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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惟一能走进她心灵中，惟一的男人。这个男人，在她的灵魂深处，历经残暴苦难和历史风霜的洗礼，一点都没有褪色。
他们甩掉“尾巴”的跟踪，大步匆匆，回到迷蒙在风雨中的梅花山公馆。这个细节，可以用电影来表现，不能表现的是他们当时的心灵感觉。他没戴眼镜，也没有低头看她一眼。他已有过妻子。他情感上的妻子，还不只一个。老家的妻子，胖胖的童养媳，比他大三岁。他就是为了逃避和童养媳这桩别扭的婚姻，负气离开家乡外出求学的。本来，他想到日本留学，那是叔叔给他的盘缠。叔叔没有把他送往日本，而是转道上海之后，坐轮船，把他送往了法国。他在那里经历了一段美丽而单纯的异域爱情。我们可以把他们那一代留学法国革命者的青春爱情故事，写得有滋有味。他和童养媳居然生出了儿子。社会动荡，战争岁月，他身体和心灵的住所，都不确定。我们很难想象描绘他的那桩可怜的爱情，怎样赤裸面对。乡下老家，那晚，红蜡烛的光，映照着他陌生的洞房，艳艳的一派柔美，朵朵跳跃的潮红，贴在对方的脸上。他极端勉强地和童养媳和衣而卧。那时，他不满十五岁。媳妇高高大大的，已满十八岁。她有一副壮实洁白的身材，粗大浑圆的手臂，胸脯也白花花的蠕蠕摇曳成一片熟透的早霞，大半截露出红红的胸衣，柔嫩无比，结实无比。这好像是分别多年，童养媳留在他脑海里的全部印象。他认为睡在旁边的，就是一个姐姐，一个母亲。她十岁进入家门，帮助母亲料理家务，吃穿不愁，无忧无虑，十六七岁就长得壮如母牛。他没有看到童养媳生儿子的过程。自离开家，他再也没有回去。红蜡烛的余光，舔着黄绿锦缎棉被，做了的那些事儿，他也依稀记得。那是他朦胧神秘的生命启蒙。乡村私塾和县城中学读书，他历来就是有问题的孩子。他并没有像娅雯一样，受到中学某位图书管理员的影响，秘密从事多年革命工作。母亲把他骗回来结婚，完全是一场阴谋。调皮的国中学生，以调侃的方式顺从母亲的逼婚。客人还没有散尽，洞房一片狼藉。他开始胡乱表演男女之间的那些活儿，脑袋又空又虚。他根本听不进母亲要听话、要温存、要体贴的告诫。至于她怎样怀上孩子，商人革命者许多年后曾偷偷回忆。那晚，红蜡烛的光很艳很亮。白绸缎锦被里的那个身影很朦胧，很美。他们无师自通地完成了作为成人的第一次生命礼仪，几十年，都不能把那阵暴雨般凶猛的记忆完全抹去。那时，他还小，酣畅淋漓的涌动，不是他主动。童养媳如姐姐一样的温存，他愣头青一样闯进了那段生命的河流。他觉得突兀在他眼前洁白的身影，像厚重的棉团，笼罩在他身上。不一会儿，又像松软的芦花，隐隐飘起。荷花鸳鸯云锦，白云间滑落飞翔，把他带向远方。那枚生命的种子，稀里糊涂地就播进了那团柔软的白云深处，这可能是他对那场飘游如风的爱情最初的记忆。那时，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一切完全断送在日本人的飞机炸弹卷起的战争硝烟里。
他并不叫淄芸。淄芸是他的化名。那时，我们的地下党内，化名往往弄假成真。
那是淄芸的第一次婚姻。真正的爱情，对他这个乡间士绅的小孩来说，还毫无感觉。上级把他派到这座城市里来组织那场起义暴动，他家乡祠堂洞房里红蜡烛照耀下的那片生命云彩，已相当遥远。经历了十多年的南北转战，他已经忘却了那床棉被，那团芦花。簇拥全身、铺满全身的那朵白云，究竟有多重？他们不再联系。后来，他和在巴黎相识相恋的亲密伴侣，船王富商的女儿一起，双双回国。他跟随入党介绍人来到江西苏区，征尘未洗，就开始长征。恋人留在上海白区工作。他到延安、上海、北平、香港，从事地上和地下革命活动的时候，童养媳和他的儿子，已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年轻的革命者，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得到了家庭，又失去了家庭。他似乎只有那时还很朦胧又很急迫的革命目标，不再有爱情和家庭的渴望。那时，和他一起假扮夫妻从事地下活动的青年女性，小莲祖母，将满十八岁的医学院校花梅娅雯，还没有和他发生命联系。他的第二段爱情，巴黎恋人欧阳，是他的合作伙伴，也是志同道合的革命者。他们心心相映。他们也曾假扮夫妻，那是工作需要，革命需要。战争时期的爱情。他们总是分分合合，在各自不同的道路上成长。走完长征，一到延安，立足未稳，他就进入抗日青年军政大学当文化教员。他做过游击队长，战地服务团团长。没有随他长征的情侣，留在上海白区工作的巴黎恋人欧阳，她也遭到敌人多次逮捕，组织上和她的船王父亲，多次把她从反动派的监狱里营救出来。抗战时，欧阳经她父亲的朋友介绍，任教于北平女子师范学校，转眼间，又奔赴延安，成了抗日战场上又高又胖的女记者。他们已经同居，并没有办结婚证，也没有请同志们喝喜酒。那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船王父亲属于当时两大政党的统战对象，海外关系密切，组织上把他们双双派到香港、南洋，去开展抗日活动，组织华侨募捐。把捐款秘密带回内地，交给党领导的红色抗日组织。他们在南洋的活动，有声有色，组织上已批准他们回国结婚。就在离开香港的那天早上，高胖的女记者欧阳遭到香港特务的暗杀。战时香港，白色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