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来，刘亚军对张小影是心怀感激的。不管怎么说，他有了婚姻，有了一个不错的妻子，这意味着他有了一个可以照顾自己的人，意味着他枕边有了一具暖烘烘的肉体，意味着他有了正常的生活，而原以为像他这样的伤残的程度，不会再有姑娘来嫁他，他将独自走完这悲惨的一生。……张小影是这个世上的稀有品种，只有她这样的傻瓜才会不顾一切地嫁给他。……她的行为是这个世上许多奇怪行为中最不可思议的一种。”同时，他又渴望能脱离“英雄”身份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正如小说中所写到的，“其实，刘亚军心底里也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个英雄。他甚至有点反感别人把他当成一个英雄。”“他相信张小影嫁给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英雄（这当然是重要的），还有更为隐秘的原因。从张小影同他打打闹闹的过程中，他体味到张小影其实在心里没把他当成一个残疾者。他不想张小影把他看成一个英雄，当然也不想被看成一个残疾者。”因此，对于刘亚军来说，“英雄”身份其实正是一种“命运”，他对此的反抗也正是对于“命运”的一种反抗。他的反复无常，他的狂躁和愤怒，他对张小影的谩骂与伤害，都是一种无奈而变态的“反抗”，这里面有自恋，有伤感，有发泄，也有面对命运时的悲怆与疼痛。他对于“性”的痴迷，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是他人性的一种蜕变或堕落，但是，这又何尝不是他寻找自我生存意义的一种努力呢？因为，“性”是他活着的惟一证明，是他对抗时间，对抗现实，对抗自卑，对抗寂寞，对抗虚无的惟一的工具。有谁关注过“英雄”这个词汇反面的内容呢？自卑、空虚、寂寞、恐惧、绝望、虚构、无聊、意淫、变态……这就是艾伟所揭示的“英雄”背后血淋淋的、触目惊心的内涵。一方面是一个“英雄”，一方面又是一个失败者，这就是刘亚军的矛盾，“他感到自己这辈子确实十分失败，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不是一个合格的男人，甚至也不是一个合格的人。”而对于张小影，他也同样是矛盾的，“其实从内心来说刘亚军对张小影是心怀感激的，他并不想伤害张小影，可他却总是伤害她，好像他的负伤他这辈子的失败都是因为她的缘故。他仔细辨析自己的这种行为，他发现他之所以伤害她是因为他存在的恐惧，他害怕自己消失，他需要弄出一点声音来证明自己活着。为了抵御这份恐惧，他竟然采取了与意愿相反的行动。”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其实小说对于刘亚军是充满理解与同情的，不仅从他的孩子气，他的敢说敢为，他做门卫时对受伤工人的正义感，他对女记者徐贲的倾诉，他在“英雄”报告会上的讲真话……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人的真率、坦诚、果敢、坚毅、善良的一面，而且，他对时代和“人”本身的理解与认识也显然比张小影更清醒。他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对自己“符号”化的“英雄”命运的警惕，“他从来不在乎自己是个英雄，他也不把自己当成一个英雄”，与“英雄”相比，他更愿意做一个合格的“人”。因此，当世事变迁，当“英雄”的含金量日益减低，并迅速被时代遗忘或淹没的时候，他除了短时间的因为张小影的被人蒙骗，以为宣传部要再度宣传他们，而“在乎这个称号”之外，他对自己的处境是坦然处之的。他的给“婊子”维持秩序，他的捡垃圾，他在“虚构生活”中的性幻想，甚至最后的自焚都是对“英雄”身份的决绝告别。小说告诉我们，“关于英雄的神话在刘亚军的刀子刺入汪老头的肚子时彻底地瓦解了。”但谁能否定这种“瓦解”背后的人性与人道的内涵呢？
与刘亚军对符号化的“英雄”命运的反抗相反，张小影则似乎是自觉自愿地走入“圣母”神话中的。刘亚军的悲剧是他拼命地挣脱这种“符号”化的命运而不得，最后以毁灭告终；张小影的悲剧则是她越来越陶醉于自己“圣母”的幻象而不自觉，最终以自我的压抑和受难诠释了一个“符号”的命运。某种意义上，张小影的悲剧比刘亚军的悲剧更为惨烈，更值得反思。因为，刘亚军的悲剧是无可选择的、被动的，而张小影的悲剧则是主动的、自觉的、可以选择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否定张小影最初对刘亚军“爱”的真诚性和不自觉性。如上文我所指出的，张小影对刘亚军最初的爱是有着非功利的、超现实的“纯粹性”的，甚至这其中还有某种“英雄美人”的一见钟情意味。问题是，当他们的爱情不管以多么纯粹的方式成为一种事实之后，它的纯粹性立即就受到了挑战。他们的爱情经由时代、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过滤，就不再是一种普通意义的爱情，而是升华成了一种“英雄”与“圣母”的爱情，升华成了一种道德神话和精神神话。在这个过程中，张小影被塑造成一个“圣母”几乎是必然的结果。