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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家铺陈往事，其主要的任务是检讨已经发生的事情之前因后果，不能过度着重并未发生的事情，如遇不同的机缘也可能发生，并且可以产生理想上的衍变（除非这样的揣测提出侧面的及反面的因素，可以补正面观察之不足）。并且金人入主中原，“废”北宋皇帝为“庶人”，至今已八百多年。今日我们亟要找得众所公认的原因，专门相信当时人个别追究责任维持己见的说法，很难与今日的理解符合。
从这种立场，我们可以看清：赵宋王朝３１９年与边区少数民族所树政权的周旋，经常站在被动地位，因其不能战，也难能邀得对方的同意言和。太宗攻辽既已三度失败（详“澶渊之盟”），１０４１年契丹又准备南犯，富弼的交涉，总算不辱使命，但是还是以增岁币了事，到头仍是军事力量不够。北宋不仅对契丹之辽及女真之金如此，他们对以西羌为主体组成的夏国也不能采取主动。其军事行动，经常旷日废功，败兵折将。神宗朝的战事，连亘１４年，竟留下一段“官军、羯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的纪录，赵顼一闻前线受挫折的战报终夜绕榻而旋，其衷心痛苦可知。议和时宋朝仍承认岁“赐”银绮绢茶。
南宋的军事与外交，也无起色。“靖康耻”之后，岳飞父子即成为１１４１年和议时的牺牲品。只有１１６５年宋金又交兵，胜负未决之际和议成功，金人让宋君称皇帝，称金主为“叔”，自称“侄”而不称臣，岁币也不称“贡”，且减十万，宋人以为这是“正敌国礼”，如此收获已经值得骄傲。也只有在这战事期间，岳飞才复官改葬。可是１２０７年韩佗胄北伐失败，金人要他的头颅，南宋朝廷也真剖棺割尸，将他的首级封函畀金。同时岁币也增至六十万，而且还要予六十多年以前主和议的秦桧“复爵谥”。又直到蒙古败金时才接受真德秀的建议绝金岁币，但是以后南宋之联蒙古伐金也和北宋之联金伐辽如出一辙，其情形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无法争取主动。
这前后一连串的事实聚看起来，实在是违反情理。北宋的人口即是极粗率的估计也应当在一亿以上（１０８８年有“丁”三千二百余万。１０７９年籍保甲及民兵７１８万），而常备兵兵数在１１世纪中期之后，经常在百万以上。即南宋快要覆亡之前夕汪立信陈贾似道三策，仍称江南之兵抽之过江“可得六十万矣”。契丹女真与蒙古，无此庞大的人力。赵匡胤谓契丹精兵不过十万，靖康元年金军围汴京时，其人数也只六万。据中外学者的研究，蒙古势力最高潮时，其人口亦不过一二百万之间，可能近于百万。即算女真迁都开封其版籍达到最高点时曾称管辖人口达４５００万，按照两方控制的地区，其人口仍应低于南宋，而且内中绝大多数仍为汉人。
如言文化程度及经济力量，少数民族不能与多数民族相提并论。１２世纪及１３世纪中国将南方的水利丝茶瓷器漆器的生产发展到最高程度，开封与临安一般的生活程度较之世界各处并无逊色，至今西方及日本之若干学者仍盛称宋朝之中国经过一段“文艺复兴”与“商业革命”。虽然历史上的辽阳和北京，已于此时创建，因其非商业上的城市，仍无法与南方之大都会比拟。即算南宋需经年向北提供岁币，其银绢五十万两匹之数仍只占国家收入之一小部分（专家估计岁币达到一百五十万时仍只值南方政府收入之２％）。并且两方的榷市时，虽然铜币流入北方，银两仍流入南方。即在战事失利时，宋朝并无物资缺乏的征象。《宋史》“食货志”提及神宗用王安石变法期间各仓库实际丰溢超过储藏的量限。哲宗时苏轼言：“元丰及内库财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缓急。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即在徽宗时，“蔡京传”里仍抽出“时承平既久，帑庚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金钱物资既已积蓄丰富，则要经常流通，经济的幅度才能宽裕扩大，彼此有循环性）。所以他对徽宗说：“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所以宋朝的富裕超过以前各朝代。
