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丑不是个人的，而是国家的丑啊。我们请了这么多的法律方面的专家，有任何问题都是不应该的。”
到这时，邓小平该最后表态了。其实，从一开始，有经验的观察家就预感到了，这次审判江青的最高决策者不是华国锋，而是他邓小平。华国锋当初要逮捕江青等人，一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二是为了成全英明领袖的美梦。作为已是所谓毛泽东的接班人的他，决不会让把到手的肥肉再丢给别人，哪怕是帮助过他的人。当江青口口声声要他出来作证的时候，他就知道江青要说什么了。他不愿意给江青提供这样的机会，传出去对他的声誉并不好啊！
所以，他在审判两案指导委员会起草起诉意见书的时候，再三给有关的人布置，一定要回避一些讲起来十分敏感的问题。看来，他的意见还是得到尊重了，尽管他也预感到，他在中央的地位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这毕竟不是好兆头啊，
“不能再等了，立即准备审判工作。用什么形式呢？”邓小平边问边答，“成立特别法庭，搞一审终审，不给他们什么上诉的机会。江青要狠狠地判，这个家伙杀头也不为之过。对黄永胜可以判轻点，他还是有功的人，和江青他们不同。王洪文虽然低头了，但这个家伙正年轻，放他出去后，还是要闹事的，总之是个危险分子。我现在不讲那么多了，一句话，就是要快点审。越快越好，”
散会后，彭真对他说：“给大家鼓鼓劲，争取在中央动华国锋的时候先把敌我矛盾解决了。中央进行一些组织和人事方面的安排毕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江青、林彪他们有着性质上的不同嘛。你说呢？”
“是的，我们要用这次审判来为下一步的人事调整作些前期的准备。”
此刻，江青在干什么呢？她还在读书。除了读书读报，她几乎无事可干！
她又对法家们的著作有兴趣了。记得还在五年前，毛远新问她：“为什么法家的代表人物在历史上的下场都不是太好呢？这里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汪东兴当着江青的面笑着对他说：“你这是看戏落泪，杞人忧天，替古人操心。费那些闲心干什么？反正是过一天等于两个半天。”
江青可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不过，毛远新的问话还是把江青难住了。是啊，这个问题还是很不好回答呢。倒是张春桥解释了这些历史上的现象。他说：“革命的法家代表人物，他们的每一个措施都必然要触犯那些既得利益者。一旦既得利益者复辟了，就会以十倍的疯狂和百倍的努力来迫害他们。这就是法家人物一旦失败了，其下场更加悲惨的一个原因吧。”
每到这个时候，她就要想起毛泽东的一些话。
毛泽东生前已经看到了中央内部新、老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是，他想通过他的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在弥留之际多次说：“你们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这话多么语重心长，但是感动不了这些老爷们。可见，政治斗争是多么的残酷和无情啊！江青这样想道。人呀人，是多么可笑而又复杂的高级动物呀！当初，政治局的多数人，在她面前信誓旦旦，表现得是那么的坚强和勇敢，包括华国锋，都是一群奴才嘴脸。可是，毛泽东的这条船刚刚开始下沉，人们的态度就变了，变了！她想起鲁迅在《半夏小集》中的一段话：
“‘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现在，那些曾经痛哭流涕地检查自己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好像突然间以“走资派”为光荣了。原来的检查和保证，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什么奥秘在其中，江青很想研究研究了。
“你们给我的女儿捎话，把我的《鲁迅全集》拿来，我要学习鲁迅的几篇文章，现在，我和他的心是完全地相通了。他在国民党的围剿中写的那些精言妙语，和我在党内走资派的围剿中的思想实际，有着惊人的一致了。”
江青肆无忌惮地、毫不遮掩地对监管人员这样说。有时，连监管人员也感到奇怪，这位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从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劲头？因为他们都不是政治家，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
当江青看到毛泽东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的若干按语时，那一幕幕往事浮现在她的眼前。也许她认为有她后悔的事件，也许她认为她永远是正确的，她日日夜夜提防的那些人并没有干她担心的事情，倒是她和毛泽东最为放心的这些人却干出了她和他经常提防的那些事。