有趣的是，随着这种“符号化”转换的完成，张小影和刘亚军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本来，在这个“符号化”运动中“英雄”是前提和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不是爱上了“英雄”，如果这个“英雄”没有残疾，张小影是不会被命名为“圣母”的，但随着“圣母”命名仪式的完成，“英雄”反而变得次要和无足轻重了，甚至“英雄”倒成了“圣母”的一种陪衬。连刘亚军本人也觉得，他的荣誉是张小影带来的，“他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张小影，张小影是这个故事当然的主角，即使他什么都不是，或者是个孬种，他们也一样会给予他荣誉。”我们看到，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符号化”运动中，张小影越来越偏离自我的本性，而自如惯性地进入了“符号”所规定的秩序。最初，她也曾有过陌生和不习惯，对于县委书记接见时不能穿心爱的裙子，她也感到懊恼和沮丧。但是，当做报告、签名、留影、开会、政协委员等等成为她的“日常生活”时，她不仅慢慢习惯了，而且还有了依赖和期待。她热衷于到处讲他们虚构的“爱情故事”，并对刘亚军的散漫、自由主义、没有政治觉悟深为不满。当刘亚军被抓时，她感到：“不要说圣母的尊严，连一个人民教师的尊严都荡然无存。此刻，她对刘亚军充满了仇恨，她恨不得杀了他，我的所作所为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这个破烂王？他现在哪里还有一点英雄的影子，他简直成了一个流氓。”可以说，张小影在不知不觉间就政治化了，这种政治化既是时代、社会与意识形态期待“强制性塑造”的结果，又是一种政治惯性和集体无意识潜隐发作的产物。而为了消解现实的痛苦，她把自己的爱情归结为一种命运，“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选择的结果。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知道我将把我的一生交给这个人。我将一辈子照顾这个人。我知道他们虽然把我当成真情无价的典型，可其实他们根本不理解我的行为。甚至我自己也理解不了。我只感到那种冲动。那份整日充斥在心头的感动。我的义无反顾。如果你一定要问这是为什么，那我只能说这一切是上天的安排，是上天安排我去照顾这个人。这是我的命，我逃也逃不走的。”而与这种命运的认同相呼应，她也越来越沉迷于“圣母”的自我满足的“幻象”，“每次，当她的双手触碰他冰冷的双腿时，她就会有一种自我感动———那种献身的满足感。献身是社会给她确立的形象。全国人民都把她当成了圣母。外界的反应就像是一面镜子，张小影总觉得自己离公众的要求相差甚远，为了使自己更接近于那个公众形象，张小影一直在严格要求自己。”在这种“圣母”幻象的作用下，张小影完全把“虚构的生活”当作了“日常生活”，她不仅“迷恋那个社会赋予的形象”，而且，当肖元龙等人指出她的生活的虚假性的时候，她反而更增强了“自我纯洁”的冲动，反而“下决心”要“做得像报告中的那个圣母一样好”。“她意识到自己同她塑造的公众认为的那个张小影有很大的距离。我是有点儿假模假样的。……不过，这怪不得我，我变成这个样子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无法控制我变成这个样子。我感到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我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把我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人。”
也许正由于那种“符号”的规训，张小影才为自己虚构了一种“生存的意义”，她不愿意相信刘亚军永远站不起来的事实，想尽办法找偏方熬药。在她这里，“熬药”也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它既是对刘亚军身体的救治，又是对刘亚军精神的疗救。她得知刘亚军倒药后的绝望反应，正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她也不愿意承认时代变迁所带来的“英雄”与“圣母”价值贬值的现实，以至于轻信宣传部要重新宣传他们的玩笑而成了一个笑柄。虽然，刘亚军一再地以粗暴的方式打碎她的“高尚”幻觉，但很显然，“你以为你的生活才是真实的生活？你以为你真的像报上说是个圣母？你也一样过着虚构的生活，我们都过着虚构的生活。”这样严厉的质问似乎还不足以把她从假象中唤醒，以至于刘亚军在小说中不得不感叹：“她这个死脑筋，就好像我过所谓的‘高尚’生活是比她的生命还重要的事情，就好像惟此她才能向党和人民有所交待似的。她真的是不可救药了。”我们看到，直到刘亚军成为一个破烂王之后，她才隐隐的有了“意义丧失”的恐惧，“她只觉得内心的什么东西被击中了，就好像一道堤坝被突然而来的洪水冲垮了一样。当她回到花房，呆呆地坐在客厅里时，她才弄懂自己的内心及其愿望。她不能接受像她们这样的人物去捡破烂。她感到刘亚军捡破烂这件事是对她多年来所付出的一切的绝妙的讽刺。甚至是对这桩婚姻的绝妙讽刺。我当初为什么嫁给他？因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