宋朝的人口与物资，不能有效的动员，以致军事与外交，一蹶不振，成为历史上一大悲剧，迄今尚缺乏一部综合性的著作，详细检讨其始末。大概西方的研究，分工过细，忽视传统中国以“经济”为官僚主义管制的办法。包括国计民生之种种切切。传统中国学人之治史，则先以道德观念阻塞技术上的检讨。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宽，即以《宋史》“食货志”及“兵志”参考对照，也可以产生一种概念，知道现代金融经济，需要详确的法制维持，先要确定政府征兵抽税的权责之界限，才能保障私人财产之不可侵犯，然后国民经济，足以构成服务性质的部门，包括交通通信保险及雇用律师等等也能作侧面的监视。征之西方现代国家之经验，如此政府大规模的举措，才有民间组织作第二线、第三线的支持，成为一种健全的机构。宋朝最前进的部门如货币及物资之流通，已有此需要。但是其落后的部门，如以小自耕农作生产的基础，衙前及胥吏的知识与能力，游民及失业者之维持，又谈不上追求这样的效率。如此上端的人力资财愈积愈大，中层的服务愈为松懈空洞，终演成一个数目字上的膨胀，其症结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传统儒家与法家的争执不能暴露此问题之真象，其情节特殊，也是中外历史所仅见。
传统的官僚主义，真理既由上至下，皇帝的命令既为“圣旨”，则实际上征兵抽税的权力毫无限制。《宋史》“食货志”里说及“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就表现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税收权力无限制，其成算纯靠上端向下端加压力。政府经商，财政部门的商业化，更无从合法合理。“食货志”又云：“自熙宁以来（神宗用王安石的时代），和籴入中之外，又有坐仓、博籴、结籴，表籴、兑籴、寄籴、劝籴、均籴等名。”如此其立法也缺乏系统，全根据一时一地的需要，甚至其立法权尚可以落入地方官及军人掌握之中，宋朝开国时用募兵制，但是至神宗行保甲，征弓箭手（当日“弓箭社”是华北民间自卫的组织），责义勇上番，已兼用征兵。“兵志”里也说及甚至神宗赵顼自己就觉得不妥。他曾提出府兵应与租庸调“相须”。亦即是要征兵，则要坚持小自耕农的经济体制，计户口抽税，以低税率实物征取（这也是当初辽及金的原则）。所以司马光就说：“今既赋敛农民粟帛以给正军，又借其身以为军，是一家而给二家之事也”，也是同一论调。以后迫于需要，只好重复并用。连皇帝也妥协的说出：“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可也。”这也是兵员与税额即民间义务由上级提示增加，其下层组织，更缺乏条理的明证。
官僚主义的办法，既无客观的条件考成，只有向下级一体追究责任，于是强迫臣僚谎报掩饰。一般情形向军政机构报兵少，以减轻责任，向财政机构报兵多，以争取粮饷，校阅时则请人替代。至此“西路既已冒受厚赏，于是东路宪司前后论列，诞谩滋甚”。甚至“兵数十万者，虚数也”。“食货志”里就提出早在神宗之前，谏官范镇已上疏，揭露“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宋朝的冗官尚可以一眼看出出，如“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显然的没有这样多的官位，容纳如许的人员。但是军队的“冗兵”，就不容易查察。加以募闾里恶少为奇兵，正军反担任后勤的工作，更无法追究。“靖康耻”之前夕，山东的臣僚指出梁扬祖在山东所报民兵“所奏二十四万与十一万，殆虚有名”。童贯手下的“河北将兵，十无一二，往往多招阙额，以其封桩（预算下的节省）为上供之用。”如是北宋时造成一种离奇的现象；各府库所蓄皆为“聚敛”，民间反有“钱荒”。政府铸钱造币原为信用的筹码，其税收既无限制，行政效率又专恃政治压力，则整个的违反了金融经济的原则，只逼着自己的信用筹码，回到自己的府库，既通货膨胀又通货紧缩。全汉升研究北宋汴京的商业，一般进多出少，其收支不平衡，就靠官员的放债收租以及政府的随从如生员术士游客的生活费抵偿，严格说来，也是用税收支持一个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在物价高涨的情形下，对全般的经济害多利少。
因之军队的兵员素质、士气及战斗力都只有每下愈况。宋太祖曾以“样兵”作标准，责成各镇供给中央的禁军，后来代以木棍。至１０３５年发饷还以兵士的身材分等级。以后就缺乏这样的选择性，以难民为兵，以囚徒为兵，在兵士的面上黥字臂上刺字以防止逃亡的事情都已发生。其人员的素质既如是，器械也是滥竽充数。１０７３年神宗设军器监，原望提高并标准化兵器质量。其所制“神臂弓”，实为强弩，以两种木材并合制成，絮弦也用丝麻兼用，据说对付骑兵有实效。但是各方请样件，军器监就说运输不便只以样图交付算数。
我们不能说宋朝的军威不振全是官僚主义作祟，如宋都汴京，对山西的山地没有有效的控制，北方的防御失去地利之效。辽以两元统制，金以猛安及谋克户（女真人之地方首长）与汉人杂居，兼有游牧民族及农业生产之长，都是以前匈奴突厥之所无。《辽史》“食货志”称“马羊不许入宋”，虽不能完全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