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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毛泽东一块坚守陕北，留在前线，成了江青最为得意的一笔。
第二十二章
解放战争期间，江青在毛泽东身边曾参与了一些重大战役的部署工作，因此，她自称：“我是协助毛主席打天下的！”
江青在1964年
江青在监所里和监管人员大吵起来，原因是江青写的一篇答辩文章找不见了。她怀疑是监管人员给她抄走了。“你们侵犯人权。就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也不会不准被告人答辩呀。你们通过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也没有剥夺被告人辩护的权利，为什么害怕我答辩？可惜我不能和姚文元见面，要是允许我们一块儿研究问题，我们一定能够争取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你们连法西斯都不如！”江青冲着铁窗怒骂道。
但是，不管江青怎样叫骂，监管人员没有一个出来搭理她。他们知道，只要这个特殊的犯人不会越狱逃跑，他们就算完成了任务，如果想让毛泽东的老婆像末代皇帝那样地认罪服法，那可是比登天还要难的事情。她可不像王洪文和姚文元那样简单，他们完全是凭着江青或毛泽东的保护上来的干部，毛泽东归天，江青被捕，他们就完全丧失了赖以发展的靠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低头可真是有掉脑袋的危险。
不知怎的，江青突然想起了《贺后骂殿》这出戏，又想起了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和蒋介石弄不来，经常吵闹的故事。但是，不管是宋二世还是蒋介石，都没有对贺后或何香凝这些人采取什么强硬的措施。华国锋、邓小平连他们的半点容人之量都没有。现在她才想起了这一点。
她又想起了毛泽东一九六八年初和她、张春桥的一次谈话。
毛泽东对他们说：“依我看，这次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好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所有参加这个大革命的人能不能进行斗私批修。这是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世界观的问题。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人，就是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捞一把，所以他们都不能容下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要采取各种方法陷害姚文元同志和其他的同志。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所以，不管是什么人，如果不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个人只会变成昙花一现的人物。”
华国锋为什么能够在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就干出这样的事情来？说穿了还不是想当中国的第一把手吗？这就是典型的“私”字作怪。
但是，这些人却一步升天。而自己呢？毛泽东曾经当面对她说：“你的安排问题还是由我死了以后的政治局考虑吧。我不能再次亲手提拔我的老婆。”所以，他死了以后，出现了这样的事情。这一次轮到自己来好好地思考这些问题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按说华国锋和邓小平应该给她一定的面子，让她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他们觉得不过瘾，非要把她置于死地而后快。这就暴露了他们这样搞的目的不是完全为了她，而是冲着毛泽东来的，他们不过是指桑骂槐罢了。所以，她听说张春桥从被捕之后，不但不向当局低头，而且每次提审他都故意昂着头，目不斜视，真是一个真正的硬骨头。那些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资派们，哪一个敢这样蔑视最高的统治者？只有张春桥是这样。
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底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华国锋谈话时就说：“我看，文化大革命的算账派不会少了。这场运动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举动？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人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估计本世纪是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结论的。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后代们去评论吧。”
这位伟人讲这话的时候，在场的每个人谁都没有从最坏处想这个结果。
听得出来，毛泽东对他身后的事情也是底气不足的了。不过，谁也不敢往这一方面去考虑事情的结果。但是，毛泽东生前一直防止和警惕的事情，在他死后的一个月之内完全变成了现实。只不过，替他遭受灾难的是他的老婆和他一手提拔和重用的所谓新生力量。江青这样念叨着。
张春桥曾用最精确的语言总结过这场革命：“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是最主要的敌人，所以，阶级斗争就突出地、集中地表现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走社会主义还是定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亿万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冲破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层层枷锁，向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坚决粉碎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反扑，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他们的权力重新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中，极大地强化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地位。同时，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还揪出了一批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和隐藏在各个角落里的牛鬼蛇神，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用毛泽东思想对各个领域内的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了革命的大扫荡。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使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现在，这一切全部、彻底地落空了，好像作了一个梦。
想到道里，江青感到自己的呼吸都艰难了，实在憋不住了，呼地从床上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她自己都感到声音有点抖。
一九七六年的元旦一过，周恩来就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当他的遗体送进熊熊的火化炉中的时候，一些人痛哭地扑倒在地，张春桥就说：“算了吧，别为个死的再倒下个活的。”
有人听见了破口大骂：“呸，你算个什么东西！周恩来是和我们这个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你们这些臭笔杆子怎么能和周总理相比？”
江青听了很有点吃惊：“我们是和文化大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呀，为什么不能和他相比？毛主席说他一生办了两件事，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是等量齐观的呀，为什么人们的看法就如此不一样呢？”
她被捕的时候，曾经问那个抓她的人：“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你得罪的人太多了，文化大革命中你积怨太深。左一个一小撮，右一个一小撮，加起来成了一大批。人家都把你们恨得咬牙切齿，你们还在那里解放这个，解放那个地搞什么宽大，这不是活活地欺负人吗？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你们不倒霉谁倒霉？谁也不敢跟着你们干了！”
江青批评人多，但她自认为自己是个不记仇的人，早把过去的一些事情丢掉在脑后。没有想到别人却一件一件地给她记得非常清楚。这还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结局吗？
她刚刚被关押起来以后，也曾经哭得很伤心，肩膀一抖一抖地说：“我的命好苦啊，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最后落了这样一个结局，我怎么会甘心呢？”再后来，她反而不哭了。她不愿意让别人看她的笑话。她要凭着自己的努力和他们展开斗争，这才是她应该干的事情。
她也曾不止一次地反省自己的过去，但是怎么也想不出自己究竟有什么过错。唉，错就错在不该把邓小平从江西解放到北京来。毛泽东为了树立一个能够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并且改正了错误的人一道工作的形象，把整个革命的成果当作儿戏般地变来变去，谁的话也听不进去，这还能不犯错误吗？要说错误，就是自己没有很好地抵制这个错误的决定。邓小平鬼得很，他很会利用毛泽东的心理，抓住他在林彪死后急需大批有经验的干部这个空隙，从地下爬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继续走他的老路。
这时，不知怎么搞的，她又想起了解放战争时期她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日日夜夜。那时为了打倒蒋介石，毛泽东费了多少心血呀！那时苦苦奋斗的果实，落到了谁的手里了呢？
是的，三十六年前，当蒋介石大规模地向东北派兵，夺取抗日的果实时，江青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中央指示，命令林彪：“从一九四五年十月下旬以来，蒋军在美舰的护送下，由秦皇岛登陆向我东北进犯，你们应该争取时间，以便展开全东北的工作。你们必须紧守山海关，顽强抗击蒋军的进攻，并且立即以锦州为中心，集中主力，布置内线作战，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当敌人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严重至相当严重时，我则可集中最大兵力，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每次歼灭其二、三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则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当时，进攻东北的蒋军只有三个军的八万余人，毛泽东认为他们孤军深入，地理不熟，脱离群众，弱点甚多，相比之下，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更优于蒋军，战胜他们是有充分把握的。
但是林彪却强调部队“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加上吃不惯高粱，又无群众的援助，很难集中作战。”导致蒋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占领了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等地。气得江青连声埋怨道：“林彪不是能守善战吗？怎么这一次白白地丧失了这么一个好的战机？真是！”
一九四六年三月，蒋介石一面就东北停战问题和毛泽东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