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微说好，然后我们互道再见，就把电话挂了。
那天下午，我给我的语文老师老阴也打了电话。我告诉她，我得了一等奖，北师大可能要我。她挺高兴的，还督促我好好准备保送生能力测试，不要功亏一篑。但是照我看，当时老阴并不怎么惊奇，倒是听说五班那两位——也就是阿迪和老李只得了二等奖之后，老阴倒变得十分兴奋了。
她挂了电话去核实情况，没过两分钟又打过来，问我高二·（5）班的小露是几等奖？
我告诉她，小露也是二等奖，老阴笑道：“你把五班打败啦，好啊！”
挂了老阴的电话，我觉得很累，可是不想睡。就把新买的那张盗版VCD重放了一遍——那是一张软饼干乐队的现场录象，在北京的音像店里从未见过。我看着这张现场，给自己泡了方便面，而后又换了以前买的METALLIC的现场。我就这样没完没了地看，看了一下午。
那天晚上，我爸妈都很高兴，说要下馆子。可是我又累又困，哪儿也不想去。我爸把我的床重新收拾出来（我平时不住家里，所以我的房间就变成了我爸的工作室），我妈给我做了一顿炸酱面，我舒舒服服地吃下去，躺到床上，举着我爸扔在床边的《鹿鼎记》晃了三秒钟，立刻就睡着了。
大约是回北京以后第三天，我和我妈一起去了姥姥那里。我在那儿呆了几个小时，耗到他们打麻将，我跟我妈说我要去一居室那儿看看，就溜了出来。
我在大院里走了一会儿。在足球场边上，我给微微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就在大院里。
微微的声音听上去很没精神，她说她已经连续作战很久了。她妈妈在家，问我还想不想上去？
我说：“要不，你上我那儿去吧。”
微微想了想，说成。
我回到小窝，给君子兰浇了水，扫了地，坐在电脑前，发现区区几天不见，显示器上已经蒙了一层薄薄的灰。
我坐着，四处瞧瞧，抽了一根烟。整个屋子里，到处都是失败的记忆。
我是指，这些书，这些稿纸；我那把同样蒙着灰尘的吉他；我的小床，床上的床单；墙上贴着的“北大”两字，我的日记本……我自然而然地用另外一种眼光审视它们，于是所有这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东西都变了样。我觉得人这东西真是贱，好运气一来看什么都觉得和自己没关，这大概就是一般人说的超越？这说法真够自私的。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微微拖着自己走进来，看上去行将就木。她取直线躺倒在床，样子十分骇人。我问她怎么回事？
她竟然告诉我，她从昨天开始就没睡过觉，她想看看自己可以撑多长时间不睡觉，她说：“这是做最后冲刺前的练习——人是逼出来的，不能可怜自己，不能！”
我问她：“那，你打算撑到什么时候为止？”
微微用枕头蒙着头，露出一只眼睛，傻笑着说：“撑到你来为止。”
微微把枕头扔在一边，坐起来看着我，伸出指头作斥责状，她说：“你说！你这个流氓，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过来抱！”
我爬上床，微微抱住我，说了一声“小流氓”，就此睡去。
那天，天色暗下来之后，我取了只枕头塞进微微怀里，自己悄悄下了床。
我看了看表，已经5点了。我先给微微家里打了电话，告诉阿姨说，微微在我这里吃晚饭，不必担心。
微微的妈妈已经知道我得奖的事了，她夸了我半天，后来又说微微最近学习很紧张，很知道抓紧时间；这几天不要说出去玩，就是睡觉都睡得很少。
她还说，她很担心微微的身体，还没开学就这样拼命，等高考冲刺的时候身体垮了可怎么办！——“齐天，你现在轻松了，要多帮助微微。”
我说：“阿姨您放心，一吃完饭我就把她哄回去。”
我试着叫了一声微微，她一点反应也没有。我往姥姥家打电话，问他们什么时候吃饭，电话是我姥爷接的，说是马上就吃了，叫我赶快回去。
我挂了电话，给微微留了纸条，告诉她，我一定会在7点之前回来。
然后穿了衣服，一路跑回姥姥家去，和一家子人嘻嘻哈哈地吃完饭，并且头一次被邀请参加饭后的闲聊——这是我母亲家族的传统，只有家中的成年男子和长辈参加，闲聊的形式是：以姥爷为中心，一群人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里吞云吐雾，谈论失业率、国际形式、个人所得税，以及社会公基金等等问题。
我被他们拉住问东问西，回答各种问题，最可恨的是，所有谈话的人都坐在沙发里，只有我站着，像个偶尔受宠的农奴；而且还要假装讨厌香烟，更不要说找哪位长辈要来一根。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眼看过了7点。然而，没有一点迹象表明他们准备进入下一项节目——他们早该支起桌子打麻将了。
等到他们和我的聊天结束，已经快8点了，我趁人不备，从姥姥家溜了出来。一路飞奔回到小窝，开门进去，微微已经不在了，我打电话到微微家，是微微接的，她说她正在吃晚饭。
