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模的最后一天只考一门，那天上午11点钟，我在学校门口等微微。当时阳光灿烂，天空湛蓝，偶尔还有白云略过，满眼都是和平景象。
我买了张报纸，和几个来接孩子的家长坐在一起，心不在焉地看。
后来同学们陆续从学校里出来，认识我的家伙和我打招呼，我和他们说话，问问考试难不难这类的问题。
微微很晚才出来，我迎上去，问她考的怎么样？
微微说，她也说不好。然后就开始一门又一门的分析：数学如何，物理如何，语文的作文恐怕要扣分……等等。
我们回到小窝，微微倒到床上看我新写的小说，我去厨房做方便面。
吃面的时候，微微说她最近心情不好，让我别见怪。
过了一会儿她问我：你还是不高兴？
我赶紧挤出点笑容说：我哪儿不高兴了！
后来微微说她想喝可乐，我翻了翻冰箱，连可乐罐也没有，就下楼去买。等我抱着可乐回来的时候，微微正躺在床上看英语，见我回来赶紧放下，说她只是想看看今天考的单词是不是写对了。
我把冰镇可乐递给微微，看着她高兴地喝下去，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微微越来越没话说。那时候，我很不愿意往微微家打电话，因为她家的电话一般由她妈妈接，我不愿意让阿姨觉得我打搅微微。
后来有一段时间，不知道是不是复习越来越紧张的缘故，微微也不怎么找我——于是，我们谁也不找谁。正好那时候我有不少约稿要写，所以就各忙各的去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表姐给了我两张电影票，日子正好是星期天。我打了电话给微微，想约她一起去看。电话里，她问我电影是上午还是下午，我说是下午，她说：“不行了，李琳约我去滚轴溜冰呢，要是上午就好了。”
挂上电话之后，我着实心烦意乱了一阵。我心烦的原因是，微微好不容易有了点闲暇时间，却不是和我在一起。
闹矛盾祁又一
5月底，我考完了保送生资格考试，成绩优异。从此以后，再也没人管我是不是每天去学校混时间，于是学校几乎不去了，海洋局大院的小窝也很少再回。
正好那时候，我爸跟我一样闲，我们就一起去了一趟黄山，爬完山以后又在那一带的农村玩儿了大约一个星期；后来我又一个人去了上海，见了几个比赛时认识的朋友，后来又经他们介绍，认识了几家杂志社的编辑。
回来之后已经是6月了，我忙于写上海那边要的文章，没给微微打电话，也没告诉任何人我回到北京。
有一天下午——当时二模即将开始，微微突然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北京的？
我告诉她说，已经快两个星期了。
听得出来，她的情绪很糟糕，她问我：“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我说：“还能有什么，怕影响你学习呗。”
微微说：“你少装蒜行不行？”
我说：“你什么意思。”
还不等我说完，微微便怒吼道：“你王八蛋！”
我立刻更加狠毒地回敬了几句，我还吼道：“哪根弦不对了你？没事儿骂什么人！”
后来，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微微把电话挂了。我再打过去，她也不接。
我放下电话，在屋里转了一圈，觉得心情十分烦躁。
我骑上自行车，直奔海洋局大院。从我家到海洋局大院，骑车大约需要50分钟，我出门的时候正是下午3点钟，太阳毒辣极了，二环路上几乎没有什么人，放眼望去，好象到处都被太阳点燃了一样。
我大汗淋漓地骑到海洋局大院，跑到微微家，心情紧张地按了门铃。
片刻之后，门打开，开门之人正是微微。她见到我，显然吃了一惊。
我不等微微开口，就抢先说道：“你好点没有？”
说完之后，我抹了一把汗，紧紧盯着微微的眼睛，尽量作出一副万分真诚的表情。
微微瞪着大眼睛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说：“你想站这儿还是进来？”
我被微微搅糊涂了。
她把我带进屋里，让我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问我要不要喝水？
我说要。微微回客厅给我拿水。
微微出去的时候，我看了看她的房间，她的房间还是老样子，只有书桌周围变得脏乱不堪，草稿纸、鱼油瓶子、各种辅导书堆在一起，简直一团糟。
微微拿着矿泉水瓶子走进来，递给我。我接过凉水，什么也没说，一口起喝下去之后，觉得自己十分之傻，简直可以说是尊严扫地。
本来，如果那天下午我们在床上滚一滚的话，情况大概会好得多。可是我在微微的屋里没坐多久，她妈妈就回来了。我问了好，在微微那儿呆了一会儿，她妈留我吃晚饭，我说我还有事，就回家去了。
从微微家出来，我在一楼的楼道里站了一会儿，抽了自己两个耳光，我当时想：早晚有一天，我要掐断上帝的脖子。
二模以后，我再也没有去找过微微。微微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我告诉她好好准备高考，有什么事等高考结束以后再说——事实上，说这些话对我而言，完完全全无关痛痒。
