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潘红霞的学校，几乎没有历史，白手起家。所以，那个学校里的学生，都比较骄傲，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没办法的事，没落的世家子弟哪个能不骄傲呢？
潘红霞的学校，却是新鲜的，甚至，是仓促的，没有一点旧时代的痕迹。它建立在一片河滩之上，在穿城而过的那条河流的东岸。围墙外，是大片的农田、菜田还有水渠，有一条曲折暧昧的小路在农田里蜿蜒着通向高高的河坝。他们把这河坝叫坝堰。这个学校的学生，喜欢在这坝堰上散步，看夕阳把浑浊而黏稠的河水涂染成辉煌的金色。这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唯一感到安慰的地方，胜别人一筹的地方：他们有一条河。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随时在河边聚会、唱歌、野餐——“皮克尼克来江边”，是真的江边，虽然如今枯萎了，衰老了，可在地图上，还有人们的心里，它仍然是一条雄壮的、声名远播的河流。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尽可以把这条河看作是自家学校的后花园。
这学校，没有标志性的建筑，都是一些红砖楼房，东一座西一座，像孪生兄弟一样几乎没有区别，明眼人一看，就看出它有种急就章似的潦草。到夜晚，就算所有的灯都亮着，它仍然有一种掩藏不住的荒凉气息，有一种孤独的璀璨，特别打动人。这也是让潘红霞最爱它的地方，甚至，是心疼。周日的夜晚，她坐末班车从城里匆匆返校，从汽车站，到她的学校，还要在野地里走差不多两三里路。她走着走着，一下子，就看见了那一团小小的光明，紧紧簇拥着，依偎着，在无边的黑夜之中，又孤独，又骄傲。她的心顿时一软，想哭。这黑夜中的校园，它是那么让人心疼和珍惜。这种时候，她就像是它的母亲一样怜惜着它。
她的学校，和李提摩太的学校，虽说还没有什么交往，可他们总是能够知道发生在那里的事情，那里，中文系七七级的学生，成立了一个文学社，他们给那文学社起了一个和时代气息特别吻合的名字：春天。那么，他们怎么能没有一个自己的文学社呢？好吧，那就成立一个。一帮人摩拳擦掌，于是，他们的文学社也就诞生了，也起了一个符合时代气息又和校园的浪漫情调吻合的名字——红钟，铿锵有力又有些旖旎，是从几十个名字中挑选出来的。
他们推举刘思扬为社长。
大概，刘思扬生来就是为了一个激情的事业献身的，至少，他特别适合做一个文学社团的领袖。他像从苏俄小说中走出来的一个人物，比如，罗亭。当然不是从爱情中出逃的那个罗亭，而是1848年的罗亭。1848年6月26日，在巴黎街垒战中被打死的那个“波兰人”，腰间束一条红围巾，举着弯弯的钝马刀，被子弹一下子击中了心脏的那个德米特里·罗亭——这样的人在和平年代不做一个文学社团的领袖岂不是暴殄天物？
“红钟”敲响了，在这个尚还沉闷的、摸不着头脑、等待着什么的校园里，有点石破天惊。那份他们创刊的同名的油印刊物，在这学校上千名学子们的手中传来传去，还有人抄下那上面的文章。甚至，它不胫而走，传到了社会上，还有，李提摩太的学校。那学校里的许多学生都在谈论一个名字：回忆。人们互相询问说，回忆是谁？当然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但是人们都在说，我们也有了一个卢新华，我们这城市，也有了一个卢新华。
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了，刊登在那上面、被人们传抄的文章，是什么了。那是一篇小说，伤痕小说，作者叫“回忆”，一望而知这是一个笔名，而且，是一个成心要让人家看出是笔名的笔名，小说的题目倒很朴实，《落日》，写一个下乡知青在插队的地方，亲眼目睹了一个富农的女儿，在受尽凌辱之后投井自杀的故事。他写人们是怎样以正义和真理的名义杀人。他还写那青年的矛盾和痛苦。那当然不会是一个很成熟和完美的作品，可是充满激情，而且，真诚——后来有人评价它，说那是灵魂的呐喊。总之，它感动了许多人，这个“回忆”，以他的惨烈激情搅动了这个沉闷的城市。
七七级和河边的学校（3）
那么，这个“回忆”是谁呢？“红钟社”的人当然人人都知道，可是他们秘而不宣。他们知道这不会是一个长久的秘密，可这个秘密在他们手中一天他们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亲密无间的快乐。无论别人怎样追问他们，他们总是口径一致地回答说，到时候就知道了。到什么时候呢？终于，这个时候到了，南方一家文学期刊在头条发表了这篇《落日》，还配了评论。这一次，正式发表的这一次，作者放弃了“回忆”这笔名，使用了真名实姓，刘思扬。
