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两家人又都灰溜溜地回去了。
哥哥留下来，打听到了跟他一块下过乡的一个人刚好在法院 ，在这个人这里了解到了一些情况。果然是老寡妇的大女儿，那个人大代表给法院做了工作。老寡妇恨死了拍她女婿头的弟媳的弟弟，这一次的官司就是冲着弟媳的弟弟来的 。
“非把他法办了不行。”老寡妇这样交待她的大女儿。
“那，你给咱出个主意，看这事应该咋办？”哥哥问这个人。
这个人沉吟了一会，又看了看哥哥手里的刑事诉状副本，然后给哥哥出了一个主意。
他说：“现在是邻居家起诉你家，既然你家人也受了伤，伤得也还不轻，你也可以让你的父亲去做一个鉴定。你们现在不能光写一个答辩状，这样只是被动应付，你们不妨换一种思路 。——你回去应该另写一份状子，写一份反诉状，也就是说你们也告，告他们家伤害罪。这样，不光你们成了原告，他们成了被告，重要的是法院因此而有可能改变在这个案子上的先入为主的看法，如果你们也能弄来有力的鉴定证明，让他们家的人或者是他们家叫来的人也不得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到那时候 ，你们家如果再想和解，就有了法码了。他们家担心他们的人受到法律惩处，就有可能愿意坐下来跟你们谈判。法院既然向着他们家，就会叫你们撤诉，两家各打四十大板，谁也不找谁的事，谁也不赔偿谁，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
哥哥听得茅塞顿开，直夸奖这个跟他一块下过乡的人到底是干法律的，有经验，有见识，有办法。
“你不知道，我为我家这事，愁得几天睡不着觉。我们家人倒也罢了，说啥也不能连累了亲戚。”哥哥说。
这个人听了哥哥的夸奖，也愈发地得意，于是又说：
“你光想着要和解，你没想过要去害人，人却要害你哩。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难道不知道？你单方面想和解是不行的。你没看共产党跟国民党咋谈判哩， 要想获得真正和平，必须先在战场上赢得胜利，打赢了，打得国民党招架不住了，逼得国民党要求谈判，咱再坐下来谈，这样才能赢得主动。先打再谈，为谈而打，谈判才能谈赢。弱国无外交嘛，一厢情愿，上杆子的喔事情是弄不成的。”
哥哥回去后把在法院了解到的情况和那个人说的话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大家，大家都认为这个人说的很有道理。父亲尤其赞成这样做。
于是分头行动。
我继续担任反诉状的起草人。姐姐去找律师，并领着父亲到公安局指定的创伤鉴定医院去做鉴定。姐夫还给弟弟已经愈合的伤口又拍了照片。并且象专业人士那样在照片的伤口处用箭头标上，下面注以文字说明。做得相当地规范和严谨。我被砍了三刀口子的白衬衣也重新找出来。给衣服也拍了照片，也标了箭头，做了文字说明。姐夫是个细致的人，他做的这些工作，后来连法院的人都赞叹不已。 照片和衣服被放在一个专用的文件袋里，被姐姐郑重其事地保存起来。
姐姐先后找了三个律师。
第一个见到的律师，是一个叫做“天正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这个意气昂扬的年轻律师一听说是告人大代表的，便说这个案子可做，有影响，有意义，交给他来做，绝对没有问题。
“人大代表不替人民说话，反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徇私舞弊，欺压人民，这本身就有意义，有可操作性。”
他一付为民伸张正义的慷慨激昂，让人相信是找到了救星，但是他随后开出的价码却高得吓人。
在我们眼里，寡妇老太太的大女儿只是一个和蔼平实的邻居家大姐，从来还没有想到过她居然代表这么崇高神圣的意义。
姐姐感觉到这个人有些华而不实，就又到了另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一位年长的，瘦瘦的，说话慢吞吞的律师。
这个人，不苟言笑的严肃神情给人一种办事认真稳妥的印象。姐姐把五百元钱交给了这个年长的人。这个人收了姐姐拿来的材料，答应随后就去调查取证。
但是两个星期以后，姐姐见到这个人后，这个人却说，他已经让法院受理了这个案子，但是据调查显示，我们家反诉邻居家伤害的证据不足，他已经见过了邻居家的律师，调阅了邻居家的所有材料，邻居家材料中不仅有法医鉴定，而且还有邻居证明，证人证言写的清清楚楚，还按了手印。
姐姐问是谁做了证明，说了些什么？
律师说是一个姓贾的退休女人。姓贾的，是谁？一时还真不知道这个姓贾的女人是谁？
“她都说了些什么，我们两家打架时根本就没有人在现场，怎么会有证人呢？”姐姐问。
“这个不能告诉你，不过这个证人表示愿意到时候当庭做证。”
“明明是我家人受了伤，我们受到了伤害，怎么还会有人证明我们伤害别人呢？这不颠倒黑白吗？”听到有邻居做证明，姐姐十分生气 。
“话也不能这样说，光是人家打了你们，你们就没打人家。这不可能嘛。”
