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医幕妹鸶小�
对于她的家世，一部分人牵扯过远。李鸿章、张佩纶、黄宗炎……然而，那些模糊不清、无法继续考证的历史，越来越成为一种背影，来衬托一个女孩的清傲出尘。
我常常想，也许只有出生在这样的家族，才能如此的洞察和敏锐，才有这样的澹泊和坚定。也许，只有这样的家族背景才能丰富她的才情。当曾经有过的辉煌变成过眼云烟时，她不是将一切紧紧地攥在手中，而是任凭心性，随心把玩。
另一些人却纠缠得过近。他们将爱玲的一生描绘得凄凉无比。满清遗少，鸦片，姨太太，家庭破败，父爱母爱的残缺……种种颓废的人或物，以为她孤寂的体验全都来自于此。
通过回忆中弥补，在叙述中平衡不幸的童年经验，成为心理学分析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的原因，成为传记文学的春秋笔法。文人们惯于用词汇来铺叙岁月对人生的影响，使整个场景变得恢弘，却使人物黯淡无光。其实都不过是先果后因的论证。
“有阳光的地方让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爱玲童年记忆的叙述，似乎应证了现今人们的种种分析。殊不知，逝去的年代投在我们记忆的影子里的，不过是灰色的幕布。对于童年，沉闷而枯燥是人们共同的记忆，尤其是那些敏感的孩子。敏感使人若即若离，甚至连自己也无法确信。这样的孩子，即使给予再多，也一样会疏离，一样会孤僻。
种种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在那个时代，其实是太寻常不过了。她的童年并非畸形的，是因为她有这样敏感的心理，于是用冷色的眼光，看到一个冷色的童年。然后，透过文字传递给我们的影像也是冷的。爱玲的敏感和早熟，是难得责怪她的父母。
将细微的东西置于大的事件背景下，便会有一种历史感。后来她的写作，不过是将自己幼年和少女时代的种种当成场景，而不是生活的延续。
橙黄岁月
她出生在上海，然而能够有记忆的第一个家却在天津。
那是一个物质的家，优裕而阔绰，充满了色彩。虽然略显幽暗，却清晰而实在，能够被记忆和感受。
她记得每天早上，女佣将自己抱到母亲床上，她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记得家里热闹的宴会，自己躲在帘子背后，怯生生地偷看坐在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她们“批着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裤袄，雪白的依偎着”。她记得姨奶奶每天带自己到起士林去看跳舞。坐在桌边，将面前蛋糕上高齐眉毛的白色奶油全都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背在佣人身上背回家。”
她还记得那个额上有疤的“疤丫丫”，那个给自己讲《三国演义》的“毛物”和肚子里装满了“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毛物新娘子”。当然，她更记得从小领自己的老妈子何干。她背着她，从花园一路走回来，爱玲一直问个不停，欢喜活泼着。
那是她七岁左右的光景。一个千灵百巧的小女孩，住在天津的老宅里。春日迟迟百事无忧，更是自在天真。老宅宽大温暖，是滋生回忆和思念的温床。
我曾游历过这样的老宅，一砖一木旧沉沉的。走在这样的老宅里，连空气都是旧而腻的，心也跟着厚实温暖，泛起檀木的香气。摩挲着墙壁桌椅上的花纹，说不出的沉重伤感。只有在这样的老宅里才能有簪缨之族的雅气，亦只有这样的环境才能叫一个年轻有志的少年变做汲汲于名利的禄蠹之徒，或者是颓唐庸碌、游手好闲、吟风弄月的风月子弟。
我喜欢小时候的爱玲，温暖凝静，无忧无虑。她和何干在一起的感觉，总是让我想起自己的童年，与外公一起的悠悠岁月。那是少女开始有朦胧自我意识的岁月。
照顾她的何干，是个温和宽厚的老妈妈，照顾弟弟的张干，则伶俐要强，处处占先，容易让人想起《红楼梦》里的李嬷嬷，仗着自己曾奶过宝玉趾高气昂，吃了豆皮包喝了枫露茶寻事生非的老厌物。
因为爱玲是女孩，何干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张干。爱玲却不依不饶，二人常常发生争执。
后来爱玲半真半假调侃说：“张干从小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不忿于男尊女卑，这大约是每个有心气的女孩共有的性情，不过太在意，只能证明自己心怯，想想虽是无可奈何，却证明爱玲的好强。
晚年有一天，爱玲站在阳台上，在黯蓝的月光里看着孩提时期的照片。看到照片里自己的笑，“似乎有藐视的意味，然而那注视里还是有对这世界难言的恋慕。”
我在看这张照片时，却看不出“藐视的意味“来。只看到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活泼、乖巧地对着我。眼中的笑意洋溢着，幸福而灿烂。看不出任何背景，仿佛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放在“猜猜猜”节目里，还以为是哪个明星的儿童照呢。
