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 体系中也一直处于“妾身未明”的状态，这样，相对来说比较发 达。的社会教育体系，不仅对社会的进化，社会分工的进步没有什 么帮助，反而有阻碍作用。中国的自然科学没有科学只有技术，而 技术在学校中根本没有地位’只存在能工巧匠的口传心授中，这 样自然科学技术自然很难发展起来。专门的经商、金融技能拿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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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家师德相承之中，系统化和科学化根本就谈不上，甚至连作 官最基本的知识与本领，诸如钱粮、河工、漕运乃至公文诸技艺 也掌握在幕僚师爷和胥吏手里，能千的官员必须以吏为师才会有 所作为。中国的教育不符合近代化的要求，关键在于它与科举制 度混一，将两者分幵，才是教育改革和科举改革的正确思路。对 于分开后的科举制度和学校体系，均可以适当地采用旧瓶装新酒 的方式进行最初的改革。可是，我们当年的改革家们恰恰采用的 是老思路，仍然让两者合而为一，同时又让铨选制度实质上被取 消，而学校体系的建立又亦步亦趋地学西方、学9本，另起炉灶。 科举改革与教育改革必须周步进行，首先的…步是要将两者 分开，可惜当时的先进人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虽然也发现 了西方教育体系与中国的不同，但是只把眼光局限在西方教育的 专门化上，当他们发现西方“农有农士，工有工士，商有商士，兵 有兵士”的时候，却认为只需将西方学校制度搬过来就行了。对 于西方所无的科举制度，心中只把它视为累赘，甚至是视为近代 化的阻碍，全不计中国的国情和士情。
现在我们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了，科举制度虽也是中国传统政 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但正如传统中也有合理的成分一样，传统的 制度也并非尽是“封建性的糟粕”，甚至可以说，科举制还是世界 铨选制度中比较不错的一种，现在西方人已经承汄，西方的文官 制度事实丄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科举考 试这种形式并非传统的糟粕。其实，在清末民初的“通人”中，也 有对科举说公道话的，像瞿兑之就说过：“明、清两朝士夙受科举 制度之钤束牢笼，其害不可胜言。然白丁得一第，顿可昂首青云， 社会阶级亦缘此铲除不少，以视六朝以门第埋没人才1终觉此胜 于彼矣。”〔口
〔1 3瞿兌之：《沌庐所闻录》，卷十三。 344
科举与学校制度的改革可不可以实行旧瓶装新酒呢？我以为 应该是可以的。科举制度自不必说，从它确立那天起，考试的内 容就是不断在变化，最后变成八股，当然是它的不幸，但这并非 科举考试制度本身的罪过，同时也说明了在同一种形式下，内容 完全是可以改变的，形式和内容之间并不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从 百曰维新到新政初期的实践中，也说明了旧瓶装新酒是完全可行 的。
至于教育制度，应该区别对待，在小学这一层次，旧瓶可以 利用，因为只要在原有的文字教授基础上再加一些算术就可以了， 至于教学方式的改革，那是可以慢慢过渡改善的々而中学、大学 当然应该学习西方，但书院这种形式也不可简单废弃。因为毕竟 那种学习研讨的学习氛围还是相当可取的。
铨选的难题是世界性的，直到今天，世界各国是否敢说已经 解决了这一难题，恐怕也难说。对于当年中国刚刚了解了一些粗 浅的西学知识的中国改革者来说，让他们在那种情景下能清晰地 意识到今天我们所意识到的一切，显然是不现实的。只是从戊戌 留下的铨选难题，到今天仍然需要我们来继续探讨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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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与余话
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维新运动最终以康梁亡命海外，六君子 血溅莱市口而告终。都说中国传统社会里改革者没有好下场，但 是这次结局出乎寻常的悲壮惨烈。深精佛学，早已戡破生死，― 身侠肝义胆的谭嗣同，能逃而不逃，决心以一死来唤醒国人，同 样有此心却性情懦弱的梁启超先是拒绝了日本公使的帮助，但是 在最后一刻还是避人日本使馆最后逃亡。正在离京途中的康有为 得英国人的相助出亡海外，说是要效申包胥秦庭之哭，但是他的 换门求告终是石沉大海。
