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 作者:张鸣- 第36部分

首先，朝中的旗籍大员在思想意识上就与维新派格格不人，徐　桐、刚毅、爽劻等人根本就不同意在中国实行任何变革，奕劻可　能不会像徐、刚诸人那样固执，但他是毫无操守，唯利是图的人，　谁强就靠谁，有奶便是娘。荣禄等人虽然要好一些，伹对康梁的　变法主张也是不同意的。据陈叔通说，康有为与梁启超等18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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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会试，“徐桐为总裁，预戒粤省卷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即勿　取。适遇任公卷，以为即康有为，遂弃置。发榜前五名向例后填，　填榜已竞，只剩五名未填，徐夸示弃置者必有康祖洽卷。翁同龢　亦为总裁之一，笑语徐尚有五名安知无康祖诒？及填前五名，康　果在其中，徐既怒且惭，归语门者，康如来谒，拒不纳广（清代　科举，举子完卷，要有专人抄出并糊名，阅卷毕，录取排完名次　再餺姓名）〔1〕强学会成立之初，徐桐等旗籍重臣就表示了强烈的　不满，屡次授意言官弹劾。原来还有些变革精神的恭亲王奕沂，这　时也暮气沉沉，对康有为辨三说四，横加指责，甚至在临死也不　忘放维新派一箭。相形之！^，汉族大臣的表现倒是还算友好，李　鸿章、王文韶、孙家鼐都对维新派有艮善意的表示，至少不像徐　桐、刚毅之流一碰面就似有深仇大恨一般。
其次，撞车是由于利益冲突。在清季所有的大小改革（包括　补丁式的改革〕中，旗人的利益是碰不得的禁区，凡是旗人专有　的政府机构、军事机构，只有扩充的份，没有减裁之事。政府机　构中的满员，只能增不能减。旗兵久已丧失了作为国防军的地　位，毫无用处，但一兵一卒也裁不得，漕运早改海运，但河漕旗　丁却不能裁，各衙的满语翻译，久已无用，当然也不能动。解决　八旗生计，只有年复一年的补助赏賜，断不可让旗人自谋生计。凡　此种种，只要一动，就是“动摇国本”，来自旗下政治的污水就会　劈头浇来，谁出的主意谁倒霉。
然而这次变法，却一脚踢进了这个禁区，允许八旗自谋生计，　虽然并没有砍掉他们的铁杆庄稼，但对他们来说这不啻是一个信　号，一个将要丧失特权的信号。河漕衙门撤掉，旗丁失去所凭之　城社。及詹事府、通政习、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　闲散衙门之撤裁并转，由此导致失业者近及万人，其中半数以上
〔1〕《戊戌变法》（四：），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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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旗籍。再加上废除八股，多年苦读“圣贤之书”的八旗士人顷　刻之间十年寒窗之萤雪功化为乌有。甚至连整治北京城街巷卫生　之举措也得罪了旗人。原来北京外城#市道路修缮，沟渠疏浚，以　管理沟渠河道大臣总辖之，而街道御史董其事，实际上也例厲旗　丁的“利益范围”，每年六十余万的修绪费，“均为旗丁分之，以　补生计，并当道中饱”。〔1〕只隔几年象征性地雇人开沟一次“例在　二三月，四月而毕，正举人会试之前后也，时人为之语曰：‘臭沟　开，举子来，闱墨出，臭沟塞7”〔2〕结果是每年污秽满地，晴则　飞尘蔽天，雨则淫潦没胫。戊戌新政，重整街道沟渠修缮体系，旗　人的禁脔被触动，怨声载道。
这几项的任何一项改革都会引发来自旗人的一场风暴，何况　几项加到一块儿，而且在同一时间发生’结杲可想而知，旗籍　“群众”几乎异口同声痛诋康梁，“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　而诋诸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3〕康有为曾对伊藤博文诉　苦说，西太后在变法期间几乎被满人包围了，她所接见者，“惟所　信用之满人，如庆亲王、荣禄、刚毅、怀塔布、立山、崇礼一流，　皆绝少见识，并昧五大洲名，何知外国情形？彼常相谓改革，唯　利汉人，满人不利。凡倡论改革者，皆阴谋叛逆之人，此种议论　日人于太后耳。自数月来皇上一事改革，彼等必环跪而请太后曰：　‘如此，则我满人仕宦途绝，衣食路穷/太后常惑其言。所以皇　上意其改革，必几次泣谏太后，乃得渐行一事，……而日来怀塔　布等数十满人，相率跪太后前大哭，请禁皇上改革广这些在太　后处大哭大闹的旗人，无非是愤愤于利益的被侵害1他们绝没有　想到在“大清”旗号下’居然会有人悍然触动他们二百多年视为
。：1《戊戌变法》（二〉，第5&页
〔2〕徐珂：《清稗类钞》笫四册，第165&页。
〔3〕《杨锐致张之洞函》，《大陆杂志》，卷19，第5期。
〔4〕扬志钧：《乘桴新获》，第21页。
禁脔的东西。
最后，旗人激烈地反对变法，是因为他们“收复失地”的反　弹受到了变法的强烈遏制。由于变法的倡导者均为汉人，支持者　也绝大多数为汉人，光绪也怀着“将老缪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　登进通达英勇之人”的心思，新擢拔的“四小军机”又全系汉人，　所以一心想要恢复昔日荣光的旗籍大臣，有理由相信如果不将变　法压下去，不但他们的欲望难以实现，就是现有的地位也岌岌可　危。显然，旗人的反击，由于得到了西太后的支持，获得了自太　平天国以来最大的成功。政变前夕，翁同龢被逐出军机，告老还　乡。而自太平天国以来一直为汉臣把持的督抚中分量最重的直隶　总督兼北洋大臣落人满人囊中（先是荣禄，后为裕禄〉。到了政变　之后，整个中枢喧喧嚷嚷的俱为旗员，汉臣则噤若寒蝉〔连李鸿　章也被挤到了广东〕。