出游祁又一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与学校的家伙们几乎断了联系，连雨伞都很少联系。
6月底，我背上背包，用自己挣的稿费出外走了一段时间。我先是在河北省转，在涞水县一个叫西洛平的地方住了几天，那儿的天很蓝；后来又到涞源县一个叫南平的小山村落脚——在那儿，我看到了真正的长城：卓然不群，破烂不堪。
在长城的箭楼里 ，我竟然发现了牧羊人的柴火和锅碗瓢盆，据说那些牧羊人把羊赶上来之后往往在这儿吃饭休息；我走到长城脚下的人家里，他们都很穷。看看他们的生活，你才能想象修筑长城的意义和困难——他们在生产力如此低下的地方建造了这样卓然不群的建筑，真是太了不起了。
在那儿，我第一次相信长城是人类工程史上的奇迹，或者说，是劳民伤财的奇迹。
有一天，我在玉米田里迷路了。我站在山上的时候，很清楚地看到正北方有个村子，下山之后，我打算穿过一片很大的玉米田到达那里。可是，我在玉米田里走了将近一个小时还是没有出去，当时天色已晚，黄昏将尽，我很害怕，以为自己迷路了。
绝望之下我慌不择路，踩倒了好多玉米，当我连滚带爬地冲出玉米田的时候，正好碰上一个放牛归来的老农。我往身后看了一眼，全是倒地不起的玉米；我再看看那老农，他却咧开大嘴，冲我笑起来。——当时他还对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懂。
我问他村子在哪儿？他说跟他走就对了，我就跟着他进了村子，那天晚上我在他家过的夜，和他的老婆孩子挤在一个大通炕上。
那天跟着他回村子的路上，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我很奇怪，为什么在城市里，生活好好的我会那么害怕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令我心里憔悴的事？我那些不安全感，那些被上帝愚弄的感觉都是怎么来的？
我忽然意识到——对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尊严、审美、意志、品德和社会责任感；最重要的东西是吃饭、群居、有睡觉用的床。这就是我的游感。
因为是一个人出门流浪，所以我的话越来越少。走在路上可以连着几天不说一句话，也不和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交流，我自己走自己的，有时候拍点儿照片，问问路。说话的最好机会就是买车票的时候对人家说：“一张，到XX……”
从河北省出来，我钻进太行山，国道上全是超载的运煤卡车，路面被煤渣搞得特别黑；再后来，我进了山西省，那儿的天是灰色的——哪儿的一切都是灰色的，全是煤的颜色。
我住最便宜的旅店，吃热量最高又最廉价的食物，当我兜里的钱只剩下不到40元时，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回去了。
那天是2000年7月9日，高考的最后一天。老实讲，出去的这段时间我变得有点儿神经质，像个野人，完全没有时间概念。
我回到北京，在西客站附近的一个长途客运站下车，走到西三环上，在那儿等300路，坐上回家。
在公共汽车上，售票员让我买票，我翻遍全身上下的衣兜，只找出5毛钱。我当时背着大号的军用背包，衣衫肮脏，面有菜色，头发里还泛出令人作呕的怪味——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确实想个有意赖帐的家伙。我告诉售票员说，我是北师大的学生，出去旅游，钱包让人偷了，现在身上只有5毛钱。
那售票员让我出示学生证，而我根本没带学生证出门！我在书包里找了半天，最后找出我的相机，用这个证明我是个体面的城里人，不会为了省一块钱而故意跟她赖帐。
你都不知道当时我有多么羞愧，我想我这个城里人怎么这样啊？那些老乡们说城里人的坏话真是没错。我还不如跳下车去走回家。
回到家里，我洗了澡，吃了东西。我妈告诉我：有个女孩从一星期前开始，每天打电话来找你，问她是谁也不说。
我这才想起来，这几天微微应该高考了。
我关了房门，给微微打电话，是微微的妈妈接的。她告诉我，微微去考英语了，等一下她还要去学校接微微回家。
我说了几句客套话，问了问微微的准备情况等等。
阿姨告诉我，微微准备得很充分，“可是，”阿姨说：“她最近精神状态不太好，我和她谈了好几次，她都不听，我担心她会受影响……她这几天还找过你，你不在是么？”
我说是，我去外地了。
“齐天，如果她再给你打电话，你能不能帮阿姨劝劝微微？”
我说当然，我会好好劝她的。
后来，阿姨还问我和微微的关系到底如何？问我是不是真的喜欢微微？
我拿着电话，羞愧无比，我觉得我做了很不好的事情。
下午，我打电话给微微，问她考得怎么样？
微微冷冷地说：还成吧。
我问了问她考试的细节，都是像“作文题难不难”这一类不咸不淡的问题。后来微微说：“还有事么？没事我睡了。”
“你前几天打电话给我了？”
“打了。”
“什么事。”
“没什么事，心里堵得慌，想找人说话。”
“找到人了么？”
“你管得着么！”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