ 董坚毅，董坚毅！‘原来是他的妻子顾晓颖从上海赶来了，顾晓颖掀起窑洞的草帘子走进来，就着急地问：‘老董在吗？‘窝里的9个难友一阵慌乱，面面相觑，真不知该怎样回答。 在昏黄的灯光下，她认出了刘文汉，说：‘你是刘文汉吗？老董在信上说到你，老董他住在这里吗？‘顾晓颖拉下头上围的绿丝巾，露出她秀美年轻的脸，完全是一派江南女性温柔贤 淑的气质。刘文汉连忙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回答说：‘老董他走了七八天了。‘顾晓颖没听 懂他的意思，别的难友也不敢说破。这样，大家都沉默无语，不知说什么才好，直直坐了一 夜。
天亮后，刘文汉觉得一直瞒下去也不行，就告诉她：‘老董他走了七八天了，就是已经去世 了。‘一句话说出，只听得顾晓颖‘哇‘的一声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一直号啕大哭不已 ，难友们见过的死亡太多，都已麻木不仁，见到她恸哭不已的情状，一个个都无言地垂泪相对。两三个小时后，她伏在带来的大格子提包上饮泣，眼泪不断地从手指缝中流出。后来， 她终于镇定了下来，要难友带她去看老董的尸身。令难友们大吃一惊的是，到了埋葬老董的 地穴，地穴里空空如也，尸身不知到哪里去了。经过查问寻找，最后在后沟里发现了董坚毅 的尸身被扔在荒野里。这真是惨不忍睹的一幕！原来，董坚毅身上裹扎的毛毯、鸭绒被已被 难友们扒去，董坚毅尸身上的肉，已被饥饿的难友分几次切割吃完了，因为头上无肉，紫褐色的头颅还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顾晓颖一眼认出心爱的丈夫死后成了这般模样，就扑到骷髅 上，抱着 丈夫的头颅又哭又亲，哭个没完，亲个没完……难友们一个个都难过地低下了头，连劝慰的 话都不知该说些什么。
天慢慢黑了，大家劝顾晓颖回去休息，顾晓颖大哭说：‘我不回去了，我就和他死在一起， 我要和他死在一起。‘后来，几人劝了又劝，硬是拉着扶着顾晓颖回到窑洞里，一起商量 如何处理董坚毅的尸体。商量了半夜，提了几个方案，最后决定火化尸体，把骨灰由顾晓颖 带走。在难友们的帮助下，从附近找了3个农民，顾晓颖付给每人100元，外加一件毛衣（这 原是带来给董坚毅的），由农民找来了些柴火、树枝，后来又买来一桶煤油，将尸体焚化。 因燃料少，尸骨未能焚化成灰，头颅、骨头仍是原样。刘文汉拿出自己的一条在朝鲜前线带回的美军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上海。 这则惨绝人寰的故事，就这样画了个句号。
让我们回到当年明水河那悲惨凄切、一个个劳教分子正在临近死亡的环境里，再作一番补 充的描述。
也有极少数人在奋起抗争。当300多劳教分子搬迁到明水河后，其中有个目光犀利的小个子 ，他看到当时处境的险恶更甚于夹边沟。由于曾是一名铁路员工，电影《铁道游击队》又刚 看过不久，他迅即联想到要求生就应在擦身而过的铁路上想办法。日日夜夜疾驶而过的火车 上运输着丰富的物资，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面粉也正是从这条生命线上运输着，东来西去 。为了活下去，他认定应大胆地把着眼点放在火车上，从火车上取回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粮食 。火车是一个源源不断的供应线，只要自己胆子大，信心足，这条供应线是会充分满足自己 及伙伴们生存的需要的。他利用夜间及休息日沿着铁路线路仔细观察，不仅看到敞篷的货车 上有时会整齐地码着装满粮食的麻袋，也注意到离明水河车站不远处铁路拐弯，拐弯处车速 减慢，如果此时从货车上将装了粮食的麻袋扔向路边的山坡，然后人再纵身跳下，一切都会 很安全。此人是个思维严密，有多年铁路工作经验之人。他将这一思路反复考虑，认为万无 一失之后，下一步再考虑应吸收三几个伙伴一起干。从火车上往下扔麻袋，起码得有两个人 ，麻袋扔到路边山坡上后，还得有接应的人立即将麻袋转移或放到隐蔽的地方。没有可靠的 同伙，他一人将无能为力。可靠的同伙，首先要本人有胆有识，在这生命的危急关头，敢于 挺身而出，为保卫自己及伙伴的生命，有《铁道游击队》里那些勇者的智慧和意志。其次， 本人身体要健壮，有健康的体魄，麻利的手脚，才能完成此重任。经过3年饥饿的磨难，身 体健壮的受难者已很有限了，而这有限的健壮者，或者原来一直有些外援，或者对劳动 改造根本没看在眼里，他们一直把求生放在第一位，为生存而进行积极的斗争。
在明水河，劳教人员的生存条件又面临着新的挑战。路在何方？这有限的健壮的人，在愁绪 百结之时，一旦被小个子铁路员工挑中，便很快结合成为一个小小的偷粮团伙，略作操练， 便成为活跃在兰新线上高台县明水河路段的‘铁道游击队‘。这支小小的铁道游击队，原 本也都是循规蹈矩的公民，有工作，有饭吃，是顺民。然而，反右派斗争硬是把他们扩大到 阶级敌人的行列里，将他们发落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受苦受难，尔后又搬迁到更为艰苦难以生 存的高台县明水河。但，由于他们是属于觉悟最早的少数人，根本不相信所谓的劳动改造 ，而是非常正确地把自己的生存摆在了第一位，全力以赴地进行奋争。由他们三几个人组 合而成的偷粮团伙，在一开始便以绝对的把握取得成功。
他们谨小慎微，每次行动，都以保证三几人的口粮来源为目的，绝不扩大队伍，对于身边那 些濒临死亡的难友不动声色，不予任何救助，只是冷眼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个继续走 向死亡。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万无一失地把从火车上偷粮的活动继续下去，使有限的三 几人的生命线不致被毁坏。在特定的艰难条件下，他们只能作出如此的抉择。在此团伙内， 有一人名叫邹春生，他是河北人，‘三八‘式的原部队军官，我后来有幸与他结识，对他的 情况在本书后面将作出介绍。
在明水河奋起抗争的劳教分子中，还有一名胜利的逃跑者。他的名字叫程时雨，来农场前是 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教师，河南人。我与他相识在甘肃日报社，当时我们都是编辑 ，他同景超自然也是老相识了。1955年他工作调离去了省委党校，我们之间就再没见过面。 从酒泉夹边沟农场到高台县明水河，虽然同在一个农场，他和景超一直未遇过面。30年后， 我和他再见面，才得知他也是从酒泉夹边沟农场搬迁到高台县明水河后，经历了一番惊心动 魄的逃亡活动，死里逃生，才成为幸存者而活了下来。
程时雨于1958年9月被省委党校发落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后，一开始就面临着生存维 艰的局面。他已有5个儿女，被开除公职后，妻子一人担当起抚养5个儿女的重任，仅仅生活 担子就够她受的。她怨尤非常，不考虑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认为是丈夫自找苦吃，罪有应得 ，才将全家人推入了困境。所以，在程时雨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后，她很少去信，对丈夫重创 的心灵不去抚慰，更无经济和食物的接济。有时，程时雨在万般无奈中几次苦苦哀求，她才 会寄去聊胜于无的三五元钱，以表示她这当妻子的存在。到了明水河后，死人大量增多。每 天早晨，程时雨醒来一看，同一个地窝子里，总有难友已在夜里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