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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帝王真有天命吗？这，他不太相信。王远知的这番言论，很可能是房玄龄事先安排的。秦王府中，房玄龄心机最深，也最知李世民的心事。每打下一个地方，别人都忙着收罗金银财货，房玄龄却只管清理官府中的图籍文书，访问当地的人才。他知道，房玄龄这样的人，不会甘心一辈子做一个王府中的幕僚。不管这事是否出于房玄龄的安排，总之，自己对王远知的态度，已经显示了愿为“太平天子”的欲望。其实，秦王府中的将领、谋士，有几个不是想着他终将成就大事，才死心塌地跟着他的？
想着想着，已来到太庙。在这里，李渊设下了盛大的酒宴，按照古制，举行“饮至”之礼。即一边欢饮庆贺，一边报告战果：杀敌多少，俘虏多少，攻城掠地多少，缴获多少。这是一种很大的荣耀。太子建成唤着世民的小名说：“二郎此战，功盖天下！”兄弟相视一笑。
这年十月，李渊给李世民别出心裁地封了一个新的官号——“天策上将”，说是因为过去所有的官名都不能与他的功劳相称。李世民很得意，但也知道父亲决不会改变兄长的太子地位。他借口天下已经渐渐太平，在“天策府”（实际也就是秦王府）中设“文学馆”，收罗四方文士。其中最著名的，有所谓“十八学士”。这些学士分成三班，轮流在府中值守，秦王从宫中回来，就同他们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但“文学馆”并不注重“文学”，“十八学士”也并不是学者，这是李世民的智囊团。其中很多人后来相继做了宰相。房玄龄、杜如晦，更是“贞观之治”中杰出的政治家。
太子李建成决非平庸之辈，他的手下，也收罗了大量人才。如魏征、王圭、韦挺，都是超群出众的俊逸之士。武德五年（622）底，河北刘黑闼第二次举兵叛乱，魏征对李建成说：“秦王功盖天下，殿下只是以年长而位居东宫，未有大功可以镇服天下。今刘黑闼乱于河北，殿下当亲自率兵前往，取得功绩和声望，并与地方豪杰相联络，以求安全。”建成表示赞同，获得李渊的准许后，带着魏征，率领大军出征河北。一战成功，而且采取各种政治措施，在河北建立了稳定的统治。这一次军事行动，虽不能压过秦王过去的战绩，但也显示了李建成的才能。还有，李建成和李元吉同往河北，两人结成共同对付秦王的联盟，整个形势明显地向不利于李世民的方向发展。元吉之所以从中立转向偏袒长兄，是因为建成许诺以后立他为太弟，即皇权继承人。
到这时，李世民和李建成的对立，已经日益明朗。双方想尽办法，设陷阱、挖墙脚，削弱对方，扩大自己的力量。
在交结后宫这一着棋上，李建成做得比李世民成功。李渊晚年纵欲享乐，宠妃成群，几年之内便生了近二十个儿子。这些小皇子的母亲，也需要日后的保障。从总的情况看来，李建成是占优势的，她们容易倒向李建成一面。而李建成也知道这些女人整天围绕着老父亲，说话有力，也竭力奉承，经常拿金银珍宝去讨她们的欢心。据说，李建成同父亲最宠爱的张婕妤、尹德妃还有肉体的交往，这就说不清了。如此，李建成不仅在父亲身边建成了一个宣传机构，实际还建成了一个情报网。所以李世民对这一点十分恼火，在密奏中指控建成“淫乱后宫”。但李世民虽说性格刚烈，软功夫不及大哥在行，也绝不是毫无动作。他多年在外征战，有的是钱财，也源源不断送进宫去。他的妻子长孙氏，是一位具有政治头脑的女性，为了丈夫的事业，也经常在宫中活动。她以孝顺温良的形象，在公公面前为丈夫博取好感，和宫中的妃嫔，也有很多联系。应该指出，李渊绝不是—个昏庸的君主，他虽喜欢女人，但她们对他的影响并不大。所以后宫势力，对李氏兄弟的成败，没有很大作用。正史中这方面的记载，是有意夸大的，是借女人祸国的陈辞滥调，来间接贬低李渊。
僵局之救关键时刻要有决斗的勇气（2）
作为明智的政治家，建成、世民都知道人才的可贵。他们除了各自收罗人才，还竭力从对方挖走人才。一次，李建成派人给李世民手下的骁将尉迟敬德送了整整一车金银器物，表示愿和他不论尊卑，平等结交。尉迟敬德断然拒绝，并将此事报告李世民。李世民很可惜地说：“将军何不收下？别人纵然把黄金堆到天上，我也不会怀疑将军，收下后，就有机会知道他们的密谋了！”同样，李世民也在打李建成手下的主意。在这方面，他比李建成做得成功。他的最后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对李建成的僚属或亲信的策反活动。
