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说不清，接上她之后怎么办，明摆着我们必须步行到麻风院。小公马身上已经驮着东西，骑也只能骑一个人。一个利索人步行到麻风院至少得六七个小时。况且，天黑之后还不能走，很多地方的路白天走都危险。如果马上出发，天黑前只能走到原始森林的边上；我们也不可能住店，我有麻风院的工作证，一出示能把人家吓死。如果人家知道我还带着一个麻风病人，麻烦就更大了。最好在县城住一晚上，明天一早出发，用一天时间走到麻风院，但是，我父亲不让我在家里多待一分钟！
我已经正对着北边山坡上那三孔窖洞了，但是，我实在迈不开步子，我放开小公马，干脆坐在一棵大梨树底下，想把事情想清楚。
小天鹅怎么会得麻风病呢？而且还杀了人！这个问题之所以费脑筋，就是因为此刻我不能不把它和自己联系起来。高中毕业后我阴差阳错上了麻风专科学校，毕业后成了一名麻风病医生，前不久还报名去麻风院当了麻风院院长。我这辈子为什么好端端跟“麻风”两个字绑在了一起？而小天鹅为什么偏偏得了麻风病？
你看，两个问题成了一个问题，成了一个问题的一半和另一半。不是我要这么想，而是我不这么想都不行，因为这一切太像天意了。
换句话说，小天鹅如果不得麻风病，这辈子和我不可能再有任何关系；我如果当初没学麻风，后来没上麻风院，也不会再和她有任何关系。毫无疑问，是麻风病把我们重新联系起来的！也正是这时候，我才明白，她其实一直都在我心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她，虽然我也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考虑过她在我心中的位置。因为，那实在太遥远太不着边际，太不可能了。后来我虽然不去看戏了，可是你知道韬河县城并不大，街头巷尾是很容易碰着的，而我们从来没说过话，就像根本不认识一样。我们最后一次说话，是在我干爸大牛家里，她悄悄问我：“锁柱，你怎么不来看戏了？”你猜我是怎么回答的？其实，我只对她笑了一下就转身跑掉了，因为我的眼睛花了，我感动得差点要哭出来，我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蹲下来哭了好一会儿。这已是整10年前的事了。
我爱她，一直爱着她，坐在梨树底下时，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一点。而且，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自己更爱她了，爱她是我的责任！我还没见她，可是，我觉得我爱定她了，不管她是麻风女还是杀人犯！她是麻风女和杀人犯，我才要爱她，才更要爱她！坐在梨树底下的时候，我的想法，一字一句都是这么结实，我还在下决心：好好研究麻风病，尽快找到根治麻风病的办法。我甚至庆幸自己是一个麻风病医生！
我站起来向窖洞走去，从小公马身上取下红十字药箱，背在身上，这样我会镇静一些。在窖洞前面我先大声咳嗽了两声，我知道小天鹅在中间那个窖洞里。我手上拿着钥匙，我打开锁子，推门，却推不开，里面是顶住的。“小天鹅。”我喊。“小天鹅。”我又喊。里面全无声息，好像没有人。“我是大湾麻风院的医生，来接你去麻风院。”我说。“我杀人抵命，活埋还是烧死，快一点好不好？”是小天鹅的声音，是她的声音，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声音，沙沙的、甜甜的，不多不少有点冷，绵里藏针，此刻虽然透着蛮横和绝望，但底音是改不了的。我一听见这声音，就想起了她给我洗头那天的样子，穿着白衬衣，头上裹着白毛巾，一副小大人的样子，我还闻见了她头发里的香味。“县上把你交给我们麻风院了，说是治好了麻风病才能执行死刑。”我说。我极力让自己尽可能成为麻风院院长杜仲而不是当年那个衔不住鼻子的锁柱。“麻风病能治好吗？”她问，声音里含着嘲笑。“治好的例子也有，不过，还做不到百分之百。”我答。她又没声音了。我敲敲门，说：“咱们得快点走，天不早了。”她不接我的话，却说：“我知道你是谁，刚才我认出你了。”我心里一热，问：“我是谁？”她马上答：“你报名去麻风院的事，我听大牛叔叔说过。”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原来她并不是我想像的那么傲气，并没有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你以前叫锁柱，现在叫杜仲。”她说。我蹲下来，把药箱抱在怀里，我看见两滴大泪珠跌破在紫色的药箱上了。“我当年还给你洗过头呢，你总没忘吧？”她又说，我几乎要嚎啕大哭起来。“我请你帮个忙行不行？”她的声音这次在窗边了。“你说。”我急忙擦去眼泪。“麻烦你挖个坑，把我活埋了。”她说，声音出奇的平静。我提高了嗓门说：“那不可能，我手上有县上的委托书呢，我把你活埋了，我也成杀人犯了。”她一听便喊叫起来：“我杀人偿命，迟早都是死，你们为什么还要折磨我？”