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 第104部分

一开始，说江青是直接负责刘少奇专案的证据，就是原来专案组的人员证实，谢富治对专案组的人多次说，刘少奇的专案是江青同志直接抓的。但是，缺乏原始的书证。

具体办案的人翻阅了为刘少奇平反准备的上百本案卷，终于查到了谢富治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在一个报告上的亲笔批示，明确指示刘少奇的专案是江青亲自抓，这是很有说服力的。

然后，他们继续调查，又找出江青的信和谢富治、汪东兴的检查以及从六百多盘录音带里辨听出的江青的讲话，这就是为充分地证明江青是这个专案组的总策划。

审判长按照原定的方案，今天的审判只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现在已经实现了原先的预定计划。所以，他很满是地宣布：“今天的庭审到此结束，休庭。”

但是，所有的人包括江青在内，都知道并不会这么简单结束，好戏还在后头呢。

毛泽东同刘少奇的矛盾由来已久，但是到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他才终于下了决心：从组织上解决刘的问题。为此，他要借重林彪的力量。那年二月中旬，在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主持下，许立群起草了《中央转发各单位关于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批示》。文件只字不提林彪提出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口号和内容。刘少奇让许立群了解解放军在农村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情况，说：“林彪搞的这一套，实际上是用学习毛主席著作来代替四清运动”。他在有关的文件上批示：“四清运动中只能学习有关的文件，不能用其他的材料来代替中央的两个十条。”

就在这年二月下旬，林彪拿着刘少奇二月十九日对《工交会议的一些指示》来找毛泽东和江青，见面他就说：“你看，刘少奇这个王八蛋又再攻击解放军了，他同我是有仇恨的。他在这个指示中，诬蔑毛主席领导的工作‘有错误，对错误的看法，一部分是可以避免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主席呀，是要和我们算账呢。还有邓小平，也在二月二十六日的工交会议上，提出‘政治挂帅要落实到业务，思想工作要落实到生产。’明明也是和我唱对台戏嘛。”

毛泽东很沉着地对林彪说：“让他们唱嘛，物极必反，谁要是闹到后来不走向反面才有鬼呢。我是后发制人。忍耐是有限度的，我就不信中央的多数就是听他刘少奇的。我看，我们还是一个一个地来吧。眼下打好两个仗，这个先不要提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中共中央召开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邓小平对罗瑞卿讲的话引起了林彪的恐慌。邓小平说：“罗瑞卿总觉得冤枉，有委屈。我看，罗瑞卿同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不同意就不同意，我们党从来就不强迫人承认错误。如果你罗瑞卿承认你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坚持呢？还有揭发的事情，你不同意可以保留嘛。彭德怀实际上已经作了结论，他写了几万言书，企图翻案，现在还分配工作。”刘少奇也接着说：“小平的意见是对的，你有什么话一是可以讲，二是可以保留，将来让实践来检验。”

林彪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看出来了吗？他们杀气腾腾，留待反扑呢。现在我们不解决他们的问题，就是将来他们要解决我们的问题的事情了。”

江青对林彪的话很有感触，也对毛泽东说：“风声鹤唳，战鼓咚咚，这场斗争可是不简单哪。”

毛泽东自有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选择的时机。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有意点文化部门说：“少奇同志在文化革命上是怎么想啊？我看，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部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譬如姚文元同志和张春桥同志就是这样的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解散了的那个农村工作部。少奇同志再在这个问题上犹豫，就要犯大错误。我对原则问题从来是不让步的。这次会议也算是个招呼。”

此刻的林彪，没有参加会议，他在从容不迫地和军队的一些负责人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部署着一场称之为“防止反革命复辟的战略措施”。

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刘少奇毫无觉察。他同样是在执行着反击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的战斗；主持中央的工作，解决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罗瑞卿等人的问题；积极地推行派工作组的路线，也要去一些学校蹲点，派王光美到清华大学搞文化大革命，等等。当他在他的活动中遇到了反对力量，出现了各种问题时，被毛泽东抓住了时机。然后，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把刘少奇打了个晕头转向，败下阵来。

红卫兵的造反，毛泽东给予了坚决的支持。他的那句“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干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成了红卫兵批斗、抄家、破四旧等一系列活动的理论基础。当全国各地出现一片混乱局面的时候，周恩来多次向毛泽东讲：“现在许多的地方党委都受到冲击，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说：“不要如丧考妣，乱就乱他一阵子，我听说哪里乱了，我就高兴。这个乱是乱敌人，乱了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在那里按部就班地工作，我就不高兴。”江青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讲话的精神，和她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战友们到处支持造反派和红卫兵。

刘少奇认为的右派和“反革命”，变成了毛泽东支持的“革命小将”和革命造反派。造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成了区别他们的一个焦点。

刘少奇说：“搞了几十年的革命，我怎么越来越糊涂了。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我怎么也理解不了。我看，这些问题上的是与非，还要经历一个时期才能看得明显。”

毛泽东说：“革命来革命去，革到他自己头上了他就不理解了。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共产党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你刘少奇从来就是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的，这是十足的贵族老爷的态度。”

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无可非议地是正确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八日至二十五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刘少奇进行了一次大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都作了检查，都承认他们犯了路线错误。军队的领导人和一些个别的地方干部，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进攻尤其利害，使他们深深地感觉到大兵压境。

十月二十五日林彪的讲话，是一个决心整垮刘少奇的信号。他说：“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必然产生。一条是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呢？就是毛主席敢字当头的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这一次文化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但是许多地方是执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林彪的许多话，实际上正是毛泽东的意思。

周恩来在会议前后，几次警告刘少奇：“你要遵守党的纪律，不能在任何情况下流露对毛主席的不满。现在你是认识问题，可千万别最后成了立场问题，态度问题，那可就说不清楚了。”

处于策略上的考虑，毛泽东一直扮演的角色是在背后出点子，他所说的左派们都争先恐后地去执行，去冲锋陷阵。江青以她独特的身份，林彪用他在军队中的地位，保证了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一步步地实现了夺权和摧毁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标。

“你们这不叫文化大革命，是消灭文化大运动。哪里有把一切都打倒的？这和秦始皇焚书坑儒有什么区别？”刘少奇发出痛苦的喊叫。“这样越折腾，我反而越来越认识到我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有错的是中央文革小组。”

刘少奇还算客气的，没有直接点出毛泽东犯了错误。

江青对毛泽东说：“我是赞成鲁迅的，不痛打落水狗我们就会被狗咬的。”

“怎么个痛打法？鲁迅说得再好，也要我们实践才行。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都不懂得经济工作，除了张春桥外，包括你没有实际经验也是不行的。刘少奇就看不起你们，他早就说过，彭德怀的问题要是平了反，谁应该对历史负责还不一定呢。他和总理谈话时，一再说要历史来鉴证今天的一切。你们难道不考虑这个问题的后果吗？”

毛泽东的话，在江青心里掀起了滚滚波涛。

毛泽东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难把刘少奇搞臭，很难使他被打翻在地后永世不得翻身，这就需要新的罪行和问题来证实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出狱的那篇《反共启示》，成了刘少奇的所谓叛徒集团的一个导火线。刘少奇历史上二次被捕，被康生紧紧地抓住不放。康生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刘少奇的三次被捕，要认真地查证落实，我想肯定会有问题的。他从北方局的时候起，就一直重用叛徒，他那个叛徒集团是很猖狂的，彭真、薄一波，这是我们都清楚的，是有确凿证据的。他能不是叛徒吗？”

周恩来说：“刘少奇的问题是要认真地查证，他也是一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家伙。至今不好好地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检查，反而要问我们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