俅更富有欺骗性。”
江青知道他这番话的矛头所向，但她没有采取措施。因为她知道。即使现在她向毛泽东讲到这些，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的行动。
江青想到这里，又翻开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那篇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文章，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就指出：“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个人自己打主意。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分子’。不是有起义将军吗？这是‘起义文人’。这一件事，敌人和我们两方面都高兴。在敌人方面，看见共产党员‘起义’了，共产党要崩溃了，他们很高兴。这一回崩溃了多少呀？上海不晓得，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点，也许是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点。这种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就高兴得很。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满脑子唯心论，你钻进共产党、青年团里头，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动摇分子。所以，在我们方面，看见‘起义’的，我们也高兴。那一年清党、清团清得这么干净呀？他自己跑出去了，不要我们清理。”
江青认为，这段话同样适合今天的实际。天天说他们是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死活不认账。今天他们统统都亮相了，事实证明没有冤枉他们。她又想起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时和她说过一句话：“我是主张历史应该有点反复的。反复才能识别人，看清人，考验人。正像列宁讲的，大革命高潮到来时，所有的人都会宣布他是革命者，连混蛋都会是革命的。但是，反革命一上来，相当的一个多数都要反正。所以，我看还是多一点反复好。我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的演习。真正的反复辟斗争还在后头呢。”
江青多么希望这场斗争会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啊！
第二章
江青对检察官说“我才是保总理的！”文革中反周恩来的种种内情，又一一浮现在她的眼前……
江青在1970年代后期参加国庆游园
江青一听检察官让她谈他们反周恩来的计划和原因，立刻火了。
她气愤地说：“你们说我反总理，究竟有什么根据？不错，也许我和总理亦一些问题有分歧，这在党内是正常的，毫不奇怪。根本扯不上是反他。”
“你们搞的批林批孔和评论‘水浒’，难道不是一场阴谋？”
江青冷笑道：“看来，你们对当时的历史一窍不通，也根本没有吃透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这是很可怜的事。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七四年初，毛主席亲自审批了由姚文元同志执笔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文章说得非常清楚：“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同中外反动派作斗争、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同时，反复地批判孔学，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段话讲的明白无误，如果不是别有用心，是决不会把它和周恩来同志牵扯到一起的。”
连检察官也不得不佩服她的记性，时隔几年，她对过去的历史还记得那样清楚和完整。看来，让她回到今天的现实当中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她只能靠过去的回忆来过日子了。
讲到评论《水游》，江青更是滔滔不绝了：“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市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将有力地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这丝毫没有要整周恩来同志的意思。有人故意这样讲，只能说是别有用心。要说实事，我要告诉你们，我保总理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江青说她保周恩来，是指十三年前的事：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周年纪念日，对江青和那些文革新贵无疑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但对于周恩来来说，却恰恰相反。一些企图在一个早上就要手握大权的人，把下一个要整的锋芒对准了周恩来。导火线是从红卫兵发现了周恩来的一份历史材料开始的。材料最初落在关锋和戚本禹的手里，很快江青就看到了。她报告毛泽东以后，毛泽东让她采取谨慎的态度。
紧张的会议和文件的处理之后，周恩来第一次休息了一下。
已经观察了好几天，毫无结果。那几个工作人员都是规规矩矩的人，谁也不提防会被别人监视，就是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中央文革小组还会派人在秘密地盯梢着他们。这样，负责监视的人的任务就显得很容易，非常枯燥无味。
周恩来注意到毛泽东最近和张春桥的一次谈话。
张春桥曾问毛泽东：“左派到底有多少？”毛泽东回答：“大概百分之十吧。”张春桥又说：“到了运动后期了，左派是不是会多一些？”
毛泽东说：“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吧。如果都是左派，也就都不是左派了。”
张春桥深有体会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啊，我看在革命时期，走在革命前面的总是少数，但要争取多数。在新的难度面前，左派要从少数到多数。唉，左派永远不会是那么多的呀。只有世界观非常革命化，真正坚定地、彻底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左派组织是标志着大方向和整个路线的，不容易啊！”
对此，周恩来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他很清楚现在的左派意味着什么。
不但是他，而且整个中央的高层人士都在观察着目前的局势：
还在一九六六年十月，被中央文革支持的那个叫吴传启的就说：“我们有没有雄心壮志使学部成为北京各机关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现在北京还没有中心，我们抓两条路线斗争比清华还早，搞好有条件。提到路线斗争没有界限，要加强串联，到外边去，我们要成为第四司令部。以毛主席为首的左派是第一司令部，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是第二司令部，周恩来还有一个司令部，我们就是第四司令部。”
周恩来闻之，冷笑一声：“简直是狂妄。”
有人揭发，吴传启是由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人支持的。他和林杰、赵易亚、穆欣及潘梓年、陈大伦等人是一伙的。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声张。他当然不知道，有人从他的眼皮底下偷偷地整理了一大包材料，送往钓鱼台。收件人下班时收到了东西，并马上送到了十一号楼。
还在前三、四天时，毛泽东决定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彭真问题的决定向全国公开，在游泳池他的住地开会的时候，他突然问起了三十年代临时中央在上海的情况，询问起顾顺章和向忠发被捕叛变的问题，而且问得很详细。
这使周恩来感到有点纳闷：是不是老人家又要追究自己在三十年代执行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呢？
毛泽东说：“恩来在大革命和搞地下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被捕过，所以不存在着叛变的问题。刘少奇口口声声吹嘘他是什么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但他几次被捕，而且过不了敌人的审讯关。这叫什么正确路线呢？相比之下，还是恩来的办法多。”
江青突然问道：“总理，你在三十年代是不是有一个化名叫伍豪？”
周恩来点点头：“不错，我在党内的代号是五号，以后就叫伍豪了。”
“据红卫兵揭发，他们从三十年代的报纸上发现了你的一些问题，到时候再和你讲吧。”江青冷冷地说。“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其实，毛泽东在这个时间里，已经向康生了解情况了。
康生说得很清楚：“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因为顾顺章在被捕前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党的情报保卫机关即特科的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所以他的叛变对党中央各机关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在当时形势异常紧急的情况下，周恩来挑起了全面负责处理这一事件的重担。我和他，还有其他的同志，比如陈云等人，都参加了处决顾顺章的家属的战斗，迅速把局势稳定下来，使敌人妄图破坏我党中央机关、逮捕我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计划遭到破产。”
那天，周恩来刚进他的办公室。房间是长方形，约三十尺长、二十尺宽，满铺地毯，办公桌和书橱典雅而朴实。他的旁边是两厢双层花玻璃窗，下面是花丛。右边墙角有一个门，可能是通往卧室的。左边墙上有两个门，一个半开着，另一个关着，估计是通往内廊的。
坐下不久，秘书就送来了当天的文件。
翻开第一篇，周恩来的脸刷地变了。那是一份报上来的材料，有江青的亲笔批示：“请总理阅示。”材料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上海《申报》上刊登的题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