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我要像贝多芬那样“死死地扼住命运的喉咙”。
我暂时放弃了到地铁口唱歌，靠着那不多的一点积蓄，我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用了整整３个月的时间，自己作词作曲，创作了一大批歌曲。然后，我又背起吉他来到了地铁口，以一个新我的面貌，面带微笑，唱起了自己创作的这批新歌。
从行人那疑惑、惊异、欣赏的表情上，我愈加相信了这批歌的价值，我相信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不久，我就有了意外收获：一个唱片公司的老总从地铁口经过，被我的歌声吸引了，他停下来与我搭话，问我愿不愿意与他们合作。我想了想，就跟他走了。
我实在是太幸运了，去公司与他谈了几次，这位唱片公司老总很快就与我签订了合同，答应把我创作的那十几首歌曲用专辑的形式推向市场。经过大半年的忙碌，专辑终于面市了，为了扩大我的知名度，也为了这张专辑的销量，老总特意为我安排了一次唱片的签售活动。
签售活动在西单一家著名的音像店举行，为了给我造势，老总动用各种关系，请来了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十几家新闻媒体对此次活动进行采访。一切都按照老总的设想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可让他也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签售活动开始了，尽管周围挤满了人，可就是没有一个人掏钱买我的唱片。
半个小时后，我简单地接受了几家媒体的采访，就灰溜溜地从音像店里撤了出来。临走时，我听到音像店的经理对老总说：“以后，像这种档次的歌手，最好别往我这儿领！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买他的唱片，我都替他感到难堪！”
音像店经理的话，像一记重重的老拳，打得我眼冒金星。他的话也让我明白了，像我这样的歌手，无论歌唱得多好，也没人买我的账，因为我现在还没有一点点名气，而名气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是再重要不过的了。
真是对不起这位老总，我的签售会不仅让他没了面子，而且还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我的这张唱片，发行后卖了一个月，仅仅售出了５００张，最后不得不提前撤下货架。本来他是想推出个新人大赚一笔的，却没想到让他赔了个底朝天。
这位唱片公司老总在京城演艺界也是位响当当的人物，经他栽培的新人没一个不红的，但恰恰到了我这儿就成了他的滑铁卢。他不服气自己看错了人，还想推出我的第二张专辑扭转局面，但遭到了董事会全体成员的激烈反对，便只得作罢。
奇怪得很，发生了这样的事，非但没有挫败我的雄心，反而让我变得雄心万丈起来。我又开始静下心来，埋头创作我的第二批歌曲。歌曲出来后，我拿着歌词、歌谱，背着吉他跑遍了京城各大唱片公司，却没一个人理我。
听说我又创作了第二批歌曲，我的伯乐——那位十分欣赏我但又无能无力的唱片公司老总，把我推荐给了一位歌坛大哥大级人物，他听了我的歌后，表示愿意与我合作，但却提出，专辑的署名权不能是我，而是他本人。
他的理由是，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署真名会影响到唱片的销量，而署上他的名字，却可以让唱片畅销。他给我开出的报酬是１０万元，１０万元对我来说很重要，但他提出的条件我不能接受，于是便拒绝了。
多年以后，就是这位歌坛大亨以“行贿罪”锒铛入狱。墙倒众人推，一时间揭露他的文章铺天盖地，这时大家才知道，他所写的那些红透了半边天的歌，原来都是别人代笔的。我很庆幸，当初若不是我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不也就沦为他的“枪手”了吗？
像这样无德无才的骗子，却能大红大紫，不可一世，在歌坛上称王称霸，可见我们的歌坛混乱、无序到了何种程度。而一个没有任何背景，又不善钻营的歌手，若想在这样的歌坛上获得成功，又是何其难哉！
这位大哥大只不过是一个以词曲作者自居的江湖骗子，像他这样找枪手替自己扬名的事毕竟还不能算普遍。但若一个本身工作便是为歌手扬名开道的企宣，也这样称霸歌坛为非作歹，并且还是歌坛的普遍现象，你又会作何感想，会不会让你觉得歌坛已经腐烂到无药可救了呢？
让人痛心的是，事实恰恰如此！
众所周知，企宣的任务就是为歌手或专辑进行企划和宣传，但圈中很多企宣都是具备作词作曲的本领，才入了这一行的。因为有了名利的成分在其中，而且企宣在某种程度上有为歌手选歌的权力，这样一来“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就会在他们那里作祟。
自己写歌自己卖，既能赚钱又能出名，何乐而不为呢？为了自己的利益，企宣们自发地结合成一个小圈子，在唱片业内贩卖彼此的私货，另一方面又本能地抗拒、扼杀圈外人的优秀作品，这样便使得新人走上歌坛比登天还难！