这已经是1979年的春天，“伤痕文学”的潮头就要过去了，那是刘思扬所不能挽回的。可是在潘红霞的城市，我们的城市，这个内陆的小城，它的发表还是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人们惊愕、感动，甚至激动，当然也有人持完全相反的意见，认为它阴暗和灰色，有着方向性的问题。许多家媒体纷纷采访了作者本人，有保留地发表了采访记，本地广播电台在非黄金时间播送了这小说。现在，没有人不知道潘红霞的学校了，这新兴的学校，成了我们城市的话题。
还有什么快乐能比得上这样的快乐呢？这一天，潘红霞们，红钟社全体又在河边聚会了，他们总是喜欢在河边聚会。是啊，他们这样一群浪漫的青年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河流这样的美景？他们翻过坝堰来到河滩，席地而坐，把报纸铺在草地上，上面放一些吃的东西：熏肠、肚片、酱肉、珍贵的五香花生米，当然还有啤酒。男生们用牙齿咬开啤酒瓶盖，对着酒瓶吹喇叭，女生们则毫不客气地用手拈肉吃。他们唱歌，念诗，念自己的，也念别人的，一会儿顾城一会儿北岛，念了一首又一首。他们还嚷嚷着让“回忆”宣读新作。可是，“回忆”没有新作出笼，却说，“等着我吧！”大家期待地望着他，他又说，“等着我吧！”原来他在朗诵，那是西蒙诺夫的诗歌，卫国战争时期的诗歌：“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等到那愁煞人的阴雨，勾起你忧伤满怀，等到那大雪纷飞，等到那酷暑难捱，等到别人都不再把亲人盼望，可是你，你要等待——”他念完了，大家笑起来，说，“好吧，我们等着你，等着你成为文学巨匠。”有人举起酒瓶，对着河流，夸张地喊道，“亲爱的，你为我们作证。”这一下人们都举起了酒瓶，朝着河流放声大喊。只有一个人，没有喊叫，可是谁也没有注意这个人，这个小小的细节，在红钟社的历史上，可以忽略不计。
可是，只有这个人，在那一刻，在那个春光明媚的下午，听到了一个谶语。只有她听到了它。它如风一样掠过波光粼粼的河面，那谶语说，你要苦苦地等待啊。
那时，多少青年像投身革命一样投身文学，突然间，有一天，在与他们这城市相邻的一个更小的城市更小的大学里，一个学生，奇迹般地，成了万众瞩目的“文学新星”。他的光芒迅速掩盖了刘思扬的光芒，因为，他的那篇小说，发表在中国最重要的一张报纸上。那报纸，至少，拥有着几千万的读者。
在那所大学里，也有一个文学社团，那社团的名字非常严肃：五四。文学新星自然是属于“五四”的。
他们决定去和“五四”会师。“红钟”会师“五四”。于是，在一个早晨，他们骑着自行车，出发了。事先，也没有和人家联系，而那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从他们的城市，到文学新星的大学，大约有九十华里的路程，他们十几辆自行车，浩浩荡荡，大呼小叫地上了国道。初夏的风，吹拂着他们，他们很快乐，一人一只军用水壶，斜挎在肩上，里面装着清水。他们还在书包里装了面包、馒头，是准备充饥用的。那是一个晴好的日子，天很蓝，白云很柔软，满眼都是绿意，庄稼长得肥头大耳，无论是贫贱的高粱还是玉米，还有树们，绿得也正新鲜，是北方最常见的杨柳还有在春天开白花的槐树。一路都是这样的景色，平凡，毫不出奇，可是生气勃勃。太阳越升越高，也越来越热，他们喊叫的声音弱了一些，速度也慢了下来，可心里仍然是快乐的。有人忽然高声唱起歌来，“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银，天如火来水似银哪啊啊——”是耳熟能详的《长征组歌》。于是，他们齐声应和，“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他们在平坦的公路上，一览无余毫无阻碍的公路上，唱着山路和水路的艰辛，为自己壮行。要说，他们这些人哪，哪一个是害怕长途跋涉的？哪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走长路的锻炼？九十华里的坦途，还有自行车，说来是不在话下的。他们原计划在中午之前能够赶到目的地，可事实上，九十里路，他们竟然骑了六个多小时，在午后一点多钟才来到人家的校园，比原计划晚了一个半小时，这样，他们就和“五四”错过了。
这一个半小时的耽搁，都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我们先不去说她，只记住她叫“小玲珑”就是了。因为“小玲珑”，他们才晚到了这一个半小时，结果，他们就撞上了一个空校园。
这个学校，说来奇怪，它建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离那座它冠名的小城，还有三十多里的路程。此刻，它陷落在就要起来的青纱帐中，一片静谧。它身后也有一条河，叫作潇河，这学校艺术系里的学生，就总是在潇河边写生，画它的蜿蜒、草滩和芦苇，或者，去那里挖雕塑用的胶泥。
七七级和河边的学校（4）
只有一条公路，一个汽车站，将这旷野中的学校和那座小城连接起来，城里开出的汽车，一天中，有几班从这里经过，其中一班就是中午十二点半左右。这学校，周六下午是没有课的，所以，这学校的学生们，在周六的中午，午饭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