某郡某布店，黄昏时来一客。看定布匹，计值八千文，令店伙同往取钱。至则有老妪在室。客指伙谓妪曰：“日间言定八千之数，交彼不误。”妪唯唯。客曰：“我觅裁缝去矣。”抱布径出。伙坐待良久，妪提纸钱出，曰：“先取四千去，余容穿齐补交。”伙骇问故，妪曰：“客日间以钱四百，嘱穿纸钱八千，约同人来取。天寒日短，人手又少，故未能如数也。”伙闻言，始知着骗，而客已无从寻觅矣。说者谓客殆视市井中人，形同鬼魅。故即以鬼所欲得者骗之，然而虐矣。
此外，在朝廷大臣、地方将领中，双方都有自己的支持者，从上到下，渐渐形成了支持太子和支持秦王的两大派。
更直接的做法，是相互谋害。据说，有一次李世民随李渊到齐王府去，李元吉竟然埋伏了刺客，准备杀死李世民。李建成知道后，加以阻拦，才算作罢。恐旧李建成也并不是不想这样做，只是觉得这样做太危险。又有一次，李世民在李建成府上喝酒，回来后咯血不止，李渊知道了，也很怀疑，对李建成说：“秦王不善饮，日后勿再夜聚饮酒！”这究竟是偶然巧合，还是建成的毒药不行，也说不清了。似乎前一种可能性较大。
现存的史籍中，大量记载的，是建成、元吉如何谋害世民，而丝毫没有世民谋害兄弟的事实。其实，李建成具有合法的继承权，在各方面都占有优势，所以，更需要采取阴谋手段的，理应是李世民；而且最后以阴谋取得成功的，也是李世民。只是由于缺乏记载，后人也就无从说起。但至少武德七年的杨文干事变，其中有许多可疑之处。
杨文干曾宿卫东宫，与李建成关系密切。后出为庆州都督，辖地相当于今甘肃省接近陕西的部分。武德七年六月，李渊带世民、元吉去仁智宫（在今陕西耀县）避暑，建成留守长安。据史书记载，建成私命杨文干招募勇士送到京城，乘机发动兵变。后被人揭发，杨文干遂举兵反叛。但这事在唐人笔记中，却被记载为“人妄告东宫”，是一场诬陷。实际情况是怎样呢？在那一段时期中，李建成一直在扩大东宫武装，意在防备秦王府的力量。他叫杨文干送勇士来京，属于同样性质的举动，并没有叫杨文干搞兵变的意图。因为这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成功的可能，他不会这样蠢。但这样的举动，也是属于非法性质的，所以李世民就抓住不放，夸大事态，叫人告密，挑动李渊的猜疑心理。
果然，李渊接到密报后勃然大怒，下诏到长安，召李建成立赴仁智宫。李建成匆忙赶到，只带了十余骑卫士，见了父亲，叩头谢罪。李渊怒斥不止，李建成悲愤难平，跳起身来向墙上撞去。李渊仍然怒气不解，叫人把他看押起来，一面派人召杨文干。使者到了庆州，把真情向杨文干说明，杨文干吓坏了，知道这事绝无善果，索性就举兵反叛了。
于是李渊命李世民率军平叛。临行对世民说：“杨文干的事与建成有牵连，恐怕会有不少人响应，你要赶紧去，事成回来，立你为太子！至于建成，我不愿杀他，可废为蜀王，地方偏僻而狭小，容易钳制。他如不能奉事你，也不难擒拿！”这恐怕是李渊第一次产生改立太子的念头。
但李世民出兵后，很多人都为李建成说话，对实际事态加以分析，指出他身为太子，决没有无故谋反的道理。李渊想想这也是实情，明白根由还在他们兄弟之间的争夺，就把李建成放回长安，仍为留守。只是把罪名统统推给东宫与秦王府的属僚，将东宫的王珪、韦挺和秦王府的杜淹流放出去。这一场事变虽然糊涂了结了，但从事后李渊对建成更为信任的态度来看，他内心中对这件事并不糊涂。而李家兄弟间的怨恨，则更深了一层。
总之，武德六年以后，李家兄弟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渐渐形成水火不相容之势。而且，唐朝的政治也十分混乱，皇上的命令，太子、秦王的命令，常常相互冲突，官员们没有办法，只好谁的命令先下来就照谁的办。这种状态，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
那么，作为父亲和皇帝的李渊到底持什么态度呢？应该说，作为父亲，他在兄弟三人之间，并无明显的偏袒；但作为皇帝，他却知道必须维护长子的继承权。这是一种常规的处理方法，也很难怪李渊有多少不对。所以，李世民的势力逐渐受到抑制。只是，李渊既不能操之过急，以防突然发生意外，也需要李世民保持一定的力量，可以与李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