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感让爱玲变得沉静，一方面为了实现到英国留学深造的计划，努力地学习，放弃了写小说的嗜好，连最爱的章回小说也不看，后来还是在战火里才重新想起看《官场现形记》，另一方面她结识了炎樱，一个欢快明亮如阳光的女子。
一九四一年底香港沦陷了，港大被迫停课。爱玲三年半的努力，就在这一场战争中被烧得灰飞烟灭。站在一个城市的废墟上，爱玲拈花一笑，一段《倾城之恋》产生了……她用自己的痛苦，创造了一段传奇，满足了我们对天长地久的渴慕。
柳原和流苏原是相对的，老天让她离了婚，他风流成性眼高于顶，也是契机，否则哪有相逢的理由呢？她与他原是最好的对手，小心翼翼计算爱的代价，计较爱的真假。你退我进，你追我赶，上演爱情戏。香港的胭脂红粉，琉璃水塔，一切都褪色成为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一场爱情戏，华丽的舞台布景。
她写道：“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二十三岁的她，已是一双眼看透，一只笔写透俗世男女情。似这般。如何能不寂寞。寂寞得只愿躲在家里，为别人编织爱情的梦。
这时，歌已经唱到“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只是一个平凡的男人，别再计较爱的真假，都不过一刹那，都已经沦落在天涯，只是一群平凡的女人（突然听到警报在拉，炸断故事尾巴），只是一群平凡的男人（哭着哭着睡了，风也喑哑），（整个城市瞬间倾塌，这为了成全她），都不过一刹那。”
爱玲原是在香港住过的，香港沦陷时她亦在，虽有炎樱陪着，到底是一个人承受尘世惊惧，别人不能替的。香港那般的慌乱潦草，她却是潦草的镇定，字字句句里竟而不乱。那个白流苏，到底有几分爱玲的影子在。只是白流苏有范柳原，爱玲有谁呢？素性刚烈的她，却在炎樱离开她去上海的时候哭了，那一哭，是哭世事还是人心无常呢？人在脆弱的时候最是无助，需要保护。爱玲，那时候，你的“范柳原”在哪？后来的后来，你的“兰成”又在哪呢？
香港，在你的手里，忍心让它陷落，只为了成全白流苏，可是，终究无人为你陷落。倾城倾国的爱情，毕竟只是传说。
现在香港不会陷落了，塌陷的只是人心。我想，我们没有爱吗？我们不愿意爱吗？不是。只是我们背负的太多。放弃又是一件艰难的事情，爱太炙热时，等不到天荒地老的那一天。只有让它毁掉，是天毁而不是人亡。面对缠绵悱恻，却又各怀心绪的爱恋纠葛，这是惟一的出路，也是解脱。
许多事情不愿意直接面对，也不愿意点点滴滴消融，只等一场大灾难来临。痛苦如同钝刀割肉，一块一块，痛在心头。却不如来一场大灾乱更痛快，更彻底。所谓地老天荒，太遥远，所谓天久天长，太漫长，只有天毁人亡，拼个你死我活，一了百了，彻底做个了断。
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那时候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爱到深处竟是绝境。只希望将这个世界统统毁掉。那些牵扯不清的人，那些挥抹不掉的事，都消亡了。那样就能彻底地爱你了。但是，我们心头总是有那么多恻隐。
歌的结尾还在悠悠地唱：“阳台搭着紫藤花架，半壁斜阳爬，谁又拉起胡琴咿咿呀呀，红胭脂映着白月牙，岁月起风沙，油纸伞外雨还在下……”
一个城市的陷落，才成就了一段倾城之恋，人生原可华丽颓唐至此。而我们的倾城之恋又有谁来成全呢？也许……也许，只要能像白流苏一样舍得等待，像爱铃一样坚强。爱情还有希望罢！
君不见油纸伞外雨还在下，岁月仍起风沙么？
去国 明日隔山岳 世事双茫茫
海上花落
爱玲的发现，除了夏志清《中国文学史》洋洋洒洒的几十页纸以外，也与上海的重新发现有关。其中贯穿着一种浓厚的情绪，但是这个上海又与安妮宝贝的上海，王安忆的上海是不同的。
上海注定是独特的，地理的独特，历史的独特，文化的独特。它既是边缘，又是中心。从一个小商埠到国际大都市，匆忙间有些潦草，仿佛搬来一些旧砖瓦，杂乱堆积在那里。那些砖瓦形状颜色各异，无法弥合，于是便滋生出一种落寞无根的空洞来。
这就是爱玲的“底子”，她的基本色调。红的，黄的，黑的，新旧杂陈，调出来不是彩虹，却是灰色的，冷冷的灰色。
这样的灰色是历史的暗和现实的明调出来的。也只是在这样的半明半暗，才能发生《小艾》、《金锁记》那样的故事来。如同《红楼梦》的场景只能在远离北京的旧都南京一样，距离常常能让一些事情顺理成章地发生。它是如此沉重地存在着，像一个巨大的影子。一百年来，上海轰轰烈烈存在着，却似乎并没有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事。所有的大事都被消融得无影无踪。
