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积极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生产”和“精兵简政”两项重要方针，取得重大成果。
1、大生产运动
1939年冬，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作出《关于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强调党和政府要加强对经济建设的领导。
为了解决边区的生存问题，毛泽东和高岗进行了长谈 ，了解陕甘宁的自然资源，研究发展生产渡过难关的办法。他们一致认为，只有把部队、学校的人员都动员起来，自己动手，发展生产，不愁没有活路。这就叫“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于是，党中央向全边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支持抗战”的号召。
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闻风而动，成立了以高岗为首的边区总生产委员会，要求党政军民机关加强经济建设，全区财政实行完全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政策，增加政府收入，改善吗、人民生活，支持长期抗战。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才、生产运动迅速展开。
三边地区盛产食盐，是与外界交换的重要物资。八路军359旅的1200多名指战员进驻定边盐湖，大搞盐田建设，使盐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1941年4月成立了食盐督运委员会，除部队运输外，边区政府还组织群众冬闲时到三边运盐，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1941年10月，西北局第一次高干会进一步提出“加强农业生产，大力发展私人手工业，帮助建立家庭纺织业生产”的工作方针，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变工队、互助组、合作社；政府在财力和技术上给农民以帮助和扶持；设立农业学校、公营农场和自然科学研究院，进行技术试验和推广，指导农民改良生产技术。同时，边区政府发布了优待移民的政策，妥善安置难民，吸引他们到边区参加生产；把军队、机关和学校都动员起来，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发展农工业、商业、运输业等多种经济，千方百计减轻人民负担。
1942年春，针对一些高级干部对经济建设不够重视的倾向，西北局要求加强对经济建设的领导，把大生产运动与整风运动结合起来；把经济建设与民主建政结合起来。高岗说：“什么是民主？民主的头一条酒啊要农民手里多有些小米，就是要老百姓吃得好，穿得好。所以，民主与建设其实是分不开的。”
在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重要演说，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进一步推动大生产运动。
1943年1月，西北局召开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部署机关生产任务。高岗要求各机关、学校、部队等单位，争取在粮食、肉、菜等方面达到自给有余。同时，边区政府决定发放农业贷款两千万元，帮助贫困农民发展生产。
1939年到1943年，边区政府分别举办了三届工农业展览会，展示工农业生产成果，鼓励劳动模范，促进大生产运动。在1943年11月召开的边区首届劳模代表大会和第三次生产展览会期间，毛泽东到会发表了《组织起来》的演说。这次展览会的成果表明，陕甘宁边区基本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提出1944年“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的新目标。
为了完成1944年的生产任务，高岗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业务会议，如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提出公私兼营、公私并重的政策；技术人员座谈会，要求技术人员进一步提高技术、提高效率，保证两年内做到边区工业品完全自给；在合作社主任会议上，高岗发表了《合作社要为群众办事》的讲话，要求贯彻毛主席“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办好合作社。
在大生产运动中，高岗带头种了一块地，做到副食、被服自给；他还有一手纺线（纱）的好手艺，在机关里给大家做示范，教干部们纺棉花、纺羊毛。
大生产运动不仅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战胜了困难，改善了人民生活，为支持长期抗战打下了物质基础，而且也锻炼了干部，改变了传统观念，提高了干部战士的素质，改善了军民关系，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
2、民主建政与精兵简政
毛泽东对李维汉说：“要搞好”三三制”政权，【注15 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时，人员分配的原则是：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代表中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大体各占三分之一。
】此事，陕甘宁边区一定要带头搞好。 12
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根据党中央指示，在部分地区试行“三三制”政权，实行民主选举。这是恒古未有的民主改革，边区人民欢欣鼓舞，踊跃参加选举。改革亲自到试点地区视察，帮助总结经验，然后向全区推广。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宣告成立边区参议会，高岗当选为边区首届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通过了边区党委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及关于边区政府和参议会的组织条例、选举条例、高等法院组织条例和《陕甘宁土地条例》、《发展国防经济建设案》、《工作人员参加生产劳动案》等法规性文件。
1941年4月30日，边区中央局提出试行“五一施政纲领”，确定了使边区“更加提高民主政治，发展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建设，特别要加强军队建设”的方针，规定了发展农工商业的政策。
1941年11月，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高岗和林伯渠分别连任参议会议长、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当选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会议通过了“五一施政纲领”和李鼎铭等党外人士提出的“精兵简政”等提案。
民主建政不仅体现在“三三制”，也体现在各党派真正行使权力。1942年1月，高岗率考察团到绥德、米脂等县考察工作。他与李鼎铭等民主人士和各厅局长一起对政治、经济、军事、党务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考察中，一方面坚持党在统战工作中的领导原则，同时又放手让党委人士大胆工作，使他们有职有权，党内外的关系非常融洽。
按照精兵简政的精神，1941年5月13日，中央决定边区中央局与西北工委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西北地区的工作，高岗任书记，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肖劲光、王世泰、张邦英等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
西北局机关带头精简，高岗提出边区一级的机关减少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员，合署办公，紧缩上层，加强下层。从1941年12月到1944年初，边区政府系统进行了三次大精简，裁减机构百余处，缩减工作人员数千名。13 同时，建立和改革边区政府的工作制度。不仅在边区政府系统，还包括中央很西北局，根据《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的要求，要减去一些不急要的政务，重新划分和审定各级政府及工作部门的职权和业务，改善领导作风，首先改善高级机关的领导作风，全力搞好生产，教育两项急要和首要任务，做到生产第一，其中又以农业为第一位；教育第二，其中又以干部教育为第一位。简政工作结合整风运动进行，涉及政策、制度、机构、人事和业务，及领导作风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精简中既要检查思想，也要检查工作。
经过两年努力，边区机关精简机构达到了“统一、精简、效能、节约和克服官僚主义”的预期目的。精简下来的干部一部分充实到生产和县、乡第一线领导，一部分送到各级党校学习提高。
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使陕甘宁边区焕发出勃勃生机，人民当家作主，安居乐业，工农业及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与国民党统治区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独裁政权，形成鲜明对照。在1944年12月召开的第二届参议会二次会议和英模会议期间，朱德、周恩来、陈毅等到会讲话，赞扬陕甘宁边区是抗战和民主运动的发源地。
3、各项事业大发展
教育事业
党中央对干部培养十分重视，早在1937年12月，毛泽东、张闻天等久发出指示，要求招收青年学生到边区来。1938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中央的神圣任务，强大的党组织是必要的”，“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因此，必须打破党在发展党员中的关门主义倾向。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与时局》的报告，指出我党领导人民已经完成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思想准备与物质基础。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必须在党的干部中提倡“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西北局和边区党委认真执行党中央指示，边区党委组织部于1939年9月23日发出了“关于今后组织工作的指示信”，要求注意吸收工人与知识分子入党。12月，高岗签发了边区党委“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要求大胆吸收各方面愿意为无产阶级关门事业奋斗到底的知识分子，并团结其他党派的进步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奋斗，按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欢迎知识分子到边区来参加建设和为抗战服务；号召“新老干部要互相学习，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互相学习，不务虚名，不摆资格。”
同时，西北局和边区党委一直把文化教育工作当作第二件大事来抓。在1939年制定的“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以民族精神与生活知识教育儿童，造成中华民国的优秀后代”，“发展人民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发展”。此后，又陆续制定了关于发展国防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