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学生讲课时，我说如果从勤政和处理政事的手腕（只是对内，不包括对外）的角度来看，清代的皇帝除了未成年的孩子以外，都能打四分以上（以五分为满分），就连西太后也是如此。她碰上了“千年未有之奇变”，如果她生在封建社会中期，以其用人和处理政事的手腕，起码是个中主。而明代的除了开国的朱元璋、第二代永乐皇帝朱棣等少数几个皇帝之外，大多数不能及格，但是由于明代皇帝的不作为，他们带给社会的负面影响小一些，太湖流域和东南沿海农村一些新经济因素的诞生就在这个时候。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官员缺了也不补，甚至言官痛骂他的奏章也懒得处理，留中不发。政治仿佛停滞了，但经济社会有其发展规律，仍然发展。明末东南沿海的一些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和东南一带士人思想的活跃，就与皇帝不管有关。
3千秋难说误国罪
现在人们开口闭口就是清代的康雍乾，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刻。实际上满洲入关南侵，是以落后民族征服文化先进的民族，其野蛮的屠戮大大破坏了东南一带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明（年初北京电视台做的“北京八百年”纪念专题片中，竟称满洲入关占领北京后，马上挥师南下，消灭“南方的分裂政权”，不论从民族主义角度，还是从文明与野蛮区别的角度来看，把南方人们反抗入侵、反抗民族压迫说成是“分裂”，都是极端错误的），造成社会大倒退。康雍乾三朝的皇帝，作为个人来说都是有学问、有能力、有手腕、谙熟统治技术技巧的皇帝，但其核心就是加强专制极权，用各种方法阻止新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的出现和发展。康乾太平盛世里，东南一带经济的发展长时间内没有恢复到明末的水平。这些精明皇帝的严格管制措施，使得中国膨胀出的大量的人口（这与“永不加赋”制度有关），南面不能下南洋（当一些闯南洋的华侨在那里受到荷兰等殖民主义者的迫害杀戮，因为杀戮过多，荷兰统治者很担心，向清廷请罪时，乾隆竟认为出洋的老百姓都是“莠民”，这些“莠民”不顾“祖宗庐墓”，死在海外是罪有应得，荷兰殖民主义者替大清做了件好事），在东北，柳条边政策限制了国人向北方发展，结果把几亿人紧紧地控制在中原、东南、中南这几块土地上，严重限制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内部的自我发展停滞，走出国门寻找更广泛的世界的道路又被堵塞，中华民族怎么能不走下坡路？这些在当时被大多文明民族所采用的发展方略，清统治者都拒绝采用。
从康熙元年（1662）至乾隆末年（1795），这134年中世界上发生了多少大事：1688年英国政变，资产阶级与新贵族联合统治的确立；1689年英格兰临时议会发表“人权宣言”；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1775年北美独立战争开始，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美国成立；1789年法国大革命。这个期间，欧洲在科学技术方面更是突飞猛进，而中国这三位大帝都缺少新思维。1793年英国派遣使者马嘎尔尼访问中国，请求互市，乾隆根本不懂贸易为何物，以天朝上国自居，说“天朝无所不出，无所不产，你们需要什么可以奉送一些”。这简直是匪夷所思。人们谈到清中叶以后的统治者，常说他们“卖国”，我以为清统治者之罪不在于“卖国”，而在于“误国”。大清国是清统治者的，难道他们不爱？可是他们头脑冬烘，妄自尊大，不学习进步的文化，没有世界眼光，与洋人打交道一误再误。清统治者的预防重点在于他们统治下的汉人，汉族士人只要有一点点民族意识（如乾隆初的杭世骏），都被视为“心腹之疾”，受到严厉的打击，而西洋不过是“癣疥之疾”。慈禧很坦率地说过，“宁与友邦，不与家奴”。满洲贵族头脑僵硬程度远过于汉族士人，由这帮人控制的对外政策，不误国才是怪事。所以说清统治者的“误国”之罪远大于“卖国”，而“误国”早在康雍乾时期就开始了。
4好大喜功，百姓受穷
“好大喜功”的皇帝不少。人都有好表现的本能，但普通人没有表现自己的本钱。当了皇帝就不同了，他不仅有了本钱，而且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皇帝的荒诞妄为。皇帝的“好大喜功”给他自身带来许多自我实现的愉悦，于是便乐此而不疲。所谓“大功”又是青史留名的公共事业，能给皇帝脸上贴金。可是这些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花钱，而且它是无底洞，多少钱填进去连个声响都听不到。秦皇汉武被人们吹滥了，但他们都是好大喜功的始作俑者。在此以前，亡国之君、暴君的特征是多吃多占，为政暴虐，如桀纣无非酒池肉林，炮烙菹醢；从秦皇汉武开始，亡国之君和给社会带来巨大震荡的暴君的特征多是“好大喜功”了。秦统一六国后，本来可以给中国一个大发展的机会。但秦始皇没有心思弄生产，整天到处巡游玩乐，光他那个巡游车队，没有几十万人供给给养，那是不可想像的。秦始皇还实施了几个大工程，为此他调动了数百万劳动力，修长城、修驰道，戍守南粤，戍守边塞，修阿房宫，修骊山坟墓，造兵马俑……这些工程至少征调劳动力达300万人，再加上100万的军队，近400万人。而当时人口总共不过2000多万，被征调的占全部人口的1/5，这些还都是壮劳力，家里的日子怎么过？战国时人们就称秦国为“虎狼之国”，为什么叫“虎狼之国”？除了秦国在征战中以野蛮的武力杀戮为主外，其对本国老百姓也是如此滥用暴力，大规模屠戮，用今天话说就是“反人类罪”。为什么会有孟姜女的故事产生（孟姜女故事的核心就是控诉秦统治者的反人类的罪行）？因为这是当时老百姓的感受的集中表现。
