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尽管有些人内心不愿意撒谎，不过撒谎要明智些。这样，他除了可以保全自己外，还会给自己带来好处。政治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把置敌于死地放在第一位的。为了这一点，这些政治家们不惜睁着眼睛说瞎话，甚至伪造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讲话和言论。华国锋不是硬把他刚刚传达过的毛泽东指示“按既定方针办”说成是我们的伪造吗？其实，真正的伪造者正是他自己！
她当然知道周恩来的报告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
毛泽东了解周恩来的病情后，明确表示：“政府工作报告还是请恩来作，为了总理的健康，要给他准备一个不太长的报告，能让他一口气作完。”
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报告时，写了大量的批林批孔和研究儒法内容的东西，经周恩来的删改并报告毛泽东批准，成了现在的样子：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决不能因为批林批孔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而有所松懈。我们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并在斗争中建设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就是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要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推动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支持一切新生事物，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总理啊，我们谁也弄不清研究什么儒法斗争是想干啥，我劝你要谨慎些，不然会像过去那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残酷的现实，这正是我们需要重视的。”周恩来对邓小平说，“回去吧，回去再好好想一想，给我找出一个积极的措施，靠它能争得人心。这是最最需要的。”
这也是周恩来告别政坛的最后一句话吧，当然他当时并没有想到。江青看了这个揭发后，对张春桥、王洪文说：“看来，有人是想把总理当他们的旗帜，总理不上他们的当，这一点我很清楚，主席也很清楚。当然，总理要是反我们，他早就可以得手，何以等到他生病的时候呢？所以，你们千万不要上当。总理不是一个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跟不上主席，但他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点必须肯定。”
现在，华国锋们为了盗名欺世，把一些编造的谎言强加在自己头上，我不站出来讲怎么行？法律上不是允许反诉吗？我就要利用这一条回击他们！
她又想起了周恩来的一句话：
“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要背叛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谁要背叛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谁就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敌人，我们就像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刘少奇和林彪那样，把他们彻底打倒！”
这些话，还灵吗？江青这样问道。
第六章
起诉书把江青和林彪并列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引起她的极大不满。她对检察官吼道：真正反林彪的人，是我！
江青在修正主义法庭上义正辞严
离审判的日子越近，江青越是感到焦躁不安。
紧张？仇恨？恐惧？兼而有之。这种滋味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
他们会不会把自己枪毙？按华国锋会见外国记者的谈话。他们是不准备把自己判死刑的。但是，华国锋能不能左右局势？她不得而知。大量的事实证明，华国锋已经成为傀儡或者叫“木乃伊”，她很喜欢这样称呼这位堂堂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点本事也没有的家伙，当初怎么瞎了眼睛，选了这么一个反复无常的东西！
江青反复阅读那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不住的冷笑。真有意思，全然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审查确认，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帝、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失败，林彪等叛国外逃，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被揭露和粉碎。以江青为首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继续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被揭露和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是难以估计的……”
江青忍不住提笔在这份起诉书上批道：“真是一份难得的教材，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杀人的和被杀的统统搞在一起，是见其炮制者的昏庸和卑鄙。谁人不知，林彪最恨的是我江某人？今天的审判者哈哈就是林彪的同伙和继承人。这是一场贼喊捉贼的骗局和把戏。”
往事的回忆，更使她久久难以平静……
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以后，林彪和陈伯达把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其实他们最仇视的是江青。他们知道，江青是张、姚的真正后台。
脾气自傲的林彪是不会甘心情愿的。
林彪不止一次的说：“文化大革命已经走向正轨，解放军的作用可能要转向国防，文人的力量要加强。笔杆子该起作用了。我看，张春桥很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说不定会取代我。”
一九七〇年八月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的这种感觉更加强化了。
“最坏的家伙是江青。一切的一切都是她起的作用，她是现代的武则天，她是想用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作工具，自己操纵国家和我们的党。”林彪多次和叶群、黄永胜等人讲，“中国要想发展，必须除掉江青，我们要让毛主席下决心，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一切措施。当然，我们尽可能不这样做。”
江青不是傻瓜，她早已看出了林彪、叶群对她的仇恨和不满，但是她不表现出来。说老实话，在中央的这些老将帅和领导人中，她对林彪才真正有敬畏之感。
那些天，她总是在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喜欢读书，他一辈子不能离开书。而她，也是喜欢看书，而且喜欢练书法。她的字，毛泽东非常欣赏。
江青觉得自己很熟悉丈夫。每天整理他的床铺，更换他的衣服，擦洗他的文房四宝和书桌、书房。有时候，她久久站在挂着毛泽东手书诗词的条幅下，浮想联翩。
林彪事件的爆发，使毛泽东像害了一场大病，毛泽东最痛苦的是他不能再像往常那样自由自在地谈论天下大事了。他必须对林彪事件作出合理的解释。尽管他随心所欲地可以指挥全党，但严重的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不能离开他制定的党的纪律和规定，也尽管他有一定特权。
作为党和国家、军队的缔造者，这是历史的地位和需要所决定的。他很清楚，这种权威和地位，今后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他的思想和路线可以学习，他的独特的指挥方法及权威绝对不能有第二个，否则只能给他带来灾难。
林彪的下场，难道不是一个证明吗？江青这样想。
那天，她在给毛泽东读书，给他读书，谈何容易！
毛泽东书房的书，她几乎都浏览过。她对古今中外的书卷，熟悉得如在掌中。而毛泽东更是如此。给他读书，一个字的错误，他都辨别得非常清楚。
江青读了柳宗元的《封建论》后，对毛泽东说：“柳宗元在论证‘封建’制被郡县制代替的合理性以前，先追溯了‘封建’制的起源。他认为，在远古时代，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像荀子那样，‘假物以为用’，也就是借外物为自己所用。借外物为用必然会相争，相争不息必然会去找那能评判是非的人，于是就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各级统治者。相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几个国的国君都去听从威望最高的人的命令，他就成为天子。所以天子是最后产生的。从天子到乡里之长，凡是有恩德于人民的，他们死后，人们一定要继续尊奉他们的后代为首领，因而形成世袭相承的‘封建’制。柳宗元的结论是，秦以前分封诸侯，世代承袭，割据独立的‘封建’状况，‘非圣人意也，势也’。也就是说，这不是某个人的意志所造成的，而是时事——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所造成的。他所谓的‘势’，当然没有也不可能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去理解，但至少他认为，‘封建’是客观时势或环境所造成的。这种看法，在当时还是进步的。主席，我的看法对吗？”
毛泽东说：“你的见解是对的。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林彪想搞权力再分配，所以他才主张设国家主席，说穿了，就是他想当国家主席，世世代代为王嘛。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破一下嘛。不设国家主席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不能搞那种世袭制，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