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领导国家和社会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是共产党面临的一个十分
重大的课题。综观苏共执政的历史，我们看到，正是由于没有解决
这个课题，苏共才变得越来越阻碍、而不是推动苏联社会政治经济
的发展和进步。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执政党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条
件和任务的要求，努力建立科学的党内运行机制，使党的活动科学
化。
建立科学的党内运行机制，最重要的，是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党
内民主。苏共模式以及与此相应的苏联模式，是以高度集权、缺乏
民主为特征的模式。因此，改造这个模式，重点在发展民主。民主
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的确是一个社会制度“可持续发展”
的“真谛”。共产党的根本历史责任，不是代替人民管理社会，而
是让人民逐渐学会自己管理社会，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这个目
标，要通过充分发扬民主来实现。在很长一个时期里，由于忽视了
第 290 页
民主建设，民主和自由这些价值观念在苏联和其他共产党执政的
国家里似乎成了稀缺资源，得不到重视，甚至干脆丢给了西方国
家，成了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和他们用以标榜资本主义、攻
击社会主义的一张王牌。这是很不正常、很不明智的。西方国家
在同社会主义的竞争中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如尼克松所说：“与
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竞争，我们手中握有王牌。我们的自由
和民主价值在全世界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自由和民主之所以有
生命力，是因为它没有规定人们应该如何生活，而只规定个人和民
族应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虽然并不是所有国家的人民
都具有民主地管理自己的能力，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向往民主管
理。
”尼克松作为一个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出的这番话，
道出了一定的真理，值得我们思考。
要发展社会民主，就必须首先发展党内民主。没有党内民主，
社会民主是不可能的，也是做不到的。苏共及其他共产党执政党
的教训都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共产党不仅是领导者、先锋队
和惟一的执政党，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榜样。党的状况对整个社会
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如果在惟一执政党党内不能做到人人平等，
不能保证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党员不能就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
出自己独立的意见和建议，不能对掌握权力的人独立行使选举权、
监督权、罢免权，党组织不能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那么，社会民
主的所有内容都是空的。此外，共产党居于社会和国家的核心地
位。党的内部不民主，要建立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就没有任何可
能。苏联社会缺乏民主，人民的权利得不到保证，都首先是从党内
缺乏民主、党员无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开始的。
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从机制上体现
民主集中制、按这一原则运作的问题。少数服从多数，是整个民主
①［美
尼克松：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第 291 页
集中制的基石。但是，从操作层面上看，这个基本原则不可能真的
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来体现，例如领导者不可能每做一件事情
都要全体党员的同意。恰恰相反，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往往最后
落实到多数服从少数的形式上，例如全体党员服从党中央，一个
省、市的党员服从党的省委、市委，一个工厂的党员服从厂党委等。
从组织学的角度说，这是正确的。所以，关键不在于这种形式本身
民主不民主，而在于事情的另一面，即这种形式如何体现少数服从
多数的原则，从机制和操作上如何保证这个形式上的少数代表的
确实是大多数的意志，而不是名义上的，更不是这个少数可以打着
代表多数的旗号为所欲为。换句话说，这个少数要有多数的合法
授权。没有授权，这些代表便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能做。做到这
一点，不在于、或主要不在于领导者是否有这方面的主观愿望，而
在于是不是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科学的机制。苏共所缺的，正是这
样一套机制。在苏共党内，在整个授权过程的几乎所有关键环节
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都被虚化了，也即民主集中制的基石被虚
化了。党员的选举权被机关的任命权所取代；党员的选择权被少
数人划定的名单所取代；党员的评议权、批评权被千篇一律的颂
扬、吹捧所取代；党员保留自己不同意见的权利被思想一致的要求
所取代。这不单单是技术上的问题，带来的也不只是无关紧要的
消极影响。我们知道，一旦人的民主意识增强了，权利感也会得到
