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事。”〔2〕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也许令某些人感到不解的是，我们在张之洞《劝学篇》对传 统“儒教”的论述中，竞能找到康有为、梁启超甚至谭嗣同某些 观点的影子。虽然，他也说些“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3〕这一类的 门面话，但笔锋一转，他又发出了这样的议论：“近日英国洋文报 机中国不肯变法自强，以为专信孔教之弊，此大误也。彼所译之 四书五经，皆俗儒村师解释之理，固不知孔教为何事，无责焉耳。 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诞之词 章，非孔门之学也。薄书文法，以吏为师，此韩非、李斯之学，暴 秦之政，所从出也。俗吏用之，以避事为老成，以偷惰为息民，以 不除弊为养元气，此老氏之学，历代末造之政所从出也，巧宦用 之，非孔门之政也广〔4：1在这里，张之洞非佴一笔扫倒了科举八 股，而且连汉学（杂博之考据〗、宋学（禅寂之性理〕乃至桐城古 文都一笔抹倒。而且，认为儒学受到韩非、李斯之学（荀学也）和 老庄之学侵烛改篡的观点，我们不难在康梁谭等人那里找到似曾
之秉之之 张银张张
相识的议论。
无可讳言，《劝学篇》对民权说花了相当多篇幅进行批驳。打 了也许不止“一万板”。这里有不少是很背时且乏力的议论1如强 调“三纲”为“圣道”，因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 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 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1〕然而，话头一转，他又说 道：“尝考西国之制，上下议院各有议事之权，而国君总统亦有散 议院之权。若国君总统不以议院为然，则罢散之，更举议员再议。 君主民主之国略同。西国君与臣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 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万里之外，令 行威立，不悖不欺。”〔2〕隐隐然，对议会制的赞美之意泄于意表之 外。虽然给中国留了点面于，说中国君主其尊严〖也就是威风不 小）过于西国，但马上又说人家“万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 欺广明摆着暗示中国的九五之尊不过是摆样子吓唬人，到动真章 时，威不立，令不行吗？看来，张之洞对民权说的抨击还是留了 一手，不然，怎么会对与民权相联系的议会这样有好感呢？
非但如此，《劝学篇》还在中西学原本相通的大题目下，一一 将儒家经典，诗、书、礼、易、论语、孟子等等摘出片言要义，说 它们分别与西学、西政、西艺息息相通，也就是说，西方的格致、 化学、机器、教育、报馆乃至红十字会都可以在中国传统典籍中 寻出根据。也许会令我们某些教科书的编纂者吃惊的是，张之洞 在此竟然特意关照了西方的议会制：“周礼，外朝询众庶。书，谋 及卿士，谋及庶人，从逆各有吉凶，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也。 论语，众好必察，众恶必察，是国君可散议院之义也。”〔3〕我们不
（：I〕张之洞：《功学笛，明纲I I： 2〕张之洞：《劝学篇〃明纲I （；^〕张之洞《劝学篇‘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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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篇4正权 《劝学篇“正权I 《劝学逋‘正权I 《日本变玫考》，卷7，第11页。
要急于怪张老先生牵强附会，而是要体察此老一片良苦用心，即 然议会制都能从《周礼》、《尚书》、《论语》里找到根据，那么谁 反对它岂不等于非圣蔑教？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理论实际上我们 早在康有为梁运超那里领教过了。看起来，这几年湖北官家的银 子没有白花，《时务报》和《湘学报》还是让此老真开了眼’也让 我们在这位洋务派巨子这里看到了许多似曾相识的东西。后来徐 桐指责《劝学篇》“尽康说”，不为无因也。
当然，我们还是能找到（劝学篇》对民权说出乎“诚意”的 批驳，但是就是在这批驳中我们还是从书找到了与康梁诸人相似 的议论。张之洞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将立议院欤？ 中国士民至今安于固陋者尚多＋环球之大势不知，国家之经制不 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即胶胶扰扰之人于一室， 明者一，暗者百，游谈吃语，将焉用之广〔1〕这段话的意思无非说， 由于民智不开，所以不能立议院，兴民权。这与梁启超之有一分 之智即有一分之权的说法何其相似〖而且，这样的说法就等于说 议院现在不能开，而将来是有可能开的。所以张之洞在答“或 曰”之设问时又说：“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 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2〕正因为现在不是 时候，所以“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 大乱四起广〔”这种说法，我们在早些时候的康有为的笔下也能找 到：“学校未成，智识未开，遽兴议会者，取乱之道也。？