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 第57部分

毛泽东开始阅读胡风的信件：

“……要做商人，只得和对手一起嫖赌，要在这圈子里站着不倒下，也就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即如这几年的跳加官罢，实际上应该失陪，或者简直应该跳他一个魔鬼之舞的，但却一直混在蛆虫里面。对于大师每的回敬，太斗鸡似了，气派不大。有一种用橡皮包着钢鞭打囚徒的办法，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我认为是个好办法……”

毛泽东吃了一惊：“没有想到胡风对我们党和党的文化领导人竟有如此的仇恨，太危险了，为什么他们就看不出来呢？”

江青说：“依靠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这些人，哪里能发现这种隐蔽着的反革命呢？他们也不是好东西。在四·一二大屠杀后，这几个人有的叛党逃跑，有的消声敛迹以求活命，有的则卖身投靠到蒋介石那里去了。比如田汉就是跑到蒋介石的政治部里任职去了。他自己说，他到那里是因为哀叹南京武汉分家，出于对蒋介石的英雄的心的同情，表示‘愿意跟着蒋介石走，渡河杀敌’，‘遂直捣黄龙之愿’。他到了南京以后，在蒋介石政府总政治部宣传部主任何公敢的属下，掌管电影戏剧方面的工作。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田汉以国民党政府艺术顾问的名义，到日本京都、大阪、东京去聘请电影舞台装置师，准备拍摄他的为国民党歌功颂德的影片《南京》。他说：‘实在讲所谓革命的武汉也不是那么可以赞美的，所谓”南京政府“也不是没有可做的事’。这个人……”

毛泽东打断她的话说：“现在是批判胡风，其他的事一律不提。到处出击是什么事情也干不好的。从现在起，和周扬、胡乔木、田汉等人的恩恩怨怨再不要讲了。起码十年之内不讲！”

毛泽东继续往下看那几份材料：

“我计量了太多的仇恨，而又觉得对象们组成了庞然的存在，所以想用集束手榴弹的战法给他们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些人的可恶和可恨，是难以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所说明的。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能够获得了皇帝的支持？皇帝不懂装懂就要害相当的一批人了……”

毛泽东看完材料以后，从床上一跃而跳下来，大声说：“变了！性质完全变了！我们过去虽然不同意他的文化方面的观点，但是始终是把他当作进步的文艺人看待的，可是他却把我们当作敌人来对待，这就不是小问题了。”

“他反对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反对我们整个的党，”江青说。“我一看这份材料就感到胡风的问题要升级。周扬他们的按语得重新写。”

毛泽东说：“你给他们改写一下，然后送我审阅。看来我也得做文章了。要不是革命成功，我当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我就要当我的作家和评论家去。我最喜欢的差事，还是写文章。现在，胡风给了我一个条件。这一段，正愁着没有文章可作呢。江青啊，我看这篇按语是不是你先写一下呢？”

江青笑了：“我估计你要把打草稿的任务交给我的。”

“巾帼女将，披挂上阵嘛。”毛泽东也笑了笑说。

江青写东西很慢，整整一个下午的空儿，一篇近千字的按语出来了：

“胡风的一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他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进步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

江青写到这里，写不下去了。她用牙齿咬住铅笔的顶端，用心思索起词汇来。

“来，我替你接着写！”不知什么时候，毛泽东出现在江青的身后，从她手里抽出笔，坐在桌子的另一边，接着往下写起来。他的用笔，如行云流水，气势立刻蓬勃而出：

“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接受党员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意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该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作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作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江青说：“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发动群众，搞一场运动了。”

“这场斗争，看起来是一个胡风的问题，其实通过胡风要教育一下文艺界所有的人。对秀才们不一定要用棍子打，杀鸡给猴看就足够了。”毛泽东划着火柴，点燃一支烟卷，很有滋味地品了一口，接着说：“我从来不怕什么秀才造反。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十年也不成。但是，这些知识分子们的反动言论如果不及时批判，会影响其他，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所以，对这种反动的思想，要在它们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要除掉，不能让它产生气候。”

“我明白了。”江青对毛泽东的这种大家气度，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些年来，她从毛泽东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她很想在一定的时候，试一试她的这种指挥作战的才华。本来，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她表现的极好时机，但收尾却是这种局势，她感到了一种难以启唇的羞辱和愁扰。

那天，毛泽东又把前头的段落作了若干修改，吩咐江青叫人抄出来。

这样，原来由周扬等人认定是一个属于人民文艺思想上的分歧和小集团的问题，被上升到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了。原来的按语，无论是内容还是词汇，都是很温和的，现在一弄，整个气氛大变了。

三天后，即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周扬的信上批示：

“周扬同志：按语不好，改写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陆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天下午，来我处一商。”

当晚，周恩来打电话，询问关于胡风按语的起草情况，他的话语很谨慎：

“如果主席对胡风的问题作了考虑，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不过，考虑到胡风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在研究他的事情上是否给他一条出路，请主席深思为盼！”

江青说：“胡风的问题现在显然已不是什么简单的‘文艺思想’的范围了。据我们掌握的材料看，胡风于一九二八年跑到日本，一九三二年春在日本被监禁了三个月，后回到上海，混进左联，伪装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段历史是可疑的，我们还应该查清。主席的态度是继续揭露这个反党分子，其余的问题等揭开以后再定。”

周恩来表示：“那就按照主席的指示办吧。”

这样，从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到六月十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江青替毛泽东起草，毛泽东也亲自写了一部分按语和序言。

毛泽东指出：“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上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

经江青起草、毛泽东修改后的批示指出：“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作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我们从胡风集团的阴谋活动这一事实，必须取得充分的经验教训，必须在各个工作部门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除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的胜利。”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批判胡风和他的集团的同时，全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又有相当一批人落到了和胡风一样的遭遇。对此，全党全国一致拥护。

江青知道，毛泽东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人都会在他面前低头鞠躬的。

按照常规来说，伟大领袖的权威不会因为他的去世而马上消失，但是作为毛泽东的妻子，他们竟能在一个晚上从天上打倒到地下，这里又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江青苦苦思索着，思索着……

“这场戏，他们打算怎样收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