我重新站好，说：“既然有规定，就得按规定办。”“那我宁愿饿死在窖洞里。”她说。然后就一声不吭了。我过去爬在窗户上向里面看，看见她靠墙坐在炕上，她的眉毛还在，头发也还有，这说明她的病并不严重，甚至有可能根本不是麻风病，在韬河被误诊为麻风病并被活埋或烧死的情况并不少见。“小天鹅，你把门开开，我进去给你检查一下，说不定你不是麻风病。”我说。“肯定是麻风病，我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她说。“掉头发不一定就是麻风病，你快开门，我进去给你检查一下。”我说。“你怎么不怕传染？连个口罩都不戴？”她问。“我是麻风专科学校毕业的，我知道，麻风病没那么可怕。”我说。她坐着不动。“有个外国医生把麻风病人身上的肉植在自己身上做试验，结果没传染。”我说。“那麻风病是怎么得上的？”她问。“对麻风病的研究还很不够，但麻风病肯定没咱们说的那么可怕。”我说。她还是不开门，定定坐着。我说：“你再不开门，我就撞了。”
开门（2）
她终于来开门了。我听见了镣铐的碰撞声，心里一阵难过。门开了，一股阴气扑了出来。我背着药箱走进去。她紧张地倚在光秃秃的大炕边，手和脚都是铐起来的。除了镣铐，粗粗看上去她完全是一个正常人，还是那么漂亮，眼睛看人的感觉和小时候并没两样。我急忙放下药箱，摸出钥匙，捧起她剪着的双手，我刚要开锁，她就抽走双手，问：“你真的不怕传染？”我有些严厉地答：“我是医生，我知道！”我盯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因为受苦而变得比原来更动人了。“我怕，我不想再害人！”她说。我真想紧紧把她抱起来，让她知道，我丝毫不觉得她可怕，丝毫不嫌弃她，但我还是相当理智，我继续用严厉的声音说：“听我的，我是医生，我知道该怎么办！”她老实地垂下头，全身还在发抖。我重新捧起了她的双手，打开冰凉的手铐。她的手指干干的，轻轻的，也有些粗糙。我还以特有的敏感，看见了她脸上暗红的斑块。这时我已经相信，她确实得了麻风病，但我还需要仔细做做检查。我让她躺在炕边然后找到了她的腓总神经和尺神经，一摸就发现它们都变粗了，我压着神经问她：“疼吗？”她眦着牙说：“好疼。”我又用手铐触击她的皮肤，问：“冷还是热？”她犹豫了一下，答：“有点热。”我扶她起来，说：“咱们快赶路吧。”
可她还是不愿意走，问我：“再待一晚上行不行？”我问为什么？她说，她要等她家的猫回来，把猫带上，要不然，猫就没人管了。
我这才知道她丈夫在武斗中死掉了，她母亲单独来看过她一次，带着面罩，在窖洞门口站了两三分钟就走了。当时她已经是个杀人犯了。
我一听是要等一只猫，当然不同意。
我把她扶上马，绕道离开了县城。
大牛叔叔（1）
顾婷娥对我也讲了，她母亲来看过她，来过一次，但是，并非“单独”而是有人陪着，是谁呢？是杜仲的干爸大牛，顾婷娥则总是叫他“大牛叔叔”。那么，顾婷娥为何要对杜仲撒谎？说她母亲是单独来的？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猜，大牛这个人身上可能有戏。而事实上，我看到顾婷娥每次不得不提及“大牛叔叔”时，语气总有些反常，目光会突然复杂一下。于是我大胆地推测，这个人物和顾婷娥的关系可能非同寻常。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已经看到，我的采访显然已经超过了一篇报告文学所需要的深度和广度。写一篇报告文学大概不会是我这次行动的惟一收获。因而，我愿意问得更多更细一些，哪怕这会使受访者感到厌烦。当顾婷娥说“我母亲和大牛叔叔一起来看过我”时，我立即绕着弯问：“大牛叔叔？他和你母亲熟吗？”她的回答竟饱含情绪：“熟！当然熟！”我不便再问，但是，我看到她眼睛里自然露出一缕柔柔的凶光，那是想掩饰也掩饰不了的一种目光，有些凶，但也柔，总之是有些复杂。“他们两个，没羞！”想不到，她竟如此直露。
还是先从我三舅金山谈起吧。
三舅金山是我爱过的第一个男人。那种感觉从小就有，不过一开始是模模糊糊的，直到我上初二的那一年，我听说，三舅准备和我的语文老师刘英结婚。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心里难受极了，干什么都腰来腿不来的，好像活不下去了，任何课都听不进去，尤其是语文课。每次在未来的舅妈刘英的课上，我都在明目张胆地看小说，她布置的作业我也不做。有一次，刘英抱着一大摞作业本来到课堂上，先是漫不经心地向底下扫视一周，特别盯了我一眼，然后说：“这次的作业，有两个同学没交，没交的，请站起来！”我慢腾腾站了起来，刘英问：“还有谁？”除了我再没人站起来，刘英假惺惺地说：“噢，对了，余亮请病假了……那么，就是你一个人没交了，顾婷娥你这两天是不有病了？”我听出来刘英故意给我台阶下，我却大声回答：“我没病！”刘英有些意外，顿了一下，提高嗓门问：“那为什么不交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