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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地主的坟墓，跟同一地区别的坟比，它有五倍那么大。坟的高度有十五英尺，在山的侧面，在其泥土覆盖的后部，种了九排谷树。旁边，一排竹子在风中飕飕响。石雕装饰了坟的正面，石雕人物中部分的脑袋被敲掉了，那是文革时的破坏。大概也就是那时，家族的名字也从墓碑上移掉了。但石雕的大部分依然完整，上面刻的字，部分是：
愿兰桂润心
愿子孙成功
九泉之下安息
看到这么一座坟墓，你能猜想这个地主后代的典型命运：解放后的审判，流放，挣扎，劳改营。也许，这地主的后裔未能取得他所想象的成功——但这也只是猜想。可以确认的是，这座坟无名，而在竹影下，并无兰花，而在今天，清明节，没有一个后代来这里致以敬意。边上，何忠贵一家人在聊天，同时给何忠贵父亲与叔父的坟前上纸钱。但这处大墓，除了后面的谷树外，别无进奉，仅有沉默，以及风吹过竹林发出的神秘声音。
何忠贵的父亲和叔父被并排埋葬，一对坚固的砂岩石坟墓，东南朝向，对着长江，以及越过长江后的世界。拜访者们必须单个成列穿过小麦地，来到坟前，注意不要踩上了青青的麦苗，而现在，他们点上了胖胖的红蜡烛，点起成堆的纸钱。
这些钞票，统共有8亿美元，上头写着“天堂银行”。它们乃是另一个世界里的合法货币。冥币渐渐烧成了黑色的灰球，随着火苗的燃烧。蜡烛在长江的风中舞动。热风来了又去，随着火苗的起落。
老女人们在坟前磕头，在冥币钱祈祷保佑。在她们结束后，轮到了孩子们，在大人们的催促下。他们偷笑着，马马虎虎叩头三次，他们跪在钱币上，以免把裤子衣服弄脏了，然后他们合上眼睛，祈祷，有时声音颇大。“请保佑我考试考得好，”戴梅的表哥说，他是个戴了眼镜的十六岁男孩。
之后，一群人又穿过麦地退了回来，然而有三个年轻男人留下。在仪式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站在后方，表情忍耐，然而冷淡；他们在二十多岁，而清明节不是年轻男人的节日。但现在他们爬上去，站在坟顶上，拿着香烟和长串的鞭炮，然后，他们点着了线引。
当鞭炮炸响的时候，鬼魂就四散了。孩子们拍手欢呼；老人们捂住耳朵转过身去。那些年轻人保持着冷静——炮竹声震耳欲聋，但每个人都手持一串鞭炮，直到火焰接近了他的手指，然后，不急不忙，他掉下那一串，又点一串。他们不塞耳朵。他们不笑，也不愁眉。他们完全不做任何表情；从外表看，他们很酷。但在他们眼里的某些东西无法控制住，闪耀着纯粹的兴奋，当他们站在坟上，而周围的景致与节日的声音，突然在这一处汇聚；那爆炸声，火药浓重的气味，漩涡般的尘与烟，还有阳光，远处下方的长江，好似一条长龙，在河谷突然的轰鸣中懒懒躺着取暖。
他们的队伍继续往山上爬，经过一排排绿油油的扁豆，经过齐腰高的麦子，经过另一道陡峭的石梁，那儿有着短短的梯田，和蜿蜒的石路。长江依然在南面依稀可见。炮仗声在空气中回响。家族成员继续前往何忠贵母亲的坟墓，她被埋在白山坪的高处，跟她丈夫的墓有几分钟的路程。她比他迟三十年才死，或许她对风水有不同看法。在那些时候，夫妻俩分开埋葬，并非异常。
她的坟上刻下了五个大字：李成玉 何母。在那名号下，有两排整齐的名字。
“看看，那些就是她的后代，”戴梅说，她靠近过来奉上她的敬意。“女人们在左边，男人们在右边。那儿有我的名字！”
她伸出手，触摸名单上最后一个名字。在戴梅和她外婆之间，有不止十个名字。他们中的部分今天也来了，而有些人则住得太远。还有些人，已经死了。但每个人都被记在名单上。戴梅用手指划着墓碑上她名字的笔画，然后只是简单说道，“那是我。”
在下午迟些时候，一家人从山上回家。他们在另一个堂弟家的打谷场上吃了午饭，现在，他们回家也不用赶了，偶尔停下来欣赏风景。
但何忠贵对这片土地并无多少热爱。对于大多数外面来的人，田野的景致美丽浪漫，但他的父母住在这里，而大山代表着辛苦的生活，而今他很乐意将之抛在身后。他在下坡路的半当中停下来休息，望着长江，他轻声说道。“我在城市里长大，”他说。“不是在这乡下。但我们还是很穷；我的父亲在码头上干活。到了十五岁，我也去干活了。我都是一个人去的，在建筑工地上。那是我只是个普通工人。我跟她那么大。”
他指向戴梅，有一阵子，看起来他想要继续他的故事，但他陷入沉默了。他不是很爱说，也许，他的故事已经说了太多遍。