4」康有 为的弟子陈继俨还曾撰文专门论述过中国不能现在开议会的道 理。他说原因有四条，其一是今日中国民心不齐，若开议院，“彼 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取乱之道也”。其二是“民智未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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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议政其三“今中国之民，一无知之民也”，选出来的议员素 质也强不到哪儿去，“小则便其私图，大则愤其公事，集事则不足， 坏事则有余”。其四“以守旧之党，而谋开新政，是欲蒸沙而成
饭。，，〔口
面对康门的成说，我们发现，原来张之洞打在民权屁股上的 板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康门老店。这样一些板子打下去，恐怕 民权不会因此危矣哉，痛矣哉。
现在，我们已有理由说，张之洞这个“变法宣言”在本质上 与维新派在变法实践中的具体主张并无实质的差别。尽管我们可 以说一个是“最高纲领”，而另一个只是“最低纲领”。我们还应 该看到，尽管维新派与洋务旅的思想精义是不同的，但一向为洋 务派奉为圭梟的“中体西用、已经被张之洞在《劝学篇》里大大 地改观了，他所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 学应世事”〔2〕的说法，实际上是把中学“虚化”而将西学“实”化。 这样一来，在功利主义肆虐的维新变法中，完全可在精神上与维 新派达到合拍的。
《劝学篇》的出合，是张之洞的成功，因为他成功地摘湥Я怂∮胨惹性廾拦奈屡芍妒蔽癖ā贰ⅰ断嫜Пā返母上担∮靡欢讯压诿崽没实摹笆ソ獭薄ⅰ案偌汀ⅰ拔页钊屎裨蟆钡姆匣啊“炎约河肽切┢裘傻摹肮ぁ毖月刍辶私缦撸智〉钡亍柏狻∏浴笨盗旱墓鄣慵岢炙谋浞ū疽狻ⅰ肚迨犯濉匪嫡浜笳胖础∫颉度把返妹庾肪糠鞘率担挥小度把轿魈笠参幢鼗帷≈炅琳馕挥惺屏Φ慕纪飞稀怠Ｃ嫖屡删兔挥腥绱诵以耍诒洹》ǖ恼谓逃肫裘傻恼涡胪凡⒔保履嘤⑾菰凇〗巧逋坏匿鑫兄形薹ㄗ园危谠绞泅擞训氖焙颍吹褂�
〔1〕陈璉俨《中国不可开议院说》，《知新报》，第62册。 〔2〕张之漘^《劝学箱。奩逋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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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有影响的士人被他们的宣传所吓走，他们接受不了世界马 上就变成“西化”天地的事实，因此远远地避幵了去，或者像王 先谦、梁鼎芬那样，从赞同走向反对维新派的彳？列中去。 五、启蒙的困境
既然政治启蒙与实地操作之间的角色冲突会有这么大的麻 烦，那么有没有可能设法避免这种尴尬呢？从理论上讲当然亦无 不可，但在实际上却非常之难。虽然，述在万木草堂时期康有为 和他的弟子就有改变中国之志，但变法的契机却是甲午惨败而突 然提供的，说它“突然”，是指对一般士人和老百姓而言的，也是 对整个中国而言的，中国没有准备，只好容忍当时来说“还算有 备而来的康门弟子粗糖的启蒙和同样粗糖的变法操作。事实上，其 他的选择即使有，可能性也非常之小。
刚刚从长期的文化优越地位上跌落的中国人，特别容易产生 急功近利的急躁情绪，他们急于扳回失去的分数，比分愈是悬殊， 情绪就愈发不耐。中国人什么都想“毕其功于一役”，康梁想毕启 蒙与改良于一役；孙黄想毕产业革命与社会革命于一役。然而，在 近代化过程中，最艰难和最漫长而枯燥的事业就是启蒙。
启蒙，也可以说是近代教育，它有很多渠道和层次，人们可 以通过学校、报刊、小说戏曲等等中介完成启蒙过程。近代性是 它的最突出的特点，失去了这点，就不称其为启蒙。所以，它不 是一般性的文化（识字〉教育，但又与之有关系，也不是通常的 社会化过程，也与之有关系。
中国人在前近代时代的教育状况据说并不像我们一般想象的 那样惨。据戴维‘约翰逊等人的研究，明清时代中国农村成年男 子的识字率相当高，“就学者要占适龄男性儿童的1/3 —1/2广〔〗〕
〔1〕戴锥“约爾逊等：《帝制晚期的中国通俗文化》英文本，加州大学出版社；
19^5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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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识文断字的人很多，因此印刷业也很发达，农村拥有相 当多的书籍：善书和历法书（皇历相反，“在欧洲许多农村地 区，直到铁路出现之前。一直没有见过印刷的东西。结论是，只 有相当少的欧洲人的生活受到早期印刷业的影响，而乡村的广大 农民以及固执地区方言的人口则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广〔1〕美 国学者伊夫材丨3罗斯基的专门研究告诉我们，晚清中国农村的 成年男子的识字率为30—45 8，妇女为2—10乂。〔2〕又据中国著 名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1股8年著名的定县调查，40—44岁年龄 组的识字率为2冗，45—49岁年龄组为2仏33拓（这两个年龄 组受教育的时间为晚清显然，外国学者的估计要偏高，他们 所谓的识字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