时人叶昌炽曾说，戊戌变法实际上是英俄之争，满汉之争，也　是帝后之争。〔1〕作为维新派的“顾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曾　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说^“论现在救中国的问题，我是尽我所能，　但满人仍喜黑暗，阻挡光的照亮。”　4〕看来，维新运动中这种满汉　之争的态势，不仅旁观者看得很清楚，连外国人都感觉到了。西　太后甚至把旗人的这种激烈反抗作为她政变再行训政的口实。在　政变当日，西太后曾面责光绪说：“汝之变法维新，本予所许，但　不料汝昏味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丁此。汝白1岁入宫，继立为　帝，抚养成人，以至归政，予何负于汝？而汝无福承受大业，听　人播弄，如木偶然，朝中亲贵重臣，无一爱戴汝者，皆请予训政，　汉大臣中虽有一二阿顺汝者，予自有法治之（这里的朝中亲贵重
〔1〕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34负；
〔2〕《戊戌变法》〔四、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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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专指满人〕〔1〕西太后揽权与旗人“收复失地”的两股逆流　融汇在一起，显示出强劲的势头。
晚清汉族官僚势头的增长以及满人势头之衰，本质上是满族　作为统治民族统治力衰竭的体现。一个文化较低的少数民族不仅　仅是依靠武力能统冶中国那么多年，应该说已经是个奇迹了，无　论满清皇帝与“太后”怎样努力，也无法阻止旗人素质下滑的势　头，不从制度上根本清除使旗人骄奢而且退化的因素，不砍掉那　使旗人变得软弱无力、断不了　“奶”的“铁杆庄稼”，旗人的新生　就无从谈起。包括西太后在内的大多数旗人当时都不明白，旗人　的权力是要靠实力才能保证的，因为它们当初就是靠满人的聪明　才智和武咯才艺才夺得的。在戊戌年的旗人“复辟”之后，他们　反弹的势头虽在庚子之乱中被遏制了一下，但他们仍旧不死心，在　潮流十分不利的情形下，仍旧欲以强力恢复旧观，因此就有了　“皇族内阁”的出现，结果却成了自掘坟墓的最后一锹土，连立宪　派都因而被驱到了他们的对立面。
〔1〕黄鸿寿；《湥�史纪事本末夂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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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变法政治的无形之障
任何政治变革，总要遇到些无形的阻力。不是来自人为的反　对，甚至也不是谁有意阻挠，可变革就是走起来盛盛绊绊。这种　阻力往往来自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政治文化。
自文化热以来，文化成了神通广大、无所不包的通天教主的　“马桶”，凡是说不清道不白的事情，把屎盆子扣到文化头上肯定　没事，谁也不敢说不对。显然，我在此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把文　化当成变法失败的替罪羊，更不是说由于文化的沉滞是变法难以　逾越的阻碍，而在我看来，文化的因素只是导致变法失败的诸因　素中的一个，而且占的份额并不大，
而且，我们还要申明，中国政治文化中拉住变革的那无形的　手，并非只来自于儒家文化。五四以来政治变革或革命的先锋们　常常不约而同地将文化批判的火力对准孔家店，按说也情有可原，　因为黹家文化早就变成了一锅杂烩，在政治文化领域尤其如此，而　孔家店则成了这锅杂烩的招牌。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骨架　绝非懾家一家拼凑的，道家的阴柔风格、法家的统洽权术、阴阳　家的神秘气氛、墨家的实证精神，都体现在传统政治的制度、运　行与技术诸方面。它们与僑家一道，使中国政治文化充斥道德气　息，充斥权术和阴谋，也充满了智慧。
近代以来，中西碰撞，中国传统政冶文化往往显得滞后与不　合拍。这其中的确有它不适于近代工业文明的一面，但也有两种　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的隔膜的因素。文化不见得与经济发展　相合拍相对应，所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因素也能为补充西　176
方政治文化起到作用〈如考试的精神与制度：）。但不管怎么说，在　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国向西方近代制度靠拢的努力中，中　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确实阻碍处多，顺畅时少，虽然不好用进步与　落后的框架全然框之，但在当事人。的眼中，其形象的确不佳。
讲究资历，排斥后进的政治心理；推诿拖沓，相互牵制的官　习；权力合法性依据的模糊；政冶与普通老百姓的隔膜〔愚民政　策与黑幕政治的恶果、以及维新派自家的求全心理，这一切，构　成了变法政治的无形之障。
一、资历问题
在维新运动中，登上政洽舞台不久即掀起轩然大波的康有为、　梁启超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