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们唱歌。那是当时流行的劳苦大众小调《荷花调》，带着淫秽色彩的《十八摸》。瞎子舅舅和纪年就是在她们一声声“哥呀”、“妹呀”、“枕上摸呀……”的淫荡嬉笑对唱声中，躲在粉红的幕帘背后，密谈了黄金、党费和购买枪支弹药的军费，审查修改起义暴动计划、路线和基层班排长以上的干部名单。他们装扮成桐油商人，请姑娘在花戏楼吃饭喝酒。他们故意吃喝得很醉。夜晚来临，瞎子舅舅醉醺醺地挽着那个所谓的“妓女”，出了妓院。梧桐树下的那个吊眼的暗探，还往他们的身影子，啐了很大的一泡口水！他们大方地招来装饰华美的马车，摇摇晃晃地赶往江边码头，连夜乘船回到了红池坝游击队大本营。他，谭纪年呢？真和其中一个眼睛略微歪斜，长得十分水灵的妓女混了一个晚上。至于他的这次失身，我们不可能按照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活动来理解。他们，纪年和瞎子舅舅，早先并没有约定，因为不需要约定，他们这是演电影，并不是动真格的逛妓院。他们、老鸨和被瞎子舅舅带走的那个妓女本人，她其实就是命运多彩又多舛的叶哲文，都十分清楚。送走瞎子舅舅，他喝酒太多，身边妓女的眉眼和肉肉的身子太令人沉醉，姑娘起身向他敬花酒的时候，他的眼睛不断地往她扁平的下腹瞟，那时，作为男人，他的心就猛地“咯噔”了好几下，一种比较肮脏的心理，从他脑海里冒出来，他真的很想看看……她那里的一片神秘的香馥馥的土地，和怀孕的娅雯那一晚他没有看得很仔细，而且看仔细了又十分痛苦的土地，究竟有什么两样？不知是当天，还是以后的某个晚上，大醉的酒意中，他非常急迫熟练地褪下了妓女松松的裤头，他的熟练主要来自于他给怀孕的娅雯洗过内裤内衣。拥着妓女滑溜溜的身子，他满脑子幻想着心爱的娅雯，他在妓女身上的那些部位猛吻猛掐。妓女是来自大江下游江边城市的穷苦人。父亲是船工，母亲是老妈子。刚出道不久，而且很柔顺。酒意醺醺，他鸡啄米似地吮着她如花团锦簇的胸脯，嘴里喃喃说：“你，你必须，同意嫁给我，我才愿意给，给钱和你睡觉。”这一切妓女都答应了。因为妓女眼睛很圆很亮地看到了他放在八仙桌上褡裢里的金条和银圆。后来，他果然租了房间，把妓女接出去睡在一起。虽然，他觉得妓女很肮脏。她身上毕竟没有孩子。他们做得非常的满意快乐。妓女比他小十多岁。正是这个眼睛歪斜的小妓女，从此把他变成了真正的男人。他虽然有时候还回牛奶场去，照顾肚子越来越大的娅雯。这段时间他和妓女睡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可是，每睡一次，他都觉得过去的那个谭纪年，已经死去。只有当他离开妓女，回到娅雯身边，才感到过去那个自己，地下党某某书记，现在还活着，还活在组织的联系和同志们期盼信赖的目光中。当时的地下党，是不是真的都像他这样？不用说我们已经能够得出肯定的答案。关键还是他本人，而且，我们并没有把他仅仅作为地下党某某市委书记来描写。揉面团一样颠倒着妓女肉乎乎的身子，幻想着他曾爱而未得的小仙女娅雯，他就只剩下一个最普通不过的男人。他和某妓女的那段交往，并不是一时的过失，而是有意而为之。而且，我们不能不真实而且遗憾地描述，资料记载，当时这一带逛过窑子的某某地下党干部，远不止谭纪年一个人。这样，纪年一边和妓女鬼混，一边照顾娅雯，还一边从事领导起义暴动的工作。子庄想，这样领导的起义暴动，要是能够成功，可能老天都不容许。当瞎子舅舅回去把修订了的那批起义暴动人员名单和作战计划的最后定稿，辗转通过那个妓女，地下党交通员叶哲文，从红池坝游击队大本营秘密带回来交到他手上，叫他审阅、签字，送交他们的共同的上级备案，或者批准的时候，他刚从妓女的房间里疲倦地走出来。他感到无地自容，身子像鬼影一样轻飘。他做贼似地溜进小酒馆，喝了很多酒，他摔碎酒瓶，把自己的手臂割出了血。他下定决心，从此不再和妓女来往，努力去把这次暴动开展起来。谁知道，又一批新入党的同志，要在端午节那天宣誓。他告别了娅雯，坐船离开这座城市，到乡村去呼吸新鲜空气。就在端午节，油菜花开划龙船的河边上，他被捕了。出卖他的居然是妓院老板。特务机关给了老鸨更多的钱，于是他们就轻易端掉了这个以妓院做掩护的某某游击队据点的老窝。他和妓女鬼混的行为，早已受到特务的监视跟踪。好在他并没有给妓院老板留下自己的真实身份。那时，他真实身份是华生洋行职员。他这次被捕并没有叛变。娅雯的父亲出面把他保释出来。因为娅雯父亲已知道了娅雯怀孕，也知道娅雯已经和纪年是名义上的夫妻。在她父亲，那个老参议长的心中，纪年，也许就是他真正的未来女婿。
