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人，宁愿叼着烟卷朝窗外发愣，也不会找一本好书翻翻，但我们还是相信，在最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仍有人在背诵英文单词。在机关办公室里，职员们在喝茶聊天，但我们依旧能透过窗户，看见几个终日忙碌的人。但是，无需细想我们便知道，勤劳者与懒惰者的比例，已极度失调。
此时，“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已经成了一个以偏盖全的结论，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一九八四年，一群苏联专家来华，传播“巡环展览派绘画艺术”。对这些客人，我们当然也喜欢用“勤劳智慧”的习惯套语，去进行称誉。但苏联专家们摇头笑了，并毫不掩饰地指出：“俄罗斯民族是智慧的，但是它却很懒惰。”那时，我一下子想到了自己的民族，中国和苏联有着十分相近的一面，但我真希望，在坦率方面我们也能彼此相似。
然而，我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我们做不到那种坦率。我能作到的，也只是敲响一只小小的警钟，告诉十八岁的人，如果祖国能听见，我当然也想告诉它：“懒惰，是末日的先兆。”
◤ 家族性懒惰，只是因为缺乏志趣
许多懒人并不是有了什么心理障碍，只是因为性格遗传。他会说：“有什么办法呢？我爷爷就懒，我爹爹更懒，我还算最好的呢！”究其心理原因，就是相信干也没有希望，所以“要志向”和“不要志向”是一回事。
他们的错误首先是弄错了逻辑顺序。人们一般是先有志趣而后才看到希望。荀况在《劝学》中写道：“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说：“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其含义都是说，志趣存，尔后眼亮心明，机会上门，希望丛生。
二十三岁时，我在北京三露厂，为实业家武宝信作秘书。一次闲暇，武宝信谈及他的往事说：“你要永远记住，小伙子，只要你保持志趣，傻学傻干，总有一天你会成功！”随后，他又大声补充道：“志趣，傻学傻干！”这就是武宝信自己，从一个食不果腹的技术员，变成了千万富翁的关键。后来，我真的照武厂长说的那样去作了，但作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结果，不知道再后来这些努力竟一一派上了用场，赚到了大钱。我相信，无论是谁，只要这样去作，都会获得成功。只要他有志趣，又坚持劳动，他就会有希望。有了希望，他就不会像他的家族那样长久地懒惰下去。
此外，非生理因素的家族性特征，不是不可转变的。萨特说，在人生的长跑旅途中，至关重要的是“起跑突破的能力”，而起跑的年代正好是在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这时，“你总是你自己，同时又是另一个人，不断自新的人”。如果不放弃这个转机，我们就可以从此改变家族历史和家族性的惰性。
◤ 幻想性懒惰，只是因为缺乏自信
幻想性懒人总是光说不练，或者作起事来拖泥带水。其原因是，他们很担心把幻想拿去接受考验。考验晚一天到来，懒人便可以多一天幻想性的享受。他害怕失败，缺乏自信心。他所犯的两个错误是：① 失败没有那么可怕而他却怕；② 幻想有实现的可能而他却在不行动中加大它。
他的等待一方面是打算多享受一会儿“可能成功”的幻想；另一方面是想，有可能天降大运，自然功垂。然而，天上只下过雨雪风沙，还有几颗陨石，自古没掉过馅饼和大运。
◤ 受挫性懒惰只是因为缺乏韧性
这种懒人是遭受了几次打击，自甘败下阵来的一蹶不振的人。阿德勒曾说：“懒惰是野心加上丧失勇气所得到的结果。”可以说，受挫性懒人曾拥有过比别人更大的野心，他们缺少的只是坚韧的战斗精神。
一九六零年，尼克松在大选中被肯尼迪击败，但他没有就此消沉，而是厉兵秣马，终于在八年后荣登总统宝座。在回忆学校生活时，尼克松曾提到一位使他变得坚忍不跋的足球教练：“我无法恰当地叙述纽曼队长对我的影响，他灌输给我一种竞争精神和如果被击倒或被打败后一定要卷土重来的决心。他还使我深刻地理会到，对一个人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他的背景，他的肤色，他的种族，或者他的宗教信仰，而是他的性格。”
如果我们只是十九岁时没有成名，或是严重失恋了，我们不该躺倒在地，应该争取“卷土重来”。我们只是需要一点点韧性，并稍稍调整一下过于浮夸的计划。
◤ 自卑性懒惰只是缺乏勇气
如果在我们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对自己说“你不行”（实际上，这个声音只是我们童年时代听到的来自于父母的评价），我们将真的一事无成，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婚姻。可假如我们能天天对自己说一遍“你也有长处”、“别人也自卑”、“没人注意你”、“不妨试试看”，那么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变了。或许，中国与美国不同，不会因为“Just try it”，一切就会成功，但是请相信，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勤劳不懈，我们就一定不会一无所获。但只要我们屈服于自卑，我们也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我们是读书人的后代
