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和生育，也不会为一个对你不合适的丈夫而糟蹋了一生。那种能使自己得到力量的爱情和家庭太少了，你是在养活配偶的同时获取了法定的性生活，并把自己拴在了一只包袱上。你不会花太多时间去上一个又一个浪费你有限精力、金钱、爱心的人的当，也不会交那么多现在连影子都找不到的朋友。你会在一个公司，像现在这样，安分地干下去，一点点爬向高层，而不是在许多雇主之间调来调去，得到了许多不值钱的经历，却没有攒下一点益于提升的资历。如果重来一次，你肯定不会为社会、政治、活法问题，与父母多次吵架，因为他们并不掌权，决定不了什么。你也就不会总是看不到希望，错失良机，一连好几个月里无所事事，苦闷得自己和自己下着围棋。
你好后悔呵。有那么多事，当你没有经历时，你的经验无法使你把握它们。一旦过去了，一切又都晚了。
你渴望长大，却并不愿意年老。而青春的敌人也的确不是衰老，而是不曾长大。
你曾苦恼，时常想起旧日恋人，设想当初与她/他结合，或许生活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然而，就像吕承明写过的一首歌唱道的：“遥远的她/是永远燃烧的火花/是我记忆中一个回不去的家……”在这种淡淡的清愁中，你不会再像十八岁时那样去写日记，不会去找知音以求宣泄，也很少流泪。就像舒婷在《路遇》里写道的——
也许一切都不曾发生
不过是旧路引起我的错觉
即使一切都已发生过
我也习惯了不再流泪
《青春的敌人》有这样一个尝试：让读者打破时空，看一看青春各个阶段的颜色。特别是当你还没有跨入下一个阶段时，提前触知来日的忧郁对你眼前的生活是有助益的。但是，我几乎又可以肯定，你不会同意你所不理解的意见的，因为以后的一切，你尚未经历过。对于未来，你有你自己坚信不移而又牢不可破的预感。这就像对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说“亲爱的，别这么早就接受男孩子的求爱”一样，无济于事，因为她需要这些。也如同对一个尚未毕业的中文系学生说“英语很重要”一样，纯属对牛弹琴，因为他自负得很。
二十六岁以前，人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幼稚，并且害怕被别人和被自己发现幼稚。然而，人只有经常感到自己幼稚并敢于承认它时，才能算真的成熟。这种真正的成熟在青春的末期才会出现。而当它姗姗来迟时，人生大局又已基本定下。一个十八岁就决定弃学从商的人，并不知道正是由于他没有进入学院，那个“无业青年”的社会地位，将对其向高层次攀登构成决定性的障碍。
不过，只要是看过这么一本言介青春时分各种阻碍人们成长的劲敌的书，你至少可以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有可能遇到哪些困难。至于如何我行我素地解决它们，你自有你的办法，不必遵从别人的意见。本书只是展现困境并为应付它提供一点微不足道的参考，只要读者因为这本书而看到了自己人生中的景致，以及其中隐约可见的危险，并通过这本书的光照使那些危险在眼前得以显彰，我的尝试就已经达到。
很奇怪，自从我很小的时候操笔书画，就确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不惜多用任何一个美丽而又恰如其分的词汇，把每一篇公文写成美国宪法开头的那种样子，把每一篇不似说教的说教写成诗篇。为此，我曾很不适应上中学作文课和作各种各样的秘书工作。一九九零年，看了张慈临去美国前发表的一篇散文《独步人生》，很欣赏她的一句金言：“我对世界的感受，就是语言的美。”没错，这也是我的信念。
《青春的敌人》正是禀承了这个信念。
一九九九年，我再次回到母校北大，攻读法律硕士学位，抽去大部分精力，投身法学研究。间或，我刚刚写完105万字的鸿篇巨制《共和国日记》5卷，记述了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九九年之间的五十年历史。在这些法学论文和这部通俗历史著作中，我均没有忘记“语言的美”。此后一段日子，我一直在完善《香港：明月照耀下的奇迹》、《北大百年——往事如烟云》、《水木清华九十年》、《200年鉴中美风》等等一批通俗历史读物，其文字的宗旨依旧是“语言的美”。当然，我不会忘记安布罗西乌斯布道时说过的另一句金言：“文字使人死，精神使人生。”
早在一九九二年秋天，正值《青春的敌人》第一版下厂印刷，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和社会福利学院的朋友们曾来信说，希望得到《青春的敌人》的赠书。我很高兴她们的兴趣，但却同时申明，书里只有“语言的美”给她们看，而书的内容“出境无效”。原因很简单，中国落后的社会现实必需的是一种与之相符的“落后的”策略，这种策略应该比中国实情略进一步，又必须落后于海外现状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根据这块土地上的问题找到的答案，不具有世界意义，而具有世界意义的答案，又离中国现实又太远了。