江青想起了当年她批判林彪时的一句话：“孔丘和林彪是一丘之貉，孔丘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林彪要把我们亲手打倒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党内走资派再扶植起来，他们都是要复辟的，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还会有我们的好日子过吗？”
这一次，终于还是实现了。不过不是林彪，而是毛泽东认为最听他的话的老实人华国锋。
当江青过上了她曾经使许多人过上的那种日子时，倒使她有时间来回忆许许多多的被她打倒的那些人的倒霉经过，也许这对她是一种更好的启发吧。
她又想起了胡风。她本和他有着同样的对手，但是她和他们不是一样的人。这莫非也是一种历史的讽刺？江青想到……
一九五四年九月，江青在翻阅报刊时，被山东大学的校刊《文史哲》第九期上的一篇文章吸引住了。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关于及其他》。署名是：李希凡、蓝翎。江青看了这篇文章，不禁喊出声来：“到底有人向资产阶级宣战了！”不过，她对两位作者的情况一无所知，毕竟是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嘛。
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兼秘书，每天都要浏览很多的报刊和资料，然后把她认为重要的文章和有用的参考材料送毛泽东阅读。应该说，江青是很尽自己的职责的。这几天，她和毛泽东正在阅读《红楼梦》，而且毛泽东和她就里面的人物和思想进行了多次的谈话和讨论。也正因如此，这篇文章很快被江青所喜爱。
江青叫人打电话了解情况。原来这两位作者都是年轻人，一个今年二十三岁，另一个也不过二十六岁。他们都是山东大学的毕业生，对《红楼梦》的研究刚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开始便对红学专家俞平伯的观点产生了质疑，于是写了这篇批驳的文章。他们的某些观点，恰恰和毛泽东不谋而合。这对江青来说，无疑是个亲切的信息。
“润之，这是一篇令人很振奋的文章，你看看吧。”江青把这篇文章介绍给毛泽东，然后又把作者的情况作了说明。
毛泽东很快就看完了，正像江青所预料的那样，这位党中央主席马上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他对江青说：“你去找周扬他们，先在报上发表，然后展开讨论。”
江青对周扬的历史有所了解，知道他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几个月后正赶上蒋介石的清党，他便逃往日本。一九二九年初，在日本大检举时，一度被捕。出狱后回到国内，在田汉等人的介绍下参加了“左联”的工作，和夏衍、阳翰笙、冯雪峰等人在一起领导文艺工作。一九三二年周扬在党内担任了“中央文委委员”和《文学月报》主编的职务。到了一九三二年，他又成为“左联”的党团书记，和田汉、夏衍、阳翰笙等人配合得非常融洽。但是，鲁迅对他们的一系列主张十分反感，撰文批驳了他们的一些观点。
江青和他们在三十年代就认识，但是对他们始终没有好的印象，周扬等人也没把江青放在眼里。
他们都低估了这位不寻常的女人。
“李希凡，蓝翎是什么人？这样的文章怎么能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周扬和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邓拓都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
周扬说：“党报可不是自由讨论、自由辩论的场所，别说是小人物，就是有一定资历的人也不一定能在这份报上随便登文章啊。”
江青并不和他们争论，也没有转达这是毛泽东的意见，扭头就回到中南海了。江青从不在任何人面前说一些大话或威胁别人的话，甚至还要故意示弱。她是处处用最后的实力来显示自己的不可战胜和得罪自己的最后结果的。往往当人们意识到这位女人的力量时，一切都会悔之晚矣。
江青和毛泽东还有一个相同点，他们喜欢破格地扶持一些本来无名无势的“小人物”，直到把他们一下子提拔到吓人的高度。
毛泽东听了汇报，微微笑道：“他们看不起小人物，别忘了他们也是从小人物起来的。那好，我们就来个专门扶持小人物，看他们将来怎么办？我早就说过，俞平伯是胡适派的代表人物，解放以后，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评，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而我们那些共产党员却采取了投降主义的错误立场，这就把事情弄得很复杂了。可恨的是我们的这些共产党员是干什么吃的！”
江青冷冷地说：“他们的眼里没我们，他们狂得很哪。那些胡适派的专家、学者自以为他们捧的是了不起的真经，其实不过是毫无用处的破烂。《红楼梦》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他们怎么能理解得了？除了武断地作些臆测或推断外，再没有什么别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