于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只能逃离了。
范柳原对白流苏说：“在上海第一次遇见你，我想着，离开了你家里那些人，你也许会自然一点。好容易盼着你到了香港，……，现在，我又想把你带到马来亚，到原始人的森林里去。”
爱玲也离开了。惘然而仓皇。先去了香港，后去了美国，离开得越来越远了。
一九五二年，上海。乘船去香港的人在码头等待检查。一个穿着素花布旗袍的女人夹杂在人群中。轮到她了，那个小小的民兵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照片问：“姓张？行李里有金银首饰吗？”
爱玲点点头，有点紧张地说：“只有一副包金小藤镯。”说着把行李递出去。她申请到香港大学复学批准，如果不能去，一切的努力就白费了。
检查过关的人果然看不出她是红极一时的张爱玲，除了狠狠地检查了一下她的首饰，把一对有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的包金小藤镯刮花了以外，没有过多的刁难就放行了。这小小的意外令她窃喜，这窃喜是一个女子对自身形象百变却能瞒人的肯定和满足，如小时候躲起来大叫“你看不见我”时掩耳盗铃般的喜悦。
想象着爱玲穿着花布旗袍，站在那个折腾她手镯的小同志面前的可怜相，又心疼又心急，敢怒不敢言。她在后来的文章里，用的是一种轻松调侃的语调：“他瞥见我脸上有点心痛的神气，便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
民兵检查完行李，放她上船。张爱玲站在船上，松了口气。回过头来，深深地凝视着她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地方。
离开上海的经历平顺简单，甚至有一种喜剧的轻松。但是，对于爱玲，也许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竟是诀别。
《对照记》里有一张照片一直是我最爱，她穿着缎子作的高领短袖大襟衫，看上去柔软闪亮，人也半昂着头，眼睛朝着侧上方，短发。给人一种清贵桀骜的姿态。衣服和人都是那样寂寞，搭配得却又是那么恰到好处。
我端详着这张照片，难以确定它的时间，上午还是下午，爱玲照这张相时的天气如何，那是她生命的一个瞬间。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地址是香港兰馨照相馆。
一九五四年，她从上海到了香港。那时候她早已和胡兰成离婚多年，彼时看上去，仍是一株兰花，开得淡妆浓抹两相宜，只是少了赏花人，略略显得意兴阑珊。
对照记上写着这样的文字：“1984年我在洛杉矶搬家理行李，看到这张照片上的署名与日期，刚巧整三十年，不禁自题‘怅望卅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这样的感慨流露出晚年凄凉的感受，然而在当时，也未必不会有“一洒泪”的冲动。看看照片就知道，爱玲的神情，是有些落寞在里面的。
她走了，避开那一场喧天彻地的浩劫，否则，以她的身世纠葛，是否能安度余生，不可得知。不过，她避居美国的几十年里一直都为生计所迫，再没有惊世的佳作问世。究竟是幸与不幸，人生不是试验场，已无法分说。身在异乡，颠沛流离，清贫寡淡，这些都并非是关键，只是离开了“底子”，就少了涂抹的背景，即使那底子是灰暗阴冷的也毕竟衬托出她的光彩。她的创作生命，从离开中国那一刻起就戛然而止了。
“倘使我不得不离开你，不会去寻短见，也不会爱别人，我将只是自我萎谢了。”胡兰成无疑是她的宝，她的珠，她生命的光辉所在。离了他，她的确像一条灵蛇失去了口中衔着的夜明珠，不再美得兵气逼人。她情感也许真的是枯萎了，但性命一时总是无碍的，她若是一朵花，他至多是滋润她的水，让她凋谢却是土，是中国，是上海。
没有人爱，她还可以依靠文字赋予的灵力活下去，爱玲擅写的世俗情爱，没落贵族，市井小民，她高看红尘三千里，活得自在而洒脱。一旦离开了中国，尤其是上海，她才是真正的枯萎了。她连写上海人的坏，也写得玲珑剔透，好象雨夜点燃一盏琉璃灯似的，明丽得叫人叹服。她自幼读《红楼梦》、《西游记》、《七侠五义》，三岁能背唐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吟得前清遗老泪沾襟，这些都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一点一点孕育雕琢出来的。她的根，不是美国的一点基金可以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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