强化。这种权利感是无法取消的，总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显示出来。
如果没有正常的渠道可以体现，它们就会以反叛的形式、以沉默之
后爆发的形式来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再发扬民主，恐怕就为时已
晚了。苏共的失败，也多多少少包含了这方面的因素。
建立科学的党内运行机制，科学、完善的监督制度是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我们所说的监督，指的是政治运作中的监督，而不是
指经济和其他领域的监督，其对象主要是权力，是掌握权力的机关
和个人，首要目的在于防止权力的滥用。这种监督制度有两个方
第 292 页
面，即党内监督和对党的监督。苏共的监督则把所有这些关系都
弄混了。首先，苏共把政治监督混同于一般监督，把生产监督、商
品监督、技术监督、公共道德行为的监督等都纳入到同一监督体系
中，看似监督内容广泛，实际上是用各种琐碎的社会管理掩盖了政
治监督的缺陷。其次，苏共没有把监督的重点放在对权力的监督
上，而是着眼于掌权者对不掌权者的监督、掌大权者对掌小权者的
监督，这就完全颠倒了关系，使监督背离了本意。再次，苏共重视
党内监督而忽视对党的监督，恰恰把党这个占据权力核心地位的
领导者放到了监督之外，使最大的权力处于无人监督（确切些说
是无人敢监督）的状态，使权力的滥用成为可能。最后，苏共的党
内监督也不是普通党员对权力机关和党的干部的监督，正好相反，
它是党的机关对普通党员、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这种完全不符合
科学的监督制度，根本无法促进科学的党内运行机制的形成，倒是
使这个机制变得更加不科学，不合理。它对苏共高度集权、缺乏民
主的体制起了巩固、强化的作用。
建立科学的党内运行机制，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对党
内斗争有正确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
的一切矛盾和冲突，都和利益有关。如果我们一以贯之地坚持这
个观点，那就应当承认，党内斗争也是如此。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
容：第一，党内斗争是社会上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反映；
第二，党内斗争本身包含了当事人之间为权力和利益进行讨价还
价的因素。从这个角度理解党内斗争，就不能简单地把它解释为
正确与错误、东风压倒西风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时有正确与错误
之分，有时则属于利益的调整。正确认识这类斗争，前提首先是对
各种不同利益的承认。遗憾的是，无论是苏共，还是在其他许多国
家执政的共产党，过去一贯的做法都是不肯承认利益或是不敢理
直气壮地承认利益。这就使利益调整无从谈起。在潜意识中，人
们还是习惯于高唱“全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调子，来体现对自
第 293 页
己利益的捍卫。结果是，利益的分配和调整都被掩盖在意识形态
争论的下面，本来可以通过正常的谈判和讨价还价来解决的问题，
现在演化成了政治观点的论争。从这个角度看，不能不承认，党内
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也和这种争论纠缠在了一起，使问题大为复杂
化了。例如，解决经济问题的努力，被打上了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
印记，相互之间寸步不让，结果使苏共解决经济问题的努力化为泡
影。要了解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历史
上看，大概因为俄罗斯文化中融进了许多法兰西文化的东西，而法
国政治是以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政治为特点的。从苏共本身看，则
不能不看到在列宁以后“左”的思潮的持续和泛滥给新的政治文
化打上的烙印。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传统派也好，还是激进派也
好，实际上都仍然没有摆脱旧的思维模式的困扰。
党自身运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共同构成一个过程目
标，即党的现代化。历史造成了不容选择的现实：共产党都是在相
对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取得政权的。这样，共产党执政的过程，就和
推进国家现代化的过程结合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必然
面临双重的任务：一方面，它要以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实
施领导，以保证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它必须不断改革自
身，以适应领导现代化进程的需要。换句话说，领导现代化的政
党，自身首先应当是一个现代化的党。这里的所谓现代化，指的就
是政党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
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科学化、制度化、规范
化的过程。
苏共在整个执政过程中都缺乏这种现代化的意识。它长期停
留在领导革命暴动时期的那套模式上，用“革命一斗争”的在野党
思维看待整个社会，规范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始终没有完成从
领导革命暴动的党向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党的转变。它不愿意接
受制度的约束，相反试图按自己的模式来塑造国家。它不自觉地
第 294 页
维护着在掌权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造成了党和人民的严重隔
阂。它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