中国政治出人意料地向后倒退，所有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有 名无实地苟延残喘之外，全部付诸东流，连荣禄倡导的武科举改 革，也复其举石放箭的旧规。西太后为了自己无叶遏制的权欲，身 不由己地“荣升”顽固派首领々一时间，完全不町靠的“人心”， 成为她破帘而出的唯一依据。在从戊戌到庚子这段时间里，为了 废掉光绪这个虽然懦弱却令她十分不快的“政敌”，她与西方各国 以及洋务派督抚们关系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事实上，她所面临的 情况与处境比之“坐井观天”的光绪还要尴尬。不管她愿意还是 不愿意，打掉了改革派，政治的车轮就不由自牛：地向后转，自己 堵死了向西方学习的路，那么应付西方的外部压力就只剩下向民 间寻求助力这一条路。那些百无一用、满口胡柴的顽固派一天天 地跋扈起来，朝中沾点“新”味的官员人人自危，连李鸿章也不 得不寻求外放以避祸〔顽固派的弹章并没有放过中立的李鸿章和 看风使舵的张之洞〉。到了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不少与洋务派有 346
点瓜葛的官员都受到牵连，非死即逃。封建顽固派的排外主义，与 下层民众积蓄已久的反帝排外浪潮不期而然地碰到了一起，民间 乡里的巫术、神道，武功等等文化因素都成为顽固派的抗外资源， 顽固派拿国家民族命运当儿戏，轻率而不负责任地利用了下层民 众的反侵略情绪，极其不理智地操纵利用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在 把义和团推向侵略者的炮口之后，又转过来出卖刚刚还誉为“义 民”的义和团，抢先在洋兵来到之前，剿杀那些“扶清灭洋”的 朴质农民，当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进人中国农村时，发现他们要 追剿的“拳匪”的人头已经早就挂在村头树上了。
就这样，西太后犯了她执政四十余年中最大的错误，她不仅 没有侥幸地把洋人赶出去，反而使中国背上了四亿两白银的重债1 外国军队控制了京津一线，中国政府作为一个主权政府的象征已 经剩不下什么了。就是她自己，庚子城破之日，仓皇出逃，风餐 露宿，只能以高粱秸秆解饥疗渴，有清一朝帝后处境狼狈者，无 过于此。
戊戌维新是中国的一个变法图强的机会，虽然在这个机会中 还存在许许多多不利的因素’但中国人毕竟可以以此为契机，开 始近代化的变革，把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近代化进程大大地推进一 步，即使步子不能迈得大一点，也不至于倒退一大步。虽然很精 明干练却缺乏政治远见的西太后也许并不很清楚，中国是不应该 也不可能倒退的，倒退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机会就是这样丧失了，虽然变法的操作者们犯了很多 锗误，西太后的倒向顽固派也有很多客观原因，但是，历史在这 一时刻毕竟把她与顽固派同时钉在了耻厚柱上，变法的失败不管 怎么说也是西太后与顽固派发动的政变所致。
经过戊戌的反动与庚子惨变之后，在外部的压力下，西太后 终于再次抬起当年百日维新的余唾，开始了一轮新政。新政是清 朝历史最大规模的一次制度变革，基本上是沿着当年康梁诸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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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方案在运行。佢是，时间虽然过了不到五年，变法的条件巳 经比当年恶劣到了不知凡几。
首先，经过这样一反一正的大折腾后，整个社会对政府的信 任度极大地降低了。西太后在从西安“回銮”时，沿途搜刮可能 不至于上海报纸上哄传的那样过分，但舆论界却对此大加嘲讽，革 命派与保皇派还有大量既不革命也不保皇1仅仅比较开明的知识 分子，都对西太后以及北京政府没什么好感，他们讨厌西太后是 由于戊戌的旧帐和庚子愚昧排外“致祸”的新嫌，他们已经不再 相佶由这位老太婆以及她的政府可以有能力来上持一场大规模的 变法。
而一般老百姓对清政府的失望则是庚子年先是利用义和团 （这是代表民众情绪很得人心的反侵略也盲目排外的武装团体、 而后为了向列强乞和，又残酷镇压义和团，180度的大转弯，中间 连个过渡都没有。政府的无耻巳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道德 上丢尽了脸面。
孙中山曾说庚子之前后民众对革命派的态度有一个根本性的 变化，在庚子之前，老百姓大都目之为乱臣僮樱又笕础《运堑氖乱瞪畋硗椋浅２磺〉钡亟庵直浠楣τ谒恰∮跋觳淮蟮囊淮纹鹨澹涫担又蟾锩橙说氖谐≈岳〈螅饕且蛭拇笫诵摹Ｒ话憷习傩找丫枷嘈牛∏逋醭染。髦帜┦乐ゲ浑侄撸宄持蔚纳缁峄 ∫芽几径 ：苊飨裕梢桓雒裰诟静恍湃蔚恼鞒值摹”浞ǜ母铮湫в米匀灰蟠蛘劭邸�
其次，新政所处的经济条件更加恶劣了。由于巨额〈后来连 西方各国的舆论都觉得过分〉賠款的压力，中国政府的财政困难 到了无以加复的地步，作为清末财政收人主要来源的关税和盐税 收人，由于作为还款抵押，中国政府已无权支配。这样，清政府 只有依靠增加苛捐杂税来解决財政困难。依赖已经相当腐朽的行 348
政机器来筹款加捐，其中饱扰民，其腐败低效不问可知。偏巧有 许多捐税的增加，是以新政的名义出台的，只能引导人们把怨恨 归到新政头上。
財改的过分困难，自然会影响政府对各项改革的干预力度，尤 其是经济改革，政府根本无力对某些必需的经济部门和产业进行 财政补贴，反而是不适驾的搜刮。
更重要的是，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本来就陷人贫困化境 地的中国，就愈发在贫困化的陷阱里不能自拔，市场极度地萎缩， 人民购买力降低到了不能再降的地步，这样，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