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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接着说，他的代表团将于8月3日返回，然后，他便率领他的全体谈判代表走出谈判帐篷，踏上归途。南日目瞪口呆，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哈里森手下一位名叫威廉·瓦彻的年轻代表恭贺他作了如此气势磅礴的演说。“瓦彻”，将军用他的田纳西语调慢吞吞地说：“这都不是我自己的话，是上帝把这些话语放进了我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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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萨姆斯将军和克拉克上尉为了确定关于北朝鲜流行瘟疫的传说是否属实而作了那次天真的考察以后，中国一直谴责美军在进行生物战。
美国人驳斥道，除非敌人首先使用生物武器，美国将永远不会使用这种武器。但是，美国人的反驳并不能消除中国方面的疑虑。在这种极不信任的背景下，现在，中国方面坚信，美国人确实在朝鲜进行了细菌战。1952年2月8日，周恩来愤怒地宣布，使用生物武器作战的、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将作为战犯处理。几天后，苏联方面也表明了同样的态度，他们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上对美国人进行细菌战提出了类似的谴责。
3月26日，周恩来给联合国秘书长发去一份电报，声明说，他的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北朝鲜的“正义立场”，“谁都知道，美帝国主义在其干涉朝鲜的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他列举了大量的事实。
“必须指出的是，美帝国主义在它所发动的干涉朝鲜的战争中，在遭受了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毁灭性的打击以后，被迫进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绝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它在谈判过程中，一方面使用各种无耻的拖延手段阻止谈判进程，另一方面又无情地使用残酷的细菌战。”
周宣称，美国空军出动了448架次飞机，在中国东北上空散布了大量携带细菌的昆虫，企图进一步实现美国“侵略中国”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大规模屠杀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犯罪的、恶毒的手段，威胁中国人民的安全。”
美国方面把这些抗议看作是一派胡言。不过，北朝鲜确实发生了流行病，所以，北朝鲜人坚信，美国恶魔投掷了带毒的昆虫，这并不缺乏逻辑。难道他们用炸弹残杀全体人民还不足以表明他们的灭绝人性吗？
周恩来提交的报告清清楚楚地证实了中国方面的谴责。一星期以后，美国飞行员，空军中尉肯尼思·伊诺克终于坦白交待，他投掷了细菌弹，他驾驶的B－26轰炸机是在2个月以前被击落的。几天以后，他的同伙约翰·奎因也坦白了罪行。“非常清楚”，他交代说：“华尔街的资产阶级战争贩子们，他们贪得无厌，为了给自己攫取更多的金钱，企图使这场战争蔓延开来，他们制造了这场生物战的可怕罪行，……我被迫成为这些战争贩子的工具，受命投掷了细菌弹，对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犯下了极为严重的罪行。”中国人民一直宽以待人，他说：“他们发给我保暖服御寒，给我送来可口的食物，还提供了被褥和温暖的住所。对他们给予的友好待遇我将永志不忘。在志愿军耐心细致的关照下，我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我极为内疚，消除这个包袱，坦白悔过，使我心里得到安宁。我承认我对中朝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很显然，这份自白书的语言既不自然，又不合文理，它是在共产党的授意下写成的。
到7月份，细菌战成了一个全世界关注的问题。许多同家发生了由共产党策动的骚乱，接踵而至的怒潮，加上美国人在巨济岛所干的活生生的恐怖行径使得哈里森在板门店的工作几乎没法展开。“巨济岛呵！”俄国的《真理报》惊叹道，“你使我们认识到，‘文明的’美国佬甚至比残忍的希特勒分子更残酷、更无耻。达豪 ＇ 译者注：达豪是德国第一个纳粹集中营。1933年8月10日在慕尼黑北16公里的达豪市郊区建立。由150来个支营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营至少关押过16万人，支营关押过9万人。至少有3。2万人死于疾病、营养不良和非人的虐待，有更多的人被运往在波兰的灭绝营。马伊达内克是德国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位于波兰卢布林东南部。1940年11月建立，最早用于关押苏联战俘。后因冻馁全部死去。1942年秋，该营又成为犹太人灭绝营。起初几个月是将被害者在附近森林中集体枪杀，后改用专门为集体屠杀建造的毒气室。1943年11月，营内绝大多数的人被消灭，党卫军并力图消除集体屠杀的痕迹。估计死于该营的人数为20－150万。 ＇ 只是一个死亡营，马伊达内克只是一个死亡工厂，而整个巨济岛却成了一个死亡之岛。”
《真理报》刊登的另一篇文章把美国将军称为“戴白手套的屠夫，嗜血成性者，他们借助于细菌、跳蚤、虱子和蜘蛛来进行战争，他们是从事了历史上最残忍的大屠杀的死亡贩子。”