汉武帝频繁地兴师远征，不时地登泰山封禅，劳民伤财，还好神仙之术，求长生不老药，糜费金钱。如《史记·索隐述赞》所说，“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汉武帝总结一生时，也说自己是“袭亡秦之迹”，把国家弄到危险的边缘，这是他比秦始皇高明的地方。文景时代数十年的积累，被汉武帝消耗殆尽。从老百姓的立场上来看，这种铸就了一代辉煌的皇帝，给老百姓带来的却更多的是苦难，他们其实不如汉文帝那样兢兢业业的皇帝。汉文帝能够约束自己，节省开支，不搞大工程，不接受贡献，与民休养生息，奖励农桑，降低赋税，除诽谤罪，删除部分肉刑，与汉景帝共同造就了“文景之治”。生活在“文景时代”，要比生活在秦皇汉武那样的时代容易一些。那些好大喜功的皇帝即使给王朝带来一些转瞬即逝的辉煌，而老百姓除了为这些辉煌买单外，这辉煌又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正如同清末怪人辜鸿铭《爱民歌》中所说：
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说士节（1）
说士节（人之尊严的受难史）
“士节”这个词有点“古”，现在很少有人用了，所以在此文的开头不能不对它做些解释。最初“士”就是成年男子的通称，周代至春秋时期多指贵族最低的一个阶层，后来遂指有一定的社会管理知识能够进入官僚阶层的人们，再后来则指读书人。上个世纪20年代，教育总长章士钊著文说，晏婴的“二桃杀三士”是用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把“士”解释成为“读书人”；这是没有考虑到“士”之所指是有个发展变化过程的，遂为鲁迅所笑。“节”指节操，“士节”也就是“士”所应该有的节操，这里的“节操”包括操守和尊严。朱自清曾说：“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出来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论气节》）朱先生只是讲了士节的外在表现，忽略了士节也是士人的内在需求。用现代语言来说，士节实际上是士人的角色意识的表现，士人在严守士节中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士。
一、士节的基础
作为角色意识的士节形成于贵族社会，“士”在那个社会里是指军人和下层官吏，社会要求他们必须自尊自爱和遵守某些原则，社会也为此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那时士遵守士节是极其自然的。春秋以来，礼崩乐坏，等级流动，士人存在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士对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与操守感到茫然，但士节还是保存了下来，只是此后士节的张扬不是靠制度，而是靠统治者的宽容、尊重，和士人自我意识的坚挺了。
《吕氏春秋》专门有一节讲“士节”。《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集合各个学派的精英写的一部著作，“士节”大约是纵横家的作品，文章写得铺排夸饰：
士之为人，当理不避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有如此者，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必由如此人者也。
文中强调“士”的操守的坚定、人格的独立，并夸大士的能力和作用，强调了他们的“独立”和尊严。但这种强调本身就缺乏底气，因为已经没有了制度的保障。当时天下纷纷，你争我夺，强者渴望统一天下、传之万世；弱者也在争取一席之地，至少也要保守社稷，使祖宗的香火不致断绝。而士是各国争夺天下的助手，一些士人还制造了“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舆论，一时哄传。《吕氏春秋》中的这段很像广告的妙文，也是“舆论”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高价出卖给识货者，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当时诸国的国君因为是世代相传，退化者多，面对纷乱列国形势则不知怎么办才好，于是竞相从各国引进士。于是，需求者众，“士”自然会以为奇货可居，不必对统治者低三下四，“说大人则藐之”，士仿佛坚挺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