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吹着笛子来（1）
潘红霞在三月的寒风中走出医院的时候，脚步像踩着云朵，没有声音，轻飘飘，很虚假，飞翔一般，她突然笑了一笑，在天堂里走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医生是个女的，女医生问她，“你老公没和你一起来吗？”
“没有。”她回答。
这个“没有”，是彻底的没有。潘红霞没有“老公”。假如她年轻十岁，你可以把她这样的女人称作“单身贵族”，但现在这个称呼对她而言已显得不合时宜和青春了。她是一个离异的女人，多年前，有过一段极其短暂的婚史，那次婚姻甚至没能给她一个孩子，所以，几乎没留下任何痕迹：很多人（比如她的学生们）都以为她从没结过婚呢！她似乎一直很安于这种一个人的生活，在她身上，你一点也看不出通常出在她这种境遇中的女人弃妇似的表情，她一点不怨天尤人，生活得很光明甚至，很响亮。
学生们常常在背后猜测她，学生们说，“潘老师为什么不结婚？”假如，她特别丑陋，或者，她倾国倾城，再或者，她性格古怪，答案都不算难找，问题是，她只不过是一个平常人，既没有异常的容貌，也没有异常的禀赋和习性，天生就是一个过平常日子的女人。她蜜蜡一样光洁的大脸盘，健康、明朗、饱满，宽宽的胯骨，胸部跳荡的像肥鸽，笑起来阳光灿烂，要是让她敞开了生，她一定是七个八个孩子的母亲。这样的女人不结婚真是暴殄天物啊。
当然她不是美女，可他们都觉得她好看，是那种热带植物一样的好，脸盆似的大花朵，热气腾腾，一点不娇羞。这让他们想起高更笔下的女人，太平洋岛屿上鲜艳的土族妇女，他们喜欢她的大气和坦荡。不像有些人受了生活的打击就把那点事都写在了脸上。她当然应该是受过打击的，他们想，那一代人嘛，大时代嘛！有点打击很正常。可是什么样的打击或者说什么“独特”的打击，最终让她成为一个放弃婚姻的独身女人的？
他们的学校，几年前，和李提摩太的学校，合并了。她成为合并后第一批“博导”中的一个。这些年，她做“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颇有一些成绩。在他们那个小地方，“博导”本来就少，“女博导”就更少，而独身的“女博导”，不是妖怪又是什么？
她也不住在学校的家属区，当然，从前，还分配住房时，一个独身女人是绝对不会在分配名单之列的，那纯粹是传说中“天上掉馅饼”的梦想。再后来，购买热门的“福利房”，她仍旧不具备和人家有家有室的人竞争的实力。许多年，她住在集体宿舍的筒子楼里，阴暗、杂乱，夏天，在公共盥洗室里冲凉，一年四季，在楼道里支煤气罐做饭。筒子楼里的人，出来进去，总有一些晦暗的气息被他们携带在身上，甚至，浸润到了身体深处，像扩散的癌细胞。可是非常奇怪，她却奇迹般地明朗着，晦暗永远不过是洒在她身上的露水，太阳一照，就化作了青烟袅袅而去。
买下河边这套小公寓，也只不过是四年前的事，那时，穿城而过的这条河，这条从寒冷的北部山区一路流来的河流，几乎干涸了。它命若游丝地苟延残喘，这城市所有的阴沟暗道，日以继夜地，朝从前的河床里排放着工业和生活的污水。它臭气熏天，杂草丛生，成了蛇鼠的乐园。于是，人们开始疏浚它，治理它，在它的河底及河床两侧浇上水泥，使它成为一条水泥的河道，再从上游水库引来河水，于是，它就成了一条长达数公里的蓄水沟。
竣工放水那天，这城市，就像过节。人们都涌来看水。水滚滚而来，挟带着飞沙走石，溅起白色的泡沫。那一刻是有些惊心动魄的。那一刻这城市有一点动容。可是，这当然不是一条真正的河流，它只是模拟着从前那条河流的形状，却永不会流淌。
可即使如此，河两岸的房价，却一路飙升。潘红霞几乎是在最贵的时候买下了这两房一厅的小单元。人们都说她，亏了亏了，这价钱，在有些很不错的地段，够买三房两厅的了。潘红霞自己倒是心甘情愿，不为别的，只为了，在这里，在这22层的高处，站在阳台上，或者，推开任何一扇向西的窗户，都可以看见她的河。
现在，她离河是这么近，离往事是这么近。
没有坝堰了，也没有了菜地农田，一切，早已面目全非。现在河两岸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园。到处是草坪，这样的草坪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看到。还有年轻的树和花木，不知道还要多少年，那些年轻幼稚的小树们才能蔚然成林。现在，她几乎还分辨不出它们都是些什么树，只知道，在春天，它们有的开花，有的不开花。当然，和所有的城市公园一样，河两岸，一定有许多的人工景点，比如，草坪中，一个胖孩子的雕塑，在踢球，或者，一个什么动物之类。还有一个渡口，倒是设计得很有一点萧瑟的古意，木杆上高挑着清幽的纸灯笼。只是，站在这样的渡口，永远等不来渡船。