但是，在那样幽暗的背景下，无论多么喜气的神情总觉得有些压抑。
朱红快乐
时光太瘦，指缝太宽，不经意的一瞥，已隔了数年。从天津到上海有一天的船程，一昼一夜间，她脱离了天津油腻腻的不能舒展的空间，来到繁华苍凉的上海。
当一个决定改变一生时，回头看去，影响往往缓慢深长。像水流过河床，流向也是隐秘的。八岁的爱玲站在海轮上，看到渐渐靠近的城市，是否开始有一种模糊的意识，感觉到这个城市与自己之间有怎样千丝万缕、纠葛不断的联系呢？她是敏感的，敏感的人对未来有先知。
然而毕竟只有八岁，这样的年龄，即便如爱玲般的聪颖，也是懵懂的。这懵懂亦是天真，对命运的婉从，所以有“花落知多少”的喜悦惊动。
天津散发出暧昧模糊的气息，被逼夹在上海和北京之间，颤巍巍站不住脚，伸不直腰。我甚至怀疑，如果爱玲一直留在那个窘迫尴尬的城市，她身上还会不会有那样逼人的清贵呢？
也许上海是她前世的乡魂所系，她跟上海一点也没有隔阂。一到上海，坐在马车上，她是非常绔气而快乐的富家娇女，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
上海的家比天津的老宅要逊色多了，只是中等人家常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壁板。但是，孩子常常会沉浸在陌生的喜悦里，爱玲也不例外。多年后，她依然回忆着那羞涩的房子，于她“也是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我第一次去上海是在八月间，没有那样陌生的喜悦。上海于我，如同不爱的情人，即使被拥抱，依然觉得寂寞。
八月骄阳艳照，我去寻访那些老房子，仿佛就在那里，却无法确定。不能轻踏脚步惊扰，只是远远安静地眺望着那些似曾相识的阳台。那里曾经坐着爱玲的父亲，他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很近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望着檐前挂着牛筋绳索那样粗而白的雨，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的脑海晃过的还有小小的爱玲惊惧的眼神。
或许，从那时候起，她就从父亲身上，隐约感觉到生命的无助。如同我从亲人死亡里体味到决然的无可言喻的空洞。我们最易从亲密的关系中觉察到疏离，从最亲密的人身上感受到恐惧。最无能为力的离弃，就是死别。
生命来到你这里。生命的图案，只能描摹，静静等待轮回。
如果还有力量令死亡迟疑的话，那就是爱！一九二八年，爱玲生命中最亲近的两个女人——母亲和姑姑从英国回来。父亲发誓痛改前非，进了医院治疗。这种改变，在我看来更像“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忏悔。除了忏悔，也许还想挽回与妻子之间摇摇欲坠的感情。可是，他最终也没有改掉自己的毛病，又故态复燃。他和她之间也无法再挽回。一九二九年，他和她离婚，时年爱玲九岁。
一个人的个性从年幼即开始被塑造，长大后再经环境磨琢定型，一路走过去，除非日后历经大的磨难变故，否则不能动摇其根本。像我自幼好强的个性，铸就的棱角，就不是轻易可以打磨得平整的。也像爱玲对英格兰和法兰西颠倒的印象，以为英格兰是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即使后来母亲告诉她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却始终无法矫正最初的印象。因为那是她记忆最甜蜜温暖的一种印象。
母亲归来，父亲妥协，大人逼仄尴尬的情感拉锯战中，竟然留出了一丝空隙让小孩繁衍无根的快乐。爱玲因此度过一段朱红色的快乐时光。她看见一切都不同了：“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爱玲开始学画，弹钢琴，学英文，为了一朵枯萎的花而落泪，开始扮演母亲所期许的淑女。或者真是淑女呢？如果岁月静好，没有后来的波折，爱玲在这样富贵优渥的环境里长成林徽因式的淑女、陆小曼似的才女，并非不可能的事情。只是世界会少一个张爱玲。
她开始显示自己聪明早慧的一面，开始了她才女历程。三岁能吟“商女不知亡国恨”，七岁熟读《红楼梦》，开始写章回小说。这些并非因为早教，而是天生聪慧，事实上，她的教育环境并不好，虽是书香门第，但父母经常为她剧烈地争吵。父亲不赞成她上学。
或许有耳濡目染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是生命内在的驱策，读书好象是渴了要喝水。她的文字有慧根，仿佛有天生的灵力，毫不费力的驱策它们，布阵行军战无不胜。她又好像古希腊神话里的雅典娜，生下来便全副武装，破开众神之王的脑袋跳出来，百无禁忌却又理所当然。
优秀，也许是出于勤奋，而卓越则定然与天分有关。否则那么多人，接受那么多的文学启蒙，却难得出现第二个张爱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