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不需要休息，我是新病，我想不通呀！你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可是现在，你却要我自己“好好反省”。“尽量挽救”？谁来挽救我呀……
他想过去，想现在，似乎不怎么想将来。他更多的是懊丧自杀未遂；是埋怨身边的人不该阻拦他自杀；埋怨他们不理解他内心有多么痛苦，不了解他的处境多么困难。
夜里11点多，他终于摁灭了烟头，站起身，慢步沿着走廊向西走去，从开着的房门里突然看见张秀山，感到有些意外，便进去坐沙发上，欲言又止。张秀山，这位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此时此刻，又能说些什么呢？两人默默地抽着烟，千语万言，尽在不言中。过了好一会儿，高岗说了句：“一切都完了！”也不等张秀山答话，便起身离去。
回到自己的卧室以后，他又坐在沙发里抽烟。
李立群柔声说：“早点歇着吧，折腾了一天，很累了。”
高岗没有答话，默默地坐到她身边，轻轻地抚摸着她的手，算是回答妻子对他的关怀。这样坐了好一会儿，才对妻子说：“你们不该阻拦我，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这些天来，特别是今天中午出事以后，李力群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极力控制着自己，强打精神劝慰他、照顾他，希望他能回心转意，想不到他还在钻牛角尖儿，自己的心意算是白费了！她坐在他身边，满腹委屈涌上心头，不禁伤心落泪、低头哭泣。高岗仍自想他的心事，有过了一会儿，搂搂她的肩，说：“别哭了，你到外边去看，有没有人藏在哪里监视我？”李力群抹抹泪，起身出去转了一会儿，回来说：”哪有什么人！”
直到次日凌晨三点半，他才上床，可是不一会儿就惊醒，慌慌张张地起来东张西望，看看室外、走廊、窗外，像是噩梦余惊。
他的管教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二、被管教的日子
高岗是1953年1月住进东交民巷八号院的。
这里原是法国大使馆，门楼巍峨，一对青灰石狮雄踞两侧，庄严威武。平时，两扇红漆大门紧闭，只开旁边的小门出入；院子约有百亩，布局井然；两层的主楼坐北朝南，青砖灰墙，长廊向阳，上下两层，房间数十，楼下大厅可容纳数百人翩翩起舞。当时，除高岗一家住在这里以外，秘书和警卫的办公室、值班室也都设在这里。主楼两侧是四座配楼，东三西一。起初，高岗一家住在西配楼，暑假时孩子们回来后才住主楼，楼梯吱吱响，摆设很简单。现在西楼暂时空闲着。院子四角均有配房，为秘书、警卫和服务人员的宿舍和花房、车库等。主楼东门外有一片空地，现在既是停车场，又是篮球场。大院四周青灰高墙，绿树参天；院中花香罗列，芳草铺地；散步其间，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高岗和的夫人带着小女儿一起住在主楼楼上东南角的一个大房间里。在他事业辉煌的顶峰之时，这里曾经车水马龙，宾客如云。
自从对高岗实行管教以后，他的卧室斜后面增设了一个管教人员的值班室，虽然中间隔着一个偌大的盥洗间，但实际上值班室的西门与高岗卧室相距仅四、五步，只隔着一堵薄壁。因此，值班人员能够听到卧室内的动静。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安志文和赵家梁住进起居室斜对面的一个房间（原来是孩子们放假回来住的，现在空着）；张秀山住进西边的一个房间。如今，院子里警卫森严，一般人员不能随便出入；无论院中还是室内，都绝少人员走动，楼房里也显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一切都了无生气，犹如一座“冷宫”。
起初，管教工作由周恩来负责联系，他几乎每天来电话，甚至一天两三次电话询问高岗的情况，每隔三五天就亲自听赵家梁汇报，一再强调要努力挽救高岗，先好好休息，稳定情绪，安定下来，然后再检查反省；要求管教人员保持警惕，防止意外；要安排好高岗的生活和文体活动等等。
1954年4月初，周恩来出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接着又访问东德、波兰、苏联、蒙古等国，直到8月初才回来。在此期间，先是由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负责与管教组联系，不到一个月，改由中央副秘书长杨尚昆联系，7月以后，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联系（有时由副部长徐子荣和八局局长岳欣联系）。但是，实际上谁也没有像周恩来那样认真管这件事。
高岗从1954年2月17日开始被管教，至8月17日自杀身亡，整整半年，大致经历了稳定情绪、准备检查、进行反省、等待处理和紧张绝望的过程。
（一）稳定情绪
开始的两三天，高岗似乎还没有从自杀引起的震撼中清醒过来：他吃不下，睡不着，经常独坐沙发，抽烟喝茶，终日神不守舍；呆头呆脑，却有很紧张、神经质。有时深夜被噩梦惊醒，突然做起来大叫：“楼下来车了，来抓我来了！”
1954年2月18日，高岗上午八点多起床，情绪沮丧，精神萎靡。早饭勉强喝了点稀粥，就一屁股坐在沙发里，默不作声地捧读毛主席谈话的电话记录。
