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大吃一惊。
她否认，说，瞎说，没有的事。可是弟弟不相信。弟弟说，二姐你是最让人不放心的人，你最可能干傻事，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他说到“遍体鳞伤”，声音忽然沙哑了一下。这让她非常感动。她忽然温柔地伸手摸了摸他的脸，无声笑了。
“你放心，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她说。
她没有失恋，她是在爱，爱得又坚贞又绝望。她绝望地、奋不顾身地爱着一个不可能。不是说过了吗？从小，她身上就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有一种坚贞的狂热，那是圣徒的品质，这使她的爱，随时可蜕变为献身与牺牲的激情：她爱的不再是一个尘世间的人，而是一个信仰。
她想念他，想念真是折磨人啊。在和弟弟谈话之后的这一晚，她彻夜难眠。她几乎是在一秒钟之内就做了一个决定，第二天一早，她跑到火车站，排队买了一张当晚赴北京的硬座火车票。她属于带薪上学的大学生，因为她刚好有八年的工龄，所以，在同学中，她属于“有钱阶级”，每月，有38元5角钱，一个二级车工的收入。平时，她省吃俭用，有时会给弟弟寄点零花钱去，剩余的，就存起来。现在，这钱终于派上了用场。
她来到了北京，他的城市，他的家。那是她平生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也是平生第一次看见这个伟大的都城。她不辨东西，毫无方向感，晕头晕脑，可她很高兴。她终于和他在一个城市了，感受着同样的气温，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她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来，四个人一间房，其他三人都是来上访落实政策的。只有她，是个闲人，没有光明正大的理由。人家问她来干什么，她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她来干什么？那是一个秘密啊。
她买了一张北京市交通图，第二天一早，按图索骥，坐车、倒车、再倒车，终于，来到了西郊。她找清华园，找到了。她远远地站着，看了又看。这赫赫有名的名校，是他的母校啊（准确地说，他其实仅仅属于附中。）她不知道他的家，从来没问过，可这又有什么关系？这城市是他的，到处都有他存在过的痕迹，他的气息。她绕着清华园外走啊走，不停地走，感觉到，整个“水木清华”都是他的，连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也是他的呢。她触及着属于他的点点碎屑，是那么快乐。
她在那城市待了十天，并不想碰到他，她只是想离他近一些，离他的现在，还有，过去。她一个人，去了长城，爬了香山，游了颐和园。在那些地方，到处都有人涂写着：某某某到此一游。她冒出一个傻念头，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要细心寻找，想找到一个他来过此处的证据，她寄希望于他，哪怕只有一次淘气和忘乎所以，哪个小男孩没有淘气的时候呢？她大海捞针一样地在这巨大的城市寻找着一个凭据，某某某到此一游。可是，她找不到，他真是太乖了，或者，他隐藏得太深了。
她一个人，在这城市，四处游荡。有一天她甚至一个人来到了“老莫”，莫斯科餐厅。那时他们，他和陈果，常常说起的一个地方。她被它俄罗斯式的庞大、高耸和辽阔惊呆了，许久缓不过神来。她也不会点菜，因为她从没有吃过西餐，也不会使用刀叉。她要了一份沙拉、一个烤鱼和一份奶油蘑菇汤，并不好吃，特别是那鱼，是用黄油烤出来的，有一种怪味，这让她被北方内陆小城培养出的简单的味觉很不习惯。她坐在一个冬宫式的地方，沉默地、别扭地吃完了这陌生异域的菜肴，心里想，潘红霞到此一游。她用指头在桌子上慢慢写下了这看不见的一行字迹，忽然间，无声无息地哭了。
第二天她就回家了，回自己的家。她平静了许多，她甚至还给家人都买了小礼物。然后，她就着手做一件事情，开始忙碌起来。她顶着八月的骄阳，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这城中的大街小巷，她还跑图书馆，查资料，在里面一呆就是一整天。日子在忙碌中总是容易过去的，终于，开学了，终于，她看到他了。在见到他的当天，她交给他一摞稿纸，那是她忙碌了整整一个炎夏的证据。
“这是什么？你也写小说了吗？”他高兴地问，“街名考？这是小说的名字吗？”
那当然不是一篇小说，那是一份答卷，一个回答，回答他在五月的某个晚上，向她随口提出的问题，关于这城市，关于那些街名：东营盘、辑虎营、付家巷……他说：“哦我忘了，你们女的都不关心这些。”不错她那时是不关心，可现在她关心了，那个水声浩大的夜晚之后，她“关心”了。
他有些惊愕。
小玲珑讲的故事（1）