坎特伯雷大主教休利特·约翰逊博士也口诛笔伐。7月份，他从中国回到伦敦以后，在英中友协的一次会议上，他说：“关于细菌战的事实是确凿的、无可辩驳的。”在沈阳，他看见了一些从滑冰场上搜集来的昆虫，这些昆虫被存放在试管里面，别人告诉他，这些都是被毒菌感染了的昆虫。在东柏林，世界和平理事会谴责美国人不仅在朝鲜倾泻了受毒菌感染的生物体，而且还在沿海捕鱼水域投放了毒药。
这些谴责更加剧了中国和北朝鲜竭力对被俘的美国飞行员的逼供。“进行细菌战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弗洛伊德·奥尼尔中尉承认，“美国人民必须意识到这些可怕武器的严重性，大家一起来制止这场细菌战，只有到那时，全人类才能享有和平。”
“我希望，每一个读到这份声明的人都知道，”保罗·尼斯中尉写道，“是我的正义感、我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驱使我，希望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事实的真相，我向全世界提供这样一个事实，美军正在朝鲜使用一种不人道的武器。”
除了这少数人，美国飞行员都顶住了来自中国方面极为巨大的压力。
一连几个月，中国方面都阻止国际红十字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对细菌战的说法进行调查，他们认为这些组织怀有偏见。他们完全信赖国际科学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富有同情心的西方人土，包括剑桥大学生化学家李约瑟这样的著名人物组成。
“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确实成了细菌武器的目标，”该委员会的报告说，“这些武器一直来为美军所使用，美军应用了大量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些武器。”这些结论是国际科学委员会得出的，但只是勉强得出，因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发现，“在各国人民发出的世界性的责难声中，这样一种野蛮的方法竟能一贯得到实施，”这难以置信。
又有3位美国飞行员的坦白书支持了共产党的断言，他们是在同一架B－26轰炸机上被击落的，这3个美国航空兵是：空军中尉、飞行员詹姆斯·E·格默，领航员、空军中尉戴维·E·彭尼和投弹手、空军中尉博比·哈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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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前线的战事相持不下，但是，为了夺取铁原附近的那片荒地，双方在一个绰号叫“老秃山”的高地周围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互有人员伤亡。从6月6日到7 月21日，克拉克的部队死伤351人，而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估计为1093人。随后，暴雨连下6天，溪涧、河流水位猛涨，桥梁被冲垮，道路或被泥石流堵塞，或被冲毁。第2师企图再次获得“老秃山”的控制权，于7月底在前线发动了一次进攻，其特点是规模小，但战斗十分残酷。
在西线边远，临津江附近的一个称作“凯利”的高地发生了
一场艰苦的争夺战。7月30日，约翰·艾森豪威尔少校在第15步兵团指挥部报到。他是一位新被任命的军官。他得到指示，他的第1营集结待命，准备在早晨发起进攻。就在启程前往朝鲜之前，约翰与他父亲道别，他父亲在芝加哥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我们没有谈及什么重大问题，但在交谈过程中，爸爸向我提出劝告：千万不要做俘虏。步兵作战时，活生生的人被迫击炮或火炮弹片击中的可能性随时存在，他耸耸肩，表示对此不屑一顾。但是，作为一位新的总统候选人的儿子，我若被俘，不仅会遭受到特别残酷的对待，而且也会使共产党人借机对我敲诈勒索。”
“如果你被俘”，他说，“我估计我得退出总统竞选。”
约翰向他父亲保证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让他不要担心，“如果我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中国军队或朝鲜军队的包围之中，我唯一希望便是信守诺言，而且我希望用我的45毫米手枪先干掉他们几个，然后同归于尽。”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在营部的指挥官雷德·艾伦少校的护送下来到前沿阵地。强烈的探照灯光束穿过低空飘荡的云雾，把前沿阵地照得雪亮，艾森豪威尔回忆说， “勇士们头顶上白色的光柱穿过云层，反射到前线，看到他们奋战在悬崖峭壁边狭隘的泥路上，一种不安感油然而升。”他们在上山的路上遇到了一位躺在地上的士兵，艾伦把他推醒，但这位士兵不肯向艾伦通报姓名，一怒之下，艾伦对他施行了拳脚，这也无济于事。他不理会从其他美军士兵脸上反映出来的愠怒和害怕，像老师对小学生似的转向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他向你通报姓名，他就是个好士兵，若是他不愿意，那你留着他也无用处。”
艾森豪威尔一来到设在山顶的营部观察哨，就意识到已处在临近进攻的时刻，观察哨高出“凯利”高地，它居于阵地的高处，视野广阔，这使观察所看上去像一个搭在正面的检阅台，这时，3个连的士兵穿过布雷区的两条通路，黑暗的天空逐渐变得灰亮，艾森豪威尔注意到，在观察所的地下隐蔽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