无论我们在攻读学位，还是在练兵场上，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乡村，也不管我们的父辈是不是识字，我们都不该忘记，我们华夏祖先的形象，是读书人的形象。
在汉民族史上，有过这样的时期，人民“不学诗，无以言”。也有过更好的时期，“学而优，则仕”。但是，自从那位站在田埂上的贫下中农，怒气冲冲地反诘仲由，讽刺他的老师孔丘，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苛求知识分子必须面面俱到的微辞，便萌生了出来。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四肢和谷子问题，成了贬低读书人的最通行的说词。可以说，这个阴影甚至至今仍未散尽。不知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要为那位只知“植其杖而芸”、此外仅会辨认五谷的老农进行扫盲，而自动放弃读书权的人以及被善于分清五谷的父母剥夺了读书权的人，却与日俱增。他们对现代文明和世界的未来，构成了空前的威胁。
G·布什在一九八八年的竞选中声称，他要做一个“教育总统”，以此拉拢选民。李登辉也在台北呼吁说：“读书人的后代，不该忘记读书。”今天，在全世界的任何一隅，要昌运，就要读书。在个人地位的升迁过程中，“学而优”即使已不再是“仕”的唯一条件，但它依旧是重要的基础指标。没有文凭，是做不了白领经理的。
韩国白先生告诉我，韩国人即使是在勒紧腰带艰苦创业的朴正熙时代（1961…1979），也始终没有因为眼前的一点点小利益而放弃教育。他们的父母，几乎每个人都是支撑着窘困的家境强迫子女去念书的。那时，大汉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深远影响，在其发源地被批倒批臭了，但它却依然故我地被高丽人尊奉。当韩国老百姓竭尽全力，把家财投向子女教育时，他们完全不清楚这对后来的经济起飞会起到什么作用，他们也不敢断定说，不放弃读书，日后就会发大财。他们之所以不惜血本地教育子女，只是因为崇拜知识。在韩国，这种习惯十分幸运地没有经历过类似于中国文革以及经济变革那样的困境。如果一个青年在那些日子里，能在汉城大学或高丽大学读书，他就是“Number One”，就会受到全社会的尊敬。
白先生说此话时，已是四十二岁的中年人，并拥有了好几个100万美元、两家冷面工厂、无数个食品店。但提及只上了两个月的汉城大学，就因父亲破产而被迫辍学时，他的沉默中充满了不尽的青春遗恨。他说，假如当年他能完成学业，现在他肯定是个大财阀，不会仅仅是个小企业主。我们自己的父母不也是常常这样慨叹吗？如果他们青年时期能坚定地上大学，他们可能已是局长、大画家、或者海军上校了。假如我们五十岁的时候，发现正是因为当初没有多读一些书而变得和父母一样伤感，没能最大范围地赚钱，也没有好职业和荣誉地位，那我们将会多么难过。看看那些拼命挤出时间上夜大学的中年人，再看看那些已经手攥高学历、虎视眈眈、紧紧盯着全社会所有最佳位置的智者大军，我们不为未来找不到一席之地而担忧吗？
我曾见过许许多多为了眼前一点小钱，要子女十四岁便永远停止读书的父亲。也见过二十岁就在街头全心全意摆地摊的人，他们打算挣多少花多少，像个不知追加投资以扩大再生产的蹩脚的小业主。毫无疑问，几十年后，今天曾被嘲笑过的穷书生将会成为有地位的大人物，或是大财阀和高级白领，而今天的小业主，明天还是小业主，不会有什么大发展。
请相信，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永远糊涂到只让文盲发财的地步，不会永远把文盲富翁奉为它的上宾。这种局面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变，像俞作敏一样，爆富的文盲巨头一个个被投入监狱，而那些举止文雅、谈吐高尚的知识富翁正在占领舞台。说到底，知识最终还是一个民族赖以持久的东西，知识经济将是未来的颜色。所以请相信，中国还将是读书人的中国。
严文井说：“读书，人才更加像人。”是的，在更多的时候，读书不只是与官财光荣相联，它是人的风骨的基石。它是文明的卫士，守卫在没有痰迹的风景线上。它是我们行为风范的精灵，不会让我们把商品和零钱扔给柜台外边的顾客，惹恼了他们，却还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它是智力的储存器，使我们不至于像自己的父母一样，送给孩子一本书，上面划满强调线的地方恰好是新人们认为最不深刻的地方。它是人类经验的车船，就像培根描述那样：“如果船的发明被认为十分了不起，因为它把财富货物运到各处，那么我们该如何夸奖书籍的发明呢？书像船一样，在时间的大海里航行，使相距遥远的时代能获得前人的智慧、启示、发明。”
实际上，读书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