他是我的老师。教过我不长时间。我没必要说他的名字，说了你也记不住。我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幸福”，因为他总爱把“幸福”这两个字挂在嘴上，口渴了，舀一瓢水，咕嘟咕嘟喝了，一抹嘴，说：“真幸福啊。”憋一泡尿，憋急了，终于撒出来，也是这么一句：“真幸福啊。”特别书生。
他不是正式老师，是代教，民办教师。和你们差不过，也是老三届的，不过他没你们“幸福”，他不是插队知青，是“回乡知青”，农民的儿子，是我们县中的学生，据说他曾经是我们的骄傲，高一的时候就在省报副刊上发表过一篇小文章，写春耕的吧？要不就是夏种什么的，“牛铃像音符一样欢快地撒在田垄上，”反正就是这一类玩意儿，才子啊！后来就让他回来当代教了，缺老师嘛。不知道是不是走了谁的后门，反正他回来了。特别瘦，挽着袖口，领口上别着假领子，白棉线勾的那种，我也会勾，有一段特别时兴这个，有用线勾的，也有用毛线打的，阿尔巴尼亚花边，那是往大衣领子上别的。他就戴着那种领子，他们说是高二的一个女学生给他勾的。叫什么娟，这个什么娟我一直不认识，有人说她挺漂亮，有人说她一点不漂亮，很丑，不过挺风骚。他们说看一个女人风骚不风骚从她走路怎么甩手就能看出来，特别灵验。我小的时候，我们县城里有一个女人，在医院里当护士，长得特老实，人笨笨的，穿一条打补丁的裤子，很朴素啊。可是她从街上甩着手一走过去，那些婆姨们就撇嘴，说，“骚货！”她们一看她走路就识破她了！后来果然她男人死了，她们就说是让她折腾死的，“无底洞啊！”这女人没多久就改嫁了，没几年，嘿，她男人又死了！真厉害呀。
一开始，“幸福”不教我们，教高二的那个什么娟，可后来我们的语文老师要生孩子了，就让他兼上了我们的课。这一下，他就教四个班的课了。他倒没有不高兴，年轻嘛，再说又是民办的。可是怪了，第一天，他来给我们上课，往讲台上一站，就喊了一声：
“呼延小玲！”
我挺纳闷，站了起来，不知道他叫我干什么？又不是全班点名，我也不是班长什么的，他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就说：“哦——坐下吧。”神经病不是？一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要叫我站起来，对，不知道。可这一下就让我反感上他了，我心想，你以为你是谁？你不就是会写“牛铃像音符一样欢快地撒在田垄上”吗？这天他让我们写作文，《春天的脚步》，你听听这题目！我太知道他让我们写什么了，粉碎“四人帮”了，春天到来了，等等。可我装傻，我就写，春天是个巨人，它的脚步太大了，它从我们的头上，一步就跨了过去，所以，别的地方都绿了，可我们这里的山，还是光秃秃的，风，还是凛冽的。我说本来我们这里地处温带，四季分明，可由于春天的粗心大意和疏忽，结果，我们就只能从冬天直达夏天了，春天的脚步把我们遗弃了！我写的是我们那里真实的自然景观，可毕竟有些犯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批改这作文。没想到，他给了我一个“优”。大大的、红红的一个优，非常大，却没有一个字的评语。我有一点震惊，他还不算傻，对不对？总之我报复了他一下，一箭之仇。你别笑，我这人其实是很恶毒的呢，有仇必报，锱铢必较，连我妈都说我，这丫头记仇。真的你别笑了，这其实是一个很辛酸的故事，而且，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听的，他们听不懂。他们只配听莎士比亚，听哈姆雷特那个哲学家在那里念叨：“活着还是不活着，这是个问题。”这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深刻啊，真悲剧啊！那些贵族式的耳朵只配听听这些生活的装饰。你，其实也长着贵族式的耳朵，不过还有一点平民的心肠，这是你和他们的不同，咦？你怎么这么瞪着我看？
好了，扯远了，还是回来说“幸福”。我报复了他一下，他再没招惹过我。连课堂上也没叫我回答过问题，一次也没有。过了有两个月吧，我们的女老师休完产假回来上班了，又胖了一大圈，本来就够胖的了，胸前的衣服还总是湿漉漉的。他自然也就不再教我们。他一共做了我两个月的老师，交战过一回合，就这么一点点交道，再也没发生过任何事情，我也想不到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是，到我们快毕业的时候，就听说他病了，是肺病，咳血，咳得很厉害，大概是结核吧，学校解聘了他，怕传染。一个民办教师，又不享受公费医疗，又没有任何保障，病了，不能干活了，当然不能白养着你呀。他就这么让人打发了。他走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也不在意。忽然间冒出了好几个新老师，是从前的右派，省城的、北京的，那些年下放到我们这儿的，现在情况不是变了吗？就从村子里把他们给挖掘了出来，我们学校开天辟地从来也没有过这么多大知识分子呀，真是不得了：北大的、南开的，甚至，还有一个中央戏剧学院的，戏文系！好家伙，让人眼花缭乱。这个“戏文系”，他后来辅导我们高考，我们毕业后不是很快就给招集了回来，成立了一个高考补习班吗？他给我们上课，穿得破破烂烂，一脸络腮胡子，深眼窝，鼻子又高又直，像个混血儿，特别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