十八岁时，我确立了另一个建设原则：作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而不作先行的思想家。我对说出崭新的思想不感兴趣，我的全部精力投入在实施先人的思想并研究它们的可能性上。早在北大求学时代，我曾因不惮于重复百年前伟人们说过的旧话，常遭同舍好友孔庆东博士的嘲笑。但是我相信，孔博士与我对理论和生活的认识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他要创造全新的思想和主义，寻找从未有人光顾过的壮丽美景，而我，只想让伟人们已经说过已经不新鲜的理论成为现实生活。为此，我将继续重复伟人们伟大的箴言。
我不打算不朽，相反希望我的文章快快死掉。
如果一个现实主义的批判，仍有存在的道理的话，那就说明它所批判的东西至今犹存。
我屈指估算，《青春的敌人》的功利影响只有七年左右的寿命，它所针对的就是六十年代以后出生，八十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人们。对于其他人，它没有和我的主观目的完全一致的影响意义。对于它2002年仍能换一家出版社又一次加印，实在在预期之外。
记得，戴高乐将军在他自己的墓志铭上写下：“夏尔·戴高乐（1890— ）。”我猜想这位总统是希望他的一世英名和伟大精神能与未来永存。可是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依稀记得，我出生在很远很远的年代，经历过生物从海洋走向陆地的漫长的历程，经历过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古代民主，经历过各国移民争相汇聚于中原的李唐王朝和满清盛世的转折，我似乎清楚地感到血管里流淌着孔孟的血液。而今天，我更加相信，我出生在一个我自己也不清楚的年代。面对死亡，我想我会使自己变为山角下的一抔泥土、风中流云、以及闪进麦田的红狐的尾巴。后来我想我应该把每一次死亡作为每一次来世的终结，每死一次就标志着我此生大事的完成。我很尊崇萨特的一句狂言，“我来到世上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清账”，并且和他一样，认为生生世世“我是赋有天命的”，所以在自己身后竖起的无数次死亡的墓碑碑文上，我将采用和戴高乐将军截然相反的作法，标明自己的每一次终结，却确定自己来源于久远的传统和历史，是它们的胚胎，却不知道授孕的编年。
我愿根植于这种习惯推算我的作品寿命，它们来自永恒，终结于越早越好的一天。
《青春的敌人》不想不朽，也不想太深沉，请我那些治学严谨而意境高远的教授们和品位出超的各路朋友，能够不嘲笑我蹲下身子去同一个孩子讲话，拉着手与二十岁人攀谈。我希望所有读它的人们能够认真，也能够轻松。它和我自己一样，是一种有用但不永存的功利主义的东西。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母亲王跪榕和表姐王瑛，她们是第一批悉心倾听了本书部分章节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的人。还有我的父亲周复旦，由于要会晤海外来客，应筹太多的老朋友，谋划秦皇岛四通公司的北戴河展销会，还要翻译文章，所以此书写作绵延于一九九一年整个春季，其间，我不得不一直寄居在父亲舒适的家中，过着饭来张口、晚睡晚起的纯脑力劳动生活。此次改版重印，正值我在各电视台之间疲于奔命，如不是妹妹周忆红、妹夫黄钰、妻子李陵大力帮忙，我将无法应付这个举措。此外，无数我曾经历过的人们促成了我的经验，这里必须感谢他们的深远影响，他们同意我运用他们的事例而隐去其名以谋此书的丰富性，令我十分钦佩他们的通达。
我希望他们和所有的人们拥有更加美丽的生活。
我所通篇诱导的“健康精神”与他们同在。
一九四六年，世界卫生组织宪章的开头写道：“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状态。”实际上，成熟、心理卫生、健康精神，这些就是一个人终其一生所能学到的最好的东西，最核心的东西。为此，马克思曾说：“一种美好的心情，比十付良药更能解除生理上的疲惫和痛苦。”
青春十年中，你所扮演过的角色始终是儿子和女儿，而在青春最后的时日里，你已向父亲和母亲转折，成为一座跨越代际的桥梁。那么，把一颗健康而青春的心留给中年，传给自己的下一代人吧！请不要那么不健康地看待青春的尾声，人生没有因青春的消逝而完结。不要认为自己真的人老珠黄，油尽灯枯。三十多岁，不过是秋天的早晨，一轮新的太阳刚刚升起。这时的果树，承受着新的雨露和满枝的收获物。我相信，你甚至会像芒克一样激动地咏唱：
啊，秋天
我没有认错
你同样是开花的季节！
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现状，如果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一个白天就可以获得，那对于青春的气力来说是一种不幸，至少是一件乏味而无趣的事情。请把健康的直视现实的心态，带到中年。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