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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幵中门及暖阁迎之，且问巡捕宫曰：可鸣炮否？巡捕以恐骇听 闻对，乃已。”4〕按清朝定制，总督衙署只有钦差大臣及敌体官 （即品位相当的中央及地方宫〉来见总督才开中门并鸣炮，若六部 侍郎级官员来，只幵中门不放炮，其余自两司以下，统统由角门 出入。张之洞这种破格接待，充分显示出他对维新派的重视。更 令梁启超感动的是，梁来见时，正值张的侄儿娶亲，“贺客盈门”， 而张之洞撇下一大群宾客，一头只顾与梁启超接谈，当天晚上设 宴相待，宾主彻夜长谈，大有相见恨晚之势。张之洞特邀梁留鄂 办事，想让他当两湖书院的山长0 “以千二&金相待，其词甚殷 勤广〔2〕
当然，梁启超这方面对张的盛情相待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他 惶恐地对张之洞执弟子礼，真诚地认为张之洞堪称他在清軔大吏 中的知音。他写信给张之洞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 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广 〔此处的“吾师”指的就是张之洞。V”
洋务派新旧两派的领军入物的态度如此；其他人可见一斑。总 的来说，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掌权的统治者中比较开明的一群，虽 然他们思想禁锢较多，立场也成问题，但比之顽固派和相当部分 混日子的官僚来，他们更乐意看到中国出现变化，对改革也持较 为宽容的态度，
就当时中国的政治情势而言，能否争取到洋务派对维新变法 的支持是成败的关键所在。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由于太平天 国之后地方势力的崛起，一些有势力的地方督抚已经足以左右全 国政局，对全局性的国防、外交有时竞握有决定性的权力和影响
〔1〕王伯恭《鳙庐随笔》，《戊戌变法》（四〕、第301页，
〔2〕（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841页。
〔3〕梁启超：4上南皮张尚书书》，（饮冰龛合集》，文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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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没有地方督抚的积极性，中央政府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难以执 行。当然，由于资历和功业、能力的差异，地方督抚相对的独立 性有大有小，但是，恰恰是那些办洋务卓有成效的督抚独立性较 强。退一步说厂公开与中央政府对着干，恐怕谁也不敢，但我借 口不执行或拖延中央政策那是谁都敢做的事。在戊戌之前，改革 之事往往出于地方的主动，这种现象，实际上已有违封建末世的 官场习惯，因为这不因循了，多少有些“创新”的味道。虽然说 由于“中兴”而激活的那点独创樁神随着岁月的侵蚀逐渐褪色了， 但是洋务派的实力还在，自“中兴”以来地方督抚半独立的政治 习惯也还维持着。他们可以像张之洞那样，兴学堂办工厂，也可 以像谭钟鳎б谎叭蔚难笪裥抡判谐废ＳΩ盟担托姓帧∶娑裕屡伤媪俚那槭剖茄暇模蹦暝⒆蟆⒗罹瓜唷 白郧俊钡男问圃缫严В龉俪”荒┦赖哪浩郑⒆蟆∫咽牛我患兜难笪衽纱蟪级∪詹⑸蜉徼濉⒘趺确撬兰赐耍∷淙徽嬲嫱绻痰娜嗽诘胤蕉礁е胁⒉惶啵Ω恫钍拢颉⊙笱苤踩幢缺冉允恰Ｕ蛭绱耍切┗褂械愀母锞竦亩健「Ь拖缘酶训�1争取了他们的支援，维新运动才有才能落到 实处，有没有具有一定声势的地方声音，应该是运动成败的标志， 假如维新运动在地方上已经形成了一定气候，那么西太后的态度 很可能就不会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显然，维新派诺将，主要是康有力本人对地方洋务派于维新 运动的意义并不十分明了，从他们轻率地拒绝了李鸿章来看，他 们并没有弄清楚政治操作与政治实力的关系，更不明白李鸿章在 晚清政局中的分量。在处理与张之洞的关系上，前期过于乐观和 热情，后来的梁、汪之争又有些意气用事之嫌，将观点和策咯上 的分歧过多地看成派别之争和控制与反控制之争。大约是由于中 国士大夫大一统观念的持久与强固，也可能出于急于求成，使中 国迅速摆脱灭亡边缘状态的心理，维新派尤其是康有为和他的弟 104
子们，总是把目光更多地盯在中央政府身上，对于开明皇帝“乾 纲独断”的希望太大，甚至还想借这次变法再一次重新收回散在 地方的权力，重塑中央政府的权威。愿望虽然善良，目标也很正 确，可惜就是无形中增加了本来就难度极大的变法的困难，从而 使这场关系到20世纪中国命运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 毫无疑义，维新派与洋务派官僚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双方 的政治见解有根本的不同。对于洋务派来说，清王朝的政治体系 经过修补就可以生存下去，政治变革诚然需要，也只局限在“得 人才”这种小的方而以及某些法律方面的调整（如对国际公法的 适应对西方的学习应限制在技术文明方而，而「中国的变法改革 也应主要在技术与经济领域着眼。他们无论贤愚不肖，都对西方 近代政治思潮与理论怀有不解和敌意。而维新派则是想借西方近 代文明这种“他山之石”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他们不仅 赞美西方民主政治，而且热衷于将代议政体引人中国，甚至连西 方的一神教都想加以模仿，下大力气改造儒学成为一种新孔教，而 康有为自然成为中国的马丁，路德。
