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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也使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化结构和价值规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新时期，对西方经济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引进是同步的。从政治、经济层面上说，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都市化和民主化进程；从文化层面上说，改革开放直接带来了多元性的文化结构，都市文化、乡村文化、地域文化等都有了特殊的多重的景观与内涵，而市民文化的崛起则更是对中国文学审美心理和阅读习惯带来了冲击。而对中国作家来说，改革开放更是意义非凡：其一，真正拓展了他们的文学眼界。意识流、荒诞小说等在中国登陆可以说多是直接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刺激。宗璞在读了卡夫卡的小说后就曾由衷地赞叹“小说原来还可以这样写啊！”而冯骥才等更是把西方现代派小说视做美丽的“风筝”。其二，真正使他们意识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先进文学之间的差距。长时间的文化隔绝，使中国文学远离了世界先进文学的发展轨道，但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差距究竟有多大，相反，我们中国文学史上似乎还是“伟大”作品不断，试想想五六十年代的那些长篇小说，我们曾经送给了它们多少“史诗”、“杰作”的桂冠呢？而当西方几百年间的文学成果共时性地呈现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空间中时，那种巨大的反差无疑会使中国作家变得清醒和理性。其三，西方文学的大量涌入不仅在意识和思维方式上影响和培育了新时期的中国作家，而且在实践层次上也为中国作家提供了机遇。对于新时期中国作家来说，他们的文学焦灼、他们走向世界的迫切心情与五四时期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如何才能缩小中国文学与世界先进文学的距离，和中国足球一样实现“走向世界”的愿望呢？从文本到文本的“拿来主义”，即模仿性写作是新时期作家找到的“终南捷径”。与经济领域曾有的“洋跃进”一样，文学上的这种“洋跃进”自然也是功过各半。但不管怎么样，这种“拿来主义”确实大大加快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并至少在表层形态上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中国文学的语言换血和技术换血。
总的来说，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以文化的多元化和意识形态的开放性为标志的现实语境，促成了中国文学在文学风格、文学形态、文学思维、文学流派等各个层面上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化，这种转化客观上构成了中国新时期文学走向繁荣和现代化的标志。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新时期文学由集体言说走向个人言说、由一元化文学景观走向多元化文学景观演进的轨迹。在此，文学不仅获得了生存空间的拓展，而且开始享有真正的心理与精神自由。
第二章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转型路向（3）
三 从中心到边缘：文学回到了其本源的位置
当新时期之初文学成为意识形态“和弦”的时候，文学的地位被无限地抬升了，它成了形象化的意识形态，就如当年的毛泽东诗词。回首八十年代初，那真是一个激情而温暖的文学时代，一个作家因一个文本而一夜成名的事例屡见不鲜，刘心武和他的《班主任》、卢新华和他的《伤痕》就充分享受过那种时代赋予的光荣。但当意识形态把关注中心转向经济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文学受意识形态宠幸的历史就不复存在了，相反文学随着“政治地位”的丧失，更是日益受到来自“经济”的压迫，这真是雪上加霜。文学只好无奈地退居边缘了。政治对文学的制约也由强制的指令变成了放任自流或利益诱惑。与此同时，现代传媒的日益发达也使文学的地位迅速下降，影视音响对于文字的挤压使文学对于读者的吸引力降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最低点，文学的生存空间显得日益窄小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现实语境的变化，新时期文学也正无奈地经历着一个地位下降的阵痛过程。
然而，对我们来说，文学地位的下降其实也并不全是一件坏事。回首八十年代初及其之前的中国文学，其虽然居于社会意识的“中心”，但是，那种“中心”地位更多是由文学之外的非文学因素促成的，也就是说文学并不是因为文学本身，而恰恰是因为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和现时民族心理的契合而身价倍增的。文学实际上成了一种异己的存在，它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获得中心地位的。与此相适应，文学从话语方式、思维方式、内在主题与外在形态上都处处受制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发出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声音几乎成了居于“中心”的文学惟一可能的选择。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文学地位由中心到边缘、由上升到下降的过程其实正是中国文学向其本源位置回归的过程，是文学逐步摆脱“不堪承受之重”的松绑过程，其正面意义远超过其负面价值。我们可以从下述几个层面来具体认识文学地位下降的意义：
其一，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文学开始从被动地位上升到了主动地位，文学无需去被动、急迫地追赶时代、迎合时代了，它有了自己独立的话语权。其二，文学的表现空间真正拓展了，文学开始享受其盼望已久的“自由”。其三，作家心态真正放松了。由于退居边缘，文学不再在社会聚光灯下战战兢兢地“表现自己”，头顶上的“达摩克斯剑”也被撤除了，作家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文学创作，紧张、禁忌、恐惧的心态让位于放松、自在的精神状态，中国文学由此获得了从集体话语或集体性写作过渡到个人性写作的真正机会。
当然，对新时期文学来说，我们在肯定这种“地位下降”的正面价值以及由此而来多元化、边缘化局面之于文学的解放意义的同时，又应对此保持足够的警惕。否则，在某种情况下，所谓多元化和“边缘化”，又完全有可能蜕变为“多元化”的陷阱和“边缘化”的黑洞，从而再次成为文学的“敌人”。在我看来，“多元化”局面的形成离不开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外部来讲得之于对文学的监管、制约功能的减退或松弛，从内部来讲则源于作家主体个性意识、“元”意识的真正觉醒。可以说，离开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多元化状态。换句话说，外部条件具备了，并不能够自然而然地带来“多元化”的成果，它的实现还必须依仗文学主体的内在努力。就前者而言，我们看到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隐性退场，意识形态对文学失去了强制性的约束力，中国的文学空间显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宽松和自由，这种逐步走向进步和成熟的文学管理机制和文学生态无疑是“多元化”局面形成的外部条件；就后者而言，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无论从中国作家的精神质地，还是从文学作品的个性品格来看，九十年代文学的“多元化”都还十分可疑。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既没有具有“元”的质地和品格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潮流，也没有在精神品格、个体创造性和内在思想力量上能够独立为“元”，能够彼此从“硬度”上区分开来的作家。拿九十年代那些以“天才”自居的新生代作家来说，他们为什么在一夜成名之后，又迅速由“速成”走向“速朽”呢？他们为什么在自由自在的创作环境里会突然“失声”、“失语”呢？他们的文学生命的长度为什么是如此短暂呢？可以说，都与他们没有成长为有质量、有品格的“元”有关。而这种状况也使得九十年代的文学“多元化”最终演变成了一个虚假的幻影，一个海市蜃楼般的景象。而对于文学的“边缘化”，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有两种不健康的态度：一种视“边缘化”为文学的衰落，他们为文学“中心”地位和特殊“权力”的丧失而备感失落；一种则把“边缘化”视为文学获得解放的标志，把“边缘化”视作一种文学“成果”，并进而以“边缘”、“另类”相标榜。实际上，文学的“边缘化”既不是受难，沦落地狱，也不是获救和飞升，它实际上不过是文学从非常态回归常态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们不应以为“边缘化”就是文学在市场经济时代所作的“牺牲”，“边缘化”不过是把本来不该属于文学的东西从文学身边拿走了，实际上是为文学“减负”，是解放了文学。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能把“边缘化”神圣化、夸张化、绝对化。“边缘化”让文学回归常态固然是一种进步，但“边缘化”并不能解决文学自身的问题。文学回到自身与文学的繁荣或文学的发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