上午九点，张秀山、安志文、赵家梁三人一起跟高岗交谈，围绕毛主席谈话和习仲勋代表党中央的谈话精神，进行劝慰，也有批评。高岗不时流着泪表示：“绝不啦！”“听毛主席的话！”
当天午饭基本没有吃什么，也没有午睡；拿着电话记录看了又看。
下午，高岗先后三次找赵家梁谈心，他说话完全不像平时那样果断、明确、爽朗、利索，而是断断续续，反反复复，但意思清楚。他谈的内容主要是：这次犯了大错，表示悔恨；非常想念毛主席、党中央；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挽救和处理；决心服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安排，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今后，关死三个门，不自杀、不（把错误）推诿给别人、不躲躲闪闪。
他还对赵家梁说：“我自己毕竟还是个人，请相信我，你们放心，我绝不再干蠢事（自杀）。”“我真心感谢你，过去你帮助我工作，这次又挽救了我；往后，你还要帮助我，不要歧视，我一定服从管教。”他最后说：“休息几天后，请你和志文帮助，争取两三个月之内完成我的检查反省。”
他说这些话时，泪流满面。
1954年2月19日，高岗虽然像往日一样按时进餐、休息，但还是吃得很少，睡觉也很少，经常独坐沙发，抽烟沉思，不时捧读毛主席的谈话记录。当天半夜上床休息，深夜惊醒，说：“下面来车了！小李，你快去看看！”
1954年2月20日上午九点多，习仲勋来。今天他非常随便、自然，完全是老战友的神情，不像17日那天代表中央来时那样一脸凝霜，十分严肃。他径直上楼，进入起居室，还没等高岗从沙发上站起来，就已含笑、点头、握手，不需说话，就充分溢露了真挚的情谊。
不久，贺晋年也上楼来。他正参加揭批高岗问题的座谈会，这是高岗自杀未遂后第一次来。高岗见他进来，就迎上前去。贺晋年一言未发，双手紧紧握住高岗的手摇了又摇，然后挨坐在他右边。贺晋年的动作和眼神，让人明显感觉到他对高岗的情谊非浅。
张秀山紧随习、贺之后进来。他似乎早知他们要来，很自然，不用打招呼。他们都是高岗的老熟人，都是中央派他们来做高岗的思想工作，帮助高岗端正态度，让他早日平静下来，不要错上加错。
下午，贾拓夫、张秀山、安志文、马洪一起来跟高岗谈心，安定他的情绪，同时也批评他的错误，有时批评得很尖锐、激烈。高岗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上不去，有距离。
这天的两次交谈，上午比下午的要自然些，有交锋，有交流；高对贺晋年似乎更信任些。
两次交谈，对高岗既有严厉的批评，也有入请入理的思想剖析。都讲到，高岗对座谈会要有正确的态度；说既然是座谈，就比较随便，难免有捕风捉影、随意上纲的地方，“你不能一听就跳，不能对立顶牛”；说他盛名之下，其实不符；说他“二杆子”，没头脑；说他过高估计了自己，过分听信了别人。
高岗承认他对座谈会的态度不对头；承认人家说他反对刘少奇合乎事实，他是有这个错误。但说他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反对毛主席，是阴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这些不合乎事实，他想不通，他更想不通的是：毛主席过去对他一直很好，现在为什么突然整他？他说：“就算我有错误，该批判，也不能这样上纲上线；而且越批，上纲越高，这是要把我一棍子打死呀。”“我从来没有反对毛主席，根本没有想过要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议论少奇、散布对少奇不满的，不只是我一个人，为什么座谈会上把有人反对刘少奇的事都扣在我一个人头上？我现在有口难辩，也没人出来说话，这不是有意把我往死里整唷！”他几次怨气十足地说：“根本没有的事，硬要我承认，我受不了！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如死了拉倒！”他一边说一边落泪，非常委屈。
谈到自杀，大家都很严肃地批评他，说这是极端错误的，有的说他以对立、对抗的态度对待座谈会；有的说他这是向党开枪，自绝于党，自绝于革命；有的说他以错误的行为对待自己的错误，是错上加错，是懦夫，极端自私；也有的说他这么糊涂，开枪自杀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自己放弃申诉、申辩的权利……习仲勋说：“你怎么这么小气，座谈会嘛，随便说说，你忍一忍，不就过去了吗？”
习仲勋、贾拓夫等人走时，高岗都站起来说：希望你们能常来。他们则表示：只要你回心转意，我们会常来的。很显然，他们的到来和交谈，对高岗稳定情绪起了一定的作用。
下午，高岗表示要给座谈会写个检讨。但是写什么内容，意见不一致。张秀山、安志文坚持说，既要写检讨，那就不只检讨你这次自杀的错误，还要检讨他究竟犯了什么错误。高岗卡壳了，他怎么也不能检讨自己是“野心家、阴谋家、反党反毛主席、要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直到2月24日，高岗才把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