我向她解释了没有按时回来的原因，微微说：“是我自己睡着了，哪儿能怪你啊。”
胡扯祁又一
还没等到开学，我妈和我爸就分别往北师大跑了好几次（开学以后跑得更勤），我们都有点不放心。因为北师大给我的只是一个口头承诺，并没有书面的东西，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前，谁也不能说这事已经定下来了。
可恨的是，招生办同志每次见到我爸，总是哼哼叽叽地说些废话。搞得我爸每次从北师大回来，都要把我叫到沙发旁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说：这事恐怕不容乐观，人家师大说你的语文会考必须是优，保送生考试成绩也要高等等……
其实这是胡扯。
在后来的某次拜访中，系主任同志下了死命令，要求我的语文会考成绩必须是优，结果一个月以后的语文会考，我偏偏得了全班唯一一个良（我的答卷做得很好，可是作文却得了全班最低分，天杀的阅卷老师！）——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要我了，而且根本就没提语文会考成绩这回事。
由此证明，不管是会考还是保送生能力测试，根本没人在乎，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拖着。
大家都恨我祁又一
那会儿我本来不想再到学校去浪费时间，就对胡平说了，胡平不同意；后来我妈打电话告诉胡平，也希望我在家复习，胡平没表态，说她要问问学校的意思。
可是，胡平请示上级之后（天知道她请示了没有）告诉我说：你还是要跟着大家上课，到保送生考试结束为止。
——说来奇怪，胡平好象很留恋我？你看，高二分文科班的时候，她还特意来劝我，希望我继续留在她的4班，而且态度出奇的和蔼。可疑的是，当时不论是我的成绩还是遵纪守法情况，全都不容乐观。她为什么希望我留下来呢？
有关胡平对我的留恋之情，想来想去，只有一种解释合情合理——胡平把管教我当作享受，或者说，管教我这事本身就让她十分享受。
由于这种怪癖，我天天跟着上课，座位从微微旁边挪到了最后一排，和雨伞坐在一起。
雨伞上课时狂灭数理化，我只看看语文和历史，有时候看漫画；雨伞考试时抓耳挠腮，我偶尔也抓耳挠腮，只不过那是为了我的小说；雨伞上胡平的课时埋头睡觉，我却睡不着，因为我晚上睡眠充足。
全是感叹句祁又一
在最初的两个月，认识我的人在学校里见到我，第一句话全是感叹句。比如在阅览室见到我，就说：“你还学啊！”在楼道里见到我就说：“你还来啊！”
我干了什么祁又一
那会儿，我在学校里经常闲得无聊，大概是3月和4月这两个月里，我在课堂上做了如下一些事：
1、用五天的时间写完了一篇13000字的小说，名字叫《我是孙悟空》——那是我当时写的最长的正经小说。写完的那天，雨伞他们正在做前年的高考题，我停下笔，看了看四周，感到大脑滚烫，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我把笔扔在桌子上，长叹一声，发誓今生再也不写超过一万字的东西了。
那天考完之后，雨伞揍了我一顿，说我在关键时刻长吁短叹，影响了他的正常发挥——其实这小子自己没考好，“影响”之说纯属莫须有。
2、《我是孙悟空》断断续续地改了一个月，然后寄到《十月》和《萌芽》，结果谁也没理我。从此以后，我的积极性大受打击，再没往期刊上投过稿。
3、准备政治和语文这两门会考。
4、重新翻出历史和生物狂看——保送生能力考试考的全是综合题，我做了去年的题，并不难。他们把很多科目的知识混在一道题里考，有点像科普杂志里的游戏题。包括科目有：数理化，语文，历史和生物。
5、我在王府井的新华书店买了三百多块钱的书，大部分都是小说。用两个书包装着，运回海洋局大院，然后一本一本的带到学校，每到无聊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两个月内全看完了。
无聊祁又一
那个时候，我常常无聊，在学校时无聊，夜晚独自在家时无聊，周末找不到人一起玩时更无聊。
在海洋局大院的小窝里，百无聊赖之下，我玩通了雨伞留下的所有PS游戏，左手大拇指长出了一层老茧。
还有消遣就是找穆丹去玩，她和我做了个逗着玩儿的交易，就是乐手休息的时候我上去唱，一首歌一张打口CD——自己随便挑。
找姑娘们玩祁又一
差不多也是3月中旬的时候，我得了平生最大金额的一笔稿费，大约800多元钱。
当时是中午，我在学校的传达室领了汇款单，十分兴奋，就骑上车跑去邮局，打算把那笔钱取出来。结果，到了邮局以后才想起来我没带身份证！无奈之下，只好又灰头土脸地跑回来。
我用这笔钱的一部分买了一根项链，打算5月3日，微微过生日的时候送给她；剩下的部分被我挥霍掉了。
我是这么挥霍的：早晨起来，我在报纸上看见了一则消息，说是在革命历史博物馆正有个关于敦煌的展览。于是我拿着电话本挨个找，给每个不在高三的朋友打电话，最后出来的只有小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