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政洽见解是一回事，而政治操作又 是一回事，政洽见解相同，不一定政治利益就一致，而政治利益 一致的人又往往政治观点上有很大的歧见。而政治利益的异同，才 是政治操作中联合与争取，打击与反对的真庀出发点。
政治家在政冶运作中，尤其在进行这种亘古未有的政治大变 革中，辨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暂时的盟友，谁是可以依 靠的对象，谁是直接的敌人，谁是间接的敌人和朋友，是首要的 问题。在中国当时那个情况下，幻想在改革阵营里保持清一色的 志同道合者是非常不现实而且七分有害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参 考一下一向为中国维新派所津津乐道的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
曰本明治维新在倒幕阶段，维新阵营里不仅有精通西学的知 识分子，也有大量的下层武士，而具有武装实力的萨摩、长州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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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主，也是倒幕的主力。即使焉维新的核心力量，也分成“尊王 攘夷”派和“幵国派”，就连号称“明治维新之杰”的木户孝见、 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三人，政见也不尽相同，西乡就是一个相 当顽固的攘夷主义者。但是，这些面目各异，主张不同的人们在 @」幕的前提下，暂时政治利益是相同的，所以就可以暂时搁置政 ^歧见而联合起来。日本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说：“武士、地 主、商人们的改革势力，在II？夷这个反动口号之下开始有全国性 的结合，而最保守的势力，&又在承认幵国的进步和开明的外观 之下设法维持自已，这真是进步与反动势力的奇妙结合与对 立。”〔”这种“奇妙”而又荒唐的联合，在当时却取得了巨大的实 效，推翻了幕府统治，把日本引向了近代化。在倒幕阶段，由于 眼前的共同敌人和共同政治0标，“攘夷”与“开国”本身见解上 的歧义，已经不是第一义的问题，只是在倒幕之后，持两种观点 的两派才冲突起来，由于维新的领导人高明的策略，原先的同盟 军依次被击倒屈服，明治维新获得成功。事实上，在当时的东方 实行具有向西方学习意味的改革，只有形成这种面目各异妁混杂 同盟才有可能成功，因为东方没有俅西方那样长期的资本主义发 展的准备阶段和颇有力量的市民阶层的存在。
显然，十分看重日本经验，一心要效法明治维新的康有为等 人不可能对这位邻居的成功之秘毫无所知，但是，我们却看不到 他们对此有足够重视的记录，相反，在康有为进呈光绪“御览”的 《日本变政考》中，他竟有意“篡改”历史，故意突出明治天皇的 “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等于把明治维新的重心由“志 士”转向了天皇。
这种“篡改”正面传递的信息是康有为希望光绪“乾纲独 断”，实行君权变法。其背后则预示着康有为对自己力量的不自信
〔1〕井上浦：《日本现代史》第一卷，三联书店，第119页。 106
和对光绪过高的期望。当然，这不能简单地将之归咎于康梁他们 的软弱和无能，中国的变法也确实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也许中国 戊戌维新的志士们策略水平要比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人要差一 些，但中国的光绪皇帝的确要高出那个当年乳臭未干的明洽天皇。 光绪的确是个很不错的皇帝，开明、通达，聪明而且好学。身为 皇帝，当有人弹劾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有种种非君倡民权和变 服饰的言论时，居然为梁辩解，说：“此不过梁启超故作危言悚论 以感动人心。安得据此罗织之耶！”〔1〕这样通情达理的皇帝如果生 在二战以后倒也不奇怪，但是在那个时代，而且在那个时代的中 国，确实很难得。变法失败以后，康梁等人称誉光绪说“虽古之 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纪之政缋，尚不能及其一二 也。”虽为溢美之词，却也反映出他们对光绪由衷的好感。清代 入关之后前后九位皇帝，连末代皇帝溥仪都算上，光绪帝载枏的 遭际最惨，人却彳艮通达幵明，因此近代以来，他得到的同情也最 多。直到解放后，电影《清宫秘史》还是为光绪饱掬同情之泪，从 而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所以，康梁辈对光绪期望过高，感情过 浓，也就不奇怪了。
可是，现实的政洽生活，偏偏容不得那么多感情在内。一般 老百姓可以喜欢谁就支持谁拥戴谁，而政治家却不能这样做。康 梁们重视君权原也无可厚非，但因此而放松对洋务派的争取则不 能说不是一个重大失误。他们任凭道德感的激荡，轻率地打发了 李鸿章之后，原来淮系的宫僚与军人自然也就琉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