有时她会沿着这河，朝南走，从黄昏走到夜幕升起。灯一下子就亮起来，千盏万盏，路灯、桥灯、草坪里一盏一盏蘑菇灯、树上的串串彩灯，真璀璨啊。那一刻这城市也是有些动容的。这种时刻她就有些鼻酸，她使劲嗅着河水，可是这河水一点也没有腥气。新鲜的河水的腥气，是多么好闻啊。
恶魔吹着笛子来（2）
她刚搬进这新居时，学生们来给她“暖房”，这是这城市的风俗。来了好几个人，都是她的研究生，已经毕业和没毕业的。他们带来了鲜花、水果和酒。那天她做了许多好吃的，炸了虾排、拌了蔬菜沙拉、炒了黑椒牛柳、蒸了鳜鱼，还煲了满满一砂锅口蘑鸡汤。她打开了他们带来的红酒，长城干红，也是她喜欢的。美酒佳肴，让年轻人心生感慨，借着酒意，一个她最喜欢的学生突然问了一句：
“潘老师，您为什么不结婚？”
她笑了，也是因为酒，她说了一句平时不会出口的话，她回答说：
“因为，我想嫁的人，娶了别人。”
“就这？”他们喊叫起来，“那还不简单？把他抢过来呀！”
那一刻她几乎有点妒忌他们，一切就那么明了：丛林法则。这是这时代的教义。一切都丧失了美感。
其实，这许多年，特别是母亲还在世的那些年，她并不是没有做过努力：放弃的努力，走进人群的努力。把该埋藏的藏起来，去寻找一个活人，寻找一个有血肉有暖意的人，和他共同生活。她“努力”了，可是不行，那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我们也知道她必将失败。她是一个不会妥协的人，爱一个幻影，为爱而坚守，就是她的宗教。
她是一个信者。
对她来说，信，是容易的，也是自然的，而放弃，才是生不如死。
母亲在世的最后两年，患上了焦虑症，只要见她面，就总是向她描述她将会有怎样凄凉的未来：老、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连水也没人给你倒一口！”母亲还把她所能看到的那些八卦小报上诸如此类的消息，比如，什么什么国家，什么什么地方，有个老人，死在自己的公寓里，一个月后，尸体才被人发现，等等，都裁剪下来，保存着，作为警世恒言好给她当头棒喝。母亲一想起这不让人省心的女儿有一天会死得这么惨就哭泣，死了，生了蛆都没人知道啊！
母亲常常叫着外孙女也就是潘红霞大姐孩子的名字，说：“飞飞呀，将来，你可不能不管你小姨呀！”
飞飞就回答：“姥姥，你都说N遍了！”
母亲却穷追不舍，“飞飞呀，你要保证啊！”
飞飞就说：“我保证不让我小姨一个人死在屋子里，就是死在屋子里我也保证第二天就发现，行了吧？”
就像做游戏。
母亲最后的时刻，弥留之际，一手拉着潘红霞，一手拉着飞飞，一生中最后一次对她的孩子说：
“飞飞，你要保证啊！”
飞飞哭了。
现在，母亲的遗像，和父亲的遗像一起，就挂在潘红霞卧室的墙上：这世界上从此再也没有一个会为她结婚或者不结婚这种事睡不着觉的人了。
飞飞有时会来看她，但是飞飞很忙，她考上了一家名牌高中，今天参加奥数竞赛，明天参加英语竞赛，还要抽暇练钢琴：准备过十级的考试，真是比国务院总理还忙。飞飞其实倒是挺欣赏小姨，觉得她一个人活着，挺酷。
“你有没有情人？”有一次飞飞这样问她。
潘红霞早已习惯了飞飞的说话方式，所以她一点也不奇怪。
“没有。”她很老实地回答。
“小姨，”飞飞直视着她的眼睛，“你是不是一个‘同志’？”
这下潘红霞大吃一惊，也太成熟了吧？熟的都要从树枝上坠落下来了。
“绝对不是，”潘红霞一字一顿，“我有喜欢的人——是男人。”
“谁？”
“这我不能告诉你。”
“我知道了，”飞飞说，“一定是个有妇之夫。”
“你不知道，”潘红霞回答，“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一刻潘红霞突然有一种倾诉的欲望，非常强烈，她望着飞飞娇嫩的、茸毛还没褪尽的小脸，还是个青涩的小毛桃呢！泪水涌出了她的眼睛，她知道她听不懂上世纪的语言。
飞飞，爱，就是全心全意。
飞飞，爱一个人，就是，坠入深渊，永不超生。
潘红霞很爱飞飞。
姐姐结婚很早，可是孩子却要得比较晚。她一结婚就考上了“电大”，四年读下来，恰巧又有一个去北京进修读一个什么研究班的机会，那是一个文凭的时代，一切，都靠文凭说话。姐姐又是一个很有功名心的人，她根本没有征求姐夫的意见只是“照会”了他一声，就跑到北京去读书了。
这样，飞飞到来时，姐姐已是一个三十二岁的“高龄产妇”。
假如，潘红霞和姐姐站在一起，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她们是同胞姐妹。简直太不像了！三十二岁的姐姐，看起来，仍旧是一个幼女的样子，细细的胳膊，细细的小腿，皮肤接近透明，骨盆窄的根本就不适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