关于叛徒祖父，在他“儿子”永年的记忆中，通过母亲的口述留下的全部印象，就是被枪杀之后，悬崖下的沙滩，他绑着的身体像蜷缩的虾米。这个印象很残酷。和所有被枪毙的人一样，无论生前多么高大完美，中弹之后，都只能像虾米。但，一个人不是虾米。他的一生，也是很漫长的生命历程，远非一头虾米所能概括。现在，我们一听说共产党“叛徒”两个字，都似乎觉得是莫大耻辱的象征。我们的红色经典电影小说，也把“叛徒”塑造成十恶不赦的坏人。当然我们应该对这种审美意识给予足够的尊重和理解。的确，同一阵线，对敌斗争，出了叛徒，真是革命和人生的悲剧与不幸。“坏人”的字眼，怎能概括他们全部丑陋的灵魂？但，每个人的叛变，究竟因为什么？他应该忠于坚守什么而没有做到？怎样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叛徒，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历史档案馆查到了那个叛徒“祖父”材料，从那些简单的记载看来，小时候，戴一顶棕色小毡帽，他也是一个勤奋好学，不多言语的孩子。世代祖传工匠家庭，并不算贫穷。他读过私塾，也是在他私塾老师亲戚的帮助下上学的。他在老家谭家岭那一代，早已成为一堆狗屎。当年他读书的私塾，记载着他学生时代的优异成绩。我们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的叛徒，并不是单纯以他为原型来塑造的。他叛变那年，一九四八年秋天，是中国革命最黑暗，也最有希望的时期，他和地下党市委的干部正在为迫在眉睫的起义暴动商量对策。他并不是在商量过程中突然被捕。被捕叛变的他，生活和命运，就开始了奇特怪异的转折。他干了很多坏事，令人不齿。他带着特务去破坏他自己建立起来的组织。他写了悔过书，又写了要怎样对付共产党的小册子。他也带着敌人到武汉、上海、成都、昆明、香港，去追捕比他更高级别的共产党干部。也许，那个逃跑了的商人革命者、文人或者作家，都可能是他追捕的对象。当然，带着特务去追捕那些革命者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妻子”生的孩子，并不是他亲生。那时，他和娅雯之间，都已经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时代、历史赋予他们人生的不二选择。只有在疯狂的年代，才能看到那样疯狂的人和事。当他做起叛徒罪恶勾当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疯狂。他的叛变，也有个痛苦的过程。他挨过打，挨过骂，也终于横下一条心，为新的主子服务。某某图书馆存留的资料上，记载着这么一个细节，他带着他过去的敌人，去昆明追捕他过去上级的时候，当时的新主子，大约一个国民党少将吧，在飞机场候机室递他一根三五香烟，他低头哈腰，接都不敢接。那时的叛徒，除了遭到共产党人的唾弃之外，也同样被他的新主子看不起。你能背叛这个，就可能背叛那个。空旷的候机厅，没有他的位置。他穿一身蓝色中山装，国民党封了他一个中校专员，作为地下党统帅一方的领导人，后来变成那样诚惶诚恐的走狗，也很难说他没有心灵的挣扎。他曾把特务带到过去熟悉的地下党高级干部住宅里去抓捕，但同时，也早些时候，他就已经设法给那个同志通风报信。大胡子萧叔叔，有传说他们是亲戚，就是在他和特务的眼皮底下逃脱的。黄桷树下，宽阔的街口。他和萧胡子不期而遇。特务紧紧抓住他的衣襟，他故意滑了一跤，摔在地上，歪着大脑袋向萧胡子使了个眼色，萧胡子立即像野兔一样，“倏”地钻进了街对面眼镜行门口停着的那辆黄包车。那时，他是市委书记，萧胡子是组织部长。萧胡子后来写文章，揭发了他的生活作风问题，用党费去玩妓女，故事情节也轻描淡写。但对他是否历来就是共产党的死敌劲敌的问题，避而不谈。他曾把特务带到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去转悠，就是为了保护他尽可能保护的同志。我们现在用叛徒的标准来衡量，已经不能完全看出他心灵的挣扎和痛苦，和他变得疯狂的过程。即将枪毙之前，他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毫无狡辩申诉之意。他向曾长久地用心灵和岁月紧紧拥抱，而今，又要置他于死地的新的红色政权，说的最后一句话，也就是遗言：
“请将我的尸体，弃之荒郊，与草木同朽。”
看来，经历叛变疯狂了的叛徒祖父，那一刻，是多么地富有理性！他并非不知道，这句非常难堪，也很有分量的话，可以概括他悲剧、可怜又令人叹惋一生。难道他真的知道了自己仅有的价值，就是用血肉之躯肥沃黄土？这样的黄土之上，又会生长出什么样的生命的禾苗？和世上所有草木比较起来，个人的生命算不了什么。而且，那时，两大政权的争夺拼杀，终究是一场硝烟必将散去的历史烟云。硝烟散去，更能突兀出参与其中的人们，谁是真正的叛变与忠贞。有许多地下党普通党员都不要说、不许说、不能说的话，他已经说了出来，何况，他还是某某市委书记？他也许会说，新中国……你们理想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