律师并不因为姐姐的异常情绪而受到影响，他依然慢条斯理地说，“法律是重证据的，重事实的。”
“可是事实上”姐姐还要说什么，律师打断了她，有些不耐烦地说：“好了，就这样吧。 噢，对了，等你把你父亲的鉴定证明拿来再说。”
姐姐回去后，把律师的话学说了一遍，父亲当即就生气地说：“啥他娘的X律师，喂个狗不咬人，要他干啥？”
哥哥嫌父亲说的话有些难听，就说：“律师说的也有道理，咱家关健缺乏证据。还是抓紧做鉴定吧。”
说到证据，姐姐又想起了律师告诉给她的那个姓贾的女人做证见的事。
“姓贾的，那是谁？”父亲想了一会，“对了，贾如意，退休女人，那不是贾如意那孬孙女人还会有谁？ 咱这地区，就那么几个有工作的妇女，何矿长老婆，居委会的刘招弟，何世贵老婆，”
姐姐补充说：“还有史凤琴她妈。”
“史凤琴她妈姓葛，叫葛玉英。”我说。我跟史凤琴是中学同学，那时候，我们都把同学父母的名字当作同学的名字来叫。
“就是她，贾如意。不是她个孬孙女人才怪呢。”父亲肯定地说。
我也判断这个证人肯定就是贾如意，那个矿上有名的“黑牡丹”女人。因为前一段时间她频繁地出出进进在寡妇老太太的家里。隔着矮矮的院墙，我还听到过贾如意煽动寡妇老太太要整死我家的一些话。
“她个孬孙，早都搬走了，不在这儿住了，她咋会见到人打架，就那一会。大早起的，她来这儿干啥啦？”父亲说。
“好了，好了，这一下他家完了， 你们没看电影上头，只要抓住当事人一句假话，就把他所有的话全部否定了。贾如意既然是在做伪证，那么，他家的其他证据也不可信了。” 哥哥说。
哥哥的话让一家人很受鼓舞，精神为之大振。象是我在梦中曾经遇到的情景，我被人追赶着跑到了一个死胡同里，正不知往哪里逃生，忽然间胡同的高墙上开了一个小门，我越过小门，一下子就跑出去了。
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啊！ 山穷水复之中，忽然又峰回路转。
姐姐又说：“如果再能把鉴定拿到手，咱家这官司就彻底赢了。”
父亲不同意去做鉴定，“鉴定了又能咋，她家做鉴定，还不是假的，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花那冤枉钱干啥，反正咱没有害人，叫他法院判去。我就不相信共产党的法院还能胡说八道 ！”
不过，后来父亲还是在姐姐的极力劝说下到公安局指定医院去做鉴定 ，但是没有做成。
做鉴定的医生是一个有名的老医生，他在矿务局医院工作过，他听了父亲的叙述，知道父亲是一个矿工出身的人的身世后，竟怀疑父亲的右手小指不是被刀砍伤的，是在井下受的伤。因为是陈旧性创伤，老医生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他的话却一下子激怒了父亲 。
“我这是井下受的伤？ 让你看看我这井下受的伤，跟这伤一样不一样，这有没有刀印？”
父亲当即脱掉鞋，抹下袜子，抬起脚让老医生看他被矿车挤劈了的脚指头。
老医生真的看了看他脚指头，没有说话。显然他发觉自己错了。
父亲说：“我都七十多岁了，下了一辈子的井，死都死过几回了，我还来骗人？也不想想，看我象是那讹人的人，象不象？”
“走，不鉴定了。”不等姐姐解劝，父亲就一个人走出了医院。
随后，姐姐又找了另外一个律师。这位律师是姐姐证券公司的同事介绍的。也是一个年龄较大的人。他的耳朵非常不好，还带着一个耳机，长得慈眉善目的，看起来有点象个老太太的样子。他以前是在检察院工作，退休后就当起了律师。
这位律师说新秦区法院的院长曾是他的部下，他可以给院长说一下，让邻居家撤诉算了，两邻居家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冤家宜解不宜结的。
姐姐表示只要邻居家愿意撤诉，我们家也撤诉，以后保证做到再不出现这种事情。
这位“老太太”对姐姐的态度很欣赏。表示一定处理好这件事。
当然姐姐也给这位律师交了代理费。
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我发现，父亲有着他独到的智慧。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思路有着不寻常的地方。在紧要关头，他提出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总是与众不同，他的办法猛一听觉得很奇怪与事情本身好象不搭界，但最终证明这些办法往往出奇制胜，达到正常途径所不能达到的效果来。
比如做鉴定的事情，后来想想父亲是对的。父亲的伤已经是陈旧性的了，很难鉴定出一个结果来，不做还好说，做了而没有什么想要的结果岂不自己堵了自己的口，还不如不做。
父亲听了姐姐讲述“老太太”律师的事情后，说道：“不要光相信这老头 ，现在这社会，权比啥都大，既然老寡妇的闺女通过人大压法院，那院长不一定就听他的。老部下算啥，人家的官位比啥都重要。”
父亲提出来干脆去找人大，他说：“叫人大也知道知道老寡妇的闺女是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