无论如何，那人生发展的轨道是清楚的。能从他身上所有东西中看出来——他的服装，他的自信，他的手机，在今天的仪式里，它响了好几次。而故事也能从他的房子里看出，那是在涪陵下城区中心的一座三层楼。所有的住户都是他的亲戚——一个女儿住这层，一个兄弟住那层，另一个兄弟住中间。所有的房间围绕着一个天井布置开，家族的成员很容易互相招呼。房间都很大，装了VCD和卡拉OK机。天花板装饰有吊灯，有巴洛克图案的灰泥，还有天鹅绒的挂毡，深红，深紫。屋顶上，有一个绿色金鱼池，一棵橘子树，从这里，你能看到涪陵一片片的瓦顶，通向长江，以及白山坪的田野。
（何所盖的房子，似乎很像客家围屋的格局，在福建遗留较多。）
在涪陵很少有私家车，但何忠贵有一辆崭新的红旗轿车。他喜欢指出说，这车曾经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座驾。他自己开车，在今天稍晚时，他缓缓的，喜悦的，开着车子，穿过城市，到了河东区。他会开车经过自己正在建的楼房，他会指给我看，安静，然而带着骄傲。这是一个巨大的上城区建筑，有着白瓷砖与蓝色玻璃，是那种在全中国到处可见，毫无特征，无法区别的房子。在经过建筑时，车子会慢下来，何忠贵会打开空调问，问“后面够凉快吗？”
但那是迟些时候的事儿了。他先是把他的家族带下了白山坪蜿蜒的石级，在山脚下，他为每个人都买了雪糕，等待渡船。他们在长江的鹅卵石江滩上吃着雪糕。在他们上方，大山变得安静了；今天的炮竹已经放完。一阵清风沿着河谷向东吹去。宝塔在下午的阳光中清晰起来。一家人吃完了雪糕，说着笑着，在春天的江水里洗着手。
第六章
暴雨
在五月初，涪陵东边的山岭上，出现了火灾。好几个星期以来天气一直炎热——热气混着雾气，明亮而视觉模糊的日子，温度到了九十多度（华氏）。一道道尘土浮在校园后未平整过的马路上空，空气因为热气而变得沉甸甸。人们都告诉我说春雨太少了，而不久，双眺山上爆发了火灾。
它是涪陵区域最高的山；在明朗的日子里，从它的山顶上可以同时望见涪陵和丰都。那山上有森林，也有小型的农场，而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没人知道它是怎么开始的。从长江上吹来干热的风，扫过山上的火苗助势。
在火灾发生的头一个晚上，学校派了五十个学生志愿者参与扑火，而第二天的早晨，又有两百个学生前往。从我的阳台上，能看见第二组人聚集在学校的广场上。他们全是男孩，穿着军训的服装，他们笑着，兴奋，起劲地聊着，等待着出发。巴士把志愿者们带走了，校园里安静下来。
那一天，太阳就像个挂在空中的闷热的圆盘，烟从山上飘下来。我能从阳台上闻到气味。许多出发的男孩都是我班上的，随着这一天时间过去，我有些困惑，不知道他们在山上做些什么。女孩们也心不在焉，课上得不好。
之后，我在卧室里学习时，见到黑云在西边的天空上聚集。风突然吹起我桌上的纸片。我关上了窗，去阳台上收起衣服，之后，我穿过房间，把所有的门窗都关紧。暴雨将至了，在城市的后方鼓胀得越来越黑，在风力之下，我几乎关不上客厅的窗户。
我关上了灯，往手电筒里装入了新电池。当雨开始下时，我跑到了厨房的小阳台上。雨以笔直的对角线在空中一道道划过，风吹得更劲了，而树枝在狂暴起舞。穿过操场的那边，教学楼里的窗玻璃被震碎了，学生们大喊大叫。他们总是兴奋地大叫，只要有大暴雨光临的时候，而有时他们都忘了关上窗子。在春天里，地上经常有暴雨后碎裂的玻璃。
我听到河东区那边有更多的玻璃碎裂，而人们匆匆穿过街道。在插旗山的西侧，突然一道蓝色的闪光，接着一起爆响，然后，涪陵所有的灯全灭了。
我从阳台上望着暴雨。云层在山上低低卷过，大雨愈大。天空暗了，突然又闪过一道白光，仿佛有人在云层上擦过一道火柴。一团闪电照亮了白山坪的山顶。有一阵，山顶高高踞于长江上，在闪电中冻住了，然后，一阵轰雷奔过，山突然消失了。很快，大雨给江面蒙上了层雾气，直到长江看不见了，而乌江只剩了一条灰带，混入了看不见的天际线。
半个小时后，暴雨停息了。山岭再现翠绿；所有的灰尘烟雾在空气中清除掉。整个晚间，下着小雨。第二天，我的学生从山上回来了，在他们抵达火场前，暴雨已将山火扑灭。但这次行程，乃是对例行生活的一个打破，他们看起来，跟刚出发时一样的兴奋。
两个星期后，学校举行了三天的田径运动会，在插旗山下的一座新建的体育场内。大多数中国的学校都会在春天搞运动会，但我们这个规模尤其大，因为新场地的缘故，也因为香港快要回归了，一个半月后。
这学期的所有事情都与香港相关，就好象每个秋天都有活动和长征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