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什么是自己当前唯一正确的道路呢？
江青在这时候，才真正感到革命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重上井冈山，重新领导红军搞第二次革命！”毛泽东生前曾经和她多次讲过这样的话，现在这句话已毫无意义了，当年江青听起来是那么激动人心的语言，现在却是天方夜谭。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她指示姚文元写了《红旗》杂志十四期社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热爱解放军，信任解放军，依靠解放军，同时也要热情地帮助解放军。”但是，现在，这支可靠的解放军在哪里呢？
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盲目的乐观已经成了对自己最大的讽刺！
一九七〇年九月林彪在庐山失败以后，江青曾经和汪东兴谈过一次话，说得非常尖锐：
“你别以为毛主席老了，你就可以改换门庭，另攀高就。”江青指着他的鼻子说：“我对你是了解的，你和田家英都有相同的地方。只不过，他投靠的是彭真和刘少奇，你想投靠林彪和陈伯达。你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没有感情，你给林彪和陈伯达多次通风报信，这点我们是知道的。你不讲，迟早也会暴露的。”
正是开饭的时候，汪东兴却毫无食欲。他刚刚端起饭碗，耳旁又响起了江青的话音。这些年来，他对中央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细想后伯，越思越冒冷汗。
开会的时候，参加会议的人陆陆续续走进会场，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是因为中央的事情太多，还是其他的因素？或者是他的问题已经传出去，没有人再敢和他接触？
平素，人们看见他，没有不打招呼的。早晨，当他拎着文件包往办公室走的时候，有的人追着向他请示什么问题，现在这一切都一剎时消失了。
这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可名状的遗憾。所以，他想起江青的话不禁摇摇头：糟糕！
他对那个女人的厉害是最为了解。
以前，江青没有直接参政，她的话虽然汪东兴也要听，但那毕竟是另一层的服从。现在他对这个女人的话，已经到了按照组织纪律服从的地步了。而今，全党的干部都拿她的话作为圣旨对待，多少人因为对她的不恭而成为阶下囚，他怎能再等闲视之呢？
“东兴同志，庐山的问题没有完，要吸取教训呢。”江青唠唠叨叨地说，“你的教训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了，是不是？主席对你是爱护的，但不能以此作为屡犯错误的资本，我看这一回你再不好好地立功，可就再没有机会了。”
汪东兴对她的文革中的言谈和行动记忆犹新，深知其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青海高原的凯歌》对青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那天，江青来到中南海，一见到他就说：“你看，还是我们胜利了吧？我早就说过，迟早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毛主席在任何时候都是会站在我这一边的。毛主席的表态晚一点，那是为了看清楚每个人的政治态度，是对一切人的考验。一年来的情况，你都了解吧？”
汪东兴说：“我知道，去年青海省‘八一八’红卫兵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同青海省委内的走资派作了英勇的斗争，却遭到青海军内走资派赵永夫之流的镇压和屠杀。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下，他们浴血奋战，揪出了赵永夫，夺了权。今天，他们建立了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标志着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江青说：“建立这个革命的机构，实际是对一些人的警告。我早就说过，不要和中央文革小组唱对台戏，有的人就是不听，现在他们后悔也晚了。哼，谁要是和我不得了，我就让他了不得！”
听到这话，汪东兴当时就打了一个冷战。
江青神秘地对他说：“再过几天，《人民日报》就要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这可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你知道吧，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曾经讲过：‘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主席的这段话，指出了我们同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实质。”
果然，没几天，《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同时发表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宜将剩勇追穷寇》，都反复指出：庐山会议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大搏斗，彭德怀的失败是对中国赫鲁晓夫，即刘少奇的沉重打击，这场斗争使军权牢牢地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汪东兴反复地读了几遍这些文章，体会到其中的一些味道。
江青对汪东兴说：“从文化上打开缺口，这是毛主席的老办法，一用就灵。”
汪东兴说：“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嘛。”
现在，轮到江青开始反思了。为什么毛泽东用的非常精熟的策略，被她们一用就失败了呢？
江青在看《三国演义》时，突然想到：如果诸葛亮连用两次“空城计”，会不会当俘虏呢？
汪东兴也想到那一天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夏天重游井冈山时，就曾经问跟随他的汪东兴说：“如果打起仗来，我重新上井冈山打游击战时，你还跟着我走吗？”
“那当然，我肯定是跟着主席走的，绝不会动摇。”汪东兴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主席的人，都要跟主席在一起。”
“我要被杀头、坐牢、开除党籍呢？”毛泽东说，“现在斯大林不是被人家给打碎了吗？我也可能有那么一天被人家把我打碎的。那时，中国就得进行第二次革命，也就是说。第二次上井冈山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如果说，当时汪东兴对毛泽东的话还有什么不理解的话，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他对那句话的含义是越来越清楚了。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的的确确是作好了重上井冈山的准备的。
后来，他把这句话告诉了林彪。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汪东兴就看准了林彪。
那时，汪东兴就认定了林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干将，跟着他是不会错的。
彭德怀刚刚被揭露，林彪就和汪东兴谈过一次话。林彪说：“在路线斗争中，跟谁走是一个大问题，其他的都是小节。我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总是跟着毛主席走的。现在我还是看准了毛主席，其他的人都不行，没有前途。路线错了，一切都错了，路线对了，一切都对。战争年代，我们打仗靠勇敢，只要不怕死就行。和平年代，我们就要靠政治了，现在的政治就是跟毛主席。”
林彪的这番话，汪东兴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时笑了笑说：“林彪是个明白人，他也是经过多年的经验以后才懂得这个真理的。是的，思想和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历来强调我们是跟正确路线走，而不是跟某一个人。”
现在，他又有点糊涂了。
一九七〇年八月，庐山会议召开前夕，陈伯达和林彪同他谈话时，陈伯达很有感情地对他说：“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征程中，在艰苦的岁月里，在阶级斗争错综复杂的关键时刻，总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革命的前头，战胜了党内形形色色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革命人民指明道路，引向胜利。毛主席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和我国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研究了苏联出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惨痛教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他以无比的魄力，亲自领导和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由无产阶级自己发动的第一次大革命。我们的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他是继恩格斯、斯大林之后的最可靠的助手和战友。主席年事已高，我们主要还是靠林彪同志。这是我们的革命事业不变色的可靠保证。”
还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正在《解放军报》主持工作的毛泽东的女儿肖力，联合另外的两名年轻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公开揭发总政主任肖华和他支持的在军报的代理人赵易亚，指出：正是这个赵易亚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痴，破坏总政的文化大革命。并且和另外一些政治扒手相勾结，操纵“五一六兵团”，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那天，汪东兴得到消息后，立刻向江青作了报告。江青听了电话后，只是笑了笑说：“我已经知道了。你给我收集一下反映，特别是来自中央和军委的反映。毛家湾是什么表现，你也给我注意一下。我好像听到有人说，林副主席是支持赵易亚的，我不大相信。”
“我也听说林彪同志对刘志坚和肖力同志有好的印象。”汪东兴说：“我看他在这种情况下是会支持肖力同志的。他很清楚肖力同志的来历。”
江青哼了一声：“他不支持，照样是刘志坚他们的下场，文化大革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要挖到修正主义的老根子上。当然，林彪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总的表现还是好的。”
“江青同志，肖力同志的大字报中说，他们和政治扒手勾结，我不知道是指谁？”
江青哈哈大笑道：“谁反我们就是指谁。我可以给你透点风，很可能是我们中央文革的，但不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