据说，陕西有位热爱音乐的普通工人杨海潮，曾带着他创作的《楼兰新娘》去广州，跑遍所有的唱片公司都碰了壁。他不甘心，又来到了北京，可没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在北京他也屡屡碰壁。
风雨过后，请在歌声里为我祝福（9）
原来，这首歌根本就没到达歌手和唱片公司老板的手中，刚到企宣那里就被判了死刑。后来，田震买了杨海潮另一首曾多次被退稿的歌《干杯朋友》，唱红了大江南北，杨海潮的名字才被人熟知。
我当初的经历，也与杨海潮一样，在北京碰了无数次壁后，我也没推出自己的歌。最后，我终于绝望了，就在我想再次重返地铁口，从此安心地做我的地铁歌手，并发誓永远不再
去那个所谓的歌坛折腾之际，一位真正有才、有德的艺人出现了。
是他，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因种种原因，我不便提他的真名，在此我姑且以“老师”尊称吧。我觉得他无论是在做人，还是在作词、作曲的才华方面，都堪称我的老师。前面说了，我的第一张专辑只发行了５００张，但就是这么少的数量，还是被这位可敬的“老师”淘到了一张。
他听了我的专辑后，对我非常欣赏，于是便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我。与我谈了几次，听了我的故事后，他鼓励我别放弃对音乐的追求，因为在他看来，我这样的好歌手，放弃了实在是太可惜了，他甚至说若如此便是未来歌坛的一大损失，也将是他的遗憾。他真诚地对我说，他不愿看到一颗新星殒落，因此愿助我一臂之力。
不久，他就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经他推荐，我进了一个电视剧组，为这部正在拍摄的电视剧唱起了主题曲。这部电视剧播出后，红遍了大江南北，我也因唱了主题曲而一夜成名，以火箭般的速度，从一个无名小卒迅速蹿红为一线歌手。
成功很难，特别在演艺界，有的人无论怎么努力，奋斗一辈子都不会成功；成功也很容易，运气来了山也挡不住，昨天还是一个蹲在地铁口唱歌的无名歌手，今天就有可能成为一位“著名歌星”！
这就像有人问那英“要成为一名成功的艺人要具备哪些条件？”那英不假思索地就把运气摆在了第一位。对那英的这句话，我举双手赞成。最成功的艺人不一定是实力最好的人，但一定是运气最好的人！对艺人来说，运气实在、实在、实在太重要了！
第二章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1）
“要挣钱，去深圳，要成事，去北京。”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人不甘寂寞，我要成就一番事业，于是我来到了北京，成了一名“北漂”。
刚到北京，它就给我一种闲人多、闲聊多、闲事多的感觉，这种感觉虽历经数年风雨，至今却仍未磨去。这种感觉，很像１９世纪的艺术之都巴黎给人的感觉。北京有那么多名胜古迹，那么多小胡同，又有那么多搞艺术的。这一点，和巴黎是极为相似的。
巴黎人干别的事恐怕不行，但跟搞艺术沾边的，他们便有极高的天赋，这多少得感谢巴黎满街的咖啡馆和整日泡在里面的巴黎文化闲人们。正如一位哲人所说“闲暇生艺术”，巴黎的咖啡馆实在是孕育法国文化的温床。
后来，当我事业有成时，我有幸去了趟巴黎。在巴黎，无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一张张独脚的小圆桌组成的露天咖啡座，在彩色缤纷的阳伞下，闲人们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叫上一杯咖啡或其他什么，一泡就是一天半日。尤其是巴黎的文人，他们对咖啡更是情有独钟。
与巴黎比起来，我们中国除了北京，还有上海、广州两个城市也有可能成为艺术之都，可惜的是，上海居住条件太差，广州的繁华则容易使人浮躁，只有北京，才最有条件成为又一个世界艺术之都。
北京，我爱你！虽然，我也曾一度憎恨过你，但这丝毫不减我对你的热爱。是的，我爱你，就像爱着生我养我的母亲！
如果说，我选择做画家与凡·高有关，那么我选择到北京做一名“北漂”，则与圆明园画家村，与北京对我的这种诱惑有关。
早在念初中时，我就读过由欧文·斯通撰写的《凡·高传》。凡·高一生都在贫困和饥饿中度过，如果没有他善良的弟弟提奥的倾力相助，他的生活将会更加狼狈不堪。他当然不会想到，在他死后的第９７年，在著名的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他的画卖出了３９９０万美元的高价。
凡·高的一生都在渴望爱情，可不幸的是，没有一位女子能爱上这样一个丑陋的生活的梦呓者。无数次的失败伴随着他，当他割下自己的耳朵，洗净后送给一位他认识的妓女后，他被爱情、也被生活彻底地抛弃了。
而这，并没有减弱凡·高对生活、对爱情的热爱，相反他以更加高涨的热情赞美生活、赞美女性，他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所有他爱过但却不爱他的女子表达了他的真诚，他在他的绘画中把他所有的悲欢爱憎，堕落与挣扎，渴望与追求，融入其中。
可以说，凡·高的作品之所以能成为不朽，能成为后世顶礼膜拜的圣物，皆源于他的这种热爱，源于他对生活、对爱情的渴望与激情。是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