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你，每天都想跟你在一起。”
“我也爱你。”
12
上了大半年班，因为抄上了几个肥团，我小有积蓄。当时私人买车风气大涨，天天被层出不穷的各类汽车广告不住挑逗，我不由也动了心思。我从石光家抱回一摞《汽车之友》杂志，挑灯夜读，挑挑选选，加上四处打听，最后决定买一辆新款“捷达王”。
樊星和我的意见强烈不统一，在她看来，我脑子进水了。
“买什么不行呀，我最讨厌捷达了，难看死了，跟棺材板儿似的。”
“你不懂，捷达好开，马力大，据说比我还有劲儿呢。”
“你怎么那么流氓呀，人家跟你说正经的呢。咱们买富康吧，富康看着多顺眼啊。”
“我觉得还是捷达好。”
“富康好！”
“捷达好！”
我们唧唧咕咕地掰扯了一夜，好几次言辞激烈，差点儿翻脸，最后由于严重缺乏汽车常识，樊星只得向我屈服，附加条件是车的颜色必须由她决定，我当即同意。
一大早，樊星去上学前掐着我的脸和我亲嘴儿：“什么都得听你的，讨厌死了。那我今天就回家去拿钱了啊。”
不见不散（10）
—由于资金不足，我们俩的父母都让我们先从家里拿一部分钱，省去分期付款的麻烦。我们商量好，一人先向家里借四万块钱，等以后尽快还清。
樊星家我去过一次，她父母请我吃了一顿便餐，席间气氛拘谨，我规规矩矩，有问必答，饭只吃了一小碗，下午自己出去又找补了一顿“肯德基”才觉得圆满。据樊星后来向我汇报，她父母对我印象不错—“他们说，一看你就是个老实孩子。”
说完这句话，我们躺倒在床上哈哈大笑，然后异口同声：“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新车到手那天，我和樊星依次去接上我的朋友们，五个人一起大呼小叫地去郊外兜风。那时候，石光还在中关村当着那个毫无前途的软件工程师；凌晨刚和好了四年的大学女友分道扬镳，情绪低落；姚远由于是五年学制，还没走出校门，终日游手好闲；只有我春风得意，姑娘在怀，房车到手，三人对我艳羡不已：
“小谢，咱们中间可就你搂着大张儿了，还是你丫能混。”
我心里美得滋歪滋歪的。
樊星快毕业了，我开着新车带着她往返于不同的面试单位中间，4月底，她终于找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去一家招牌唬人的演艺公司当部门助理，具体工作是负责联系西班牙和拉美的文化交流项目。
2000年春天，我和樊星相识了整整一年。我们床上圆满，床下和睦，感情稳固，工作称心，总之，我们的一切顺风顺水，不识“忧愁”二字。我比毕业时胖了十多斤，那段儿日子，樊星见我必称呼“猪头小队长”，然后捧过我的猪头一通亲吻，恩爱之情溢于言表。
13
没什么了不起的，真的，一切都没什么了不起。
世界冰冷无色，遍布矛盾，不会因为你的欢乐变得更好，也不会因为你的痛苦变得更坏。我混迹其中，既不引人注目也不丢人现眼，和每个人一样行色匆匆，步履繁忙，随波逐流，不知所终。除了这么混，又能有什么别的法子呢？起码，我想不出来。
所有情感碰撞迸溅的火花，所有分别离散激荡的痛苦，所有心愿得逞带来的兴奋，所有挫折失意引起的消沉，不过是穿插在漫长无聊的生命角落里的一些标点符号，就像恰巧被扔进一潭死水中的几颗石子，除了在心里荡开几圈波纹，让你瞎激动一段儿，或者掉下几滴不值钱的眼泪，还能留下什么？—别想了，什么也没有。
但是，但是，那些欢乐和痛苦，笑容和泪水，那些甜言蜜语，那些伤人言辞，还是在我的心里不容商量地留下了鲜活的模糊的痕迹。在无边无际的空虚中，我可以把它们拿出来随意翻看，细细回味那些已经褪了色的香甜和苦涩，好像一下抓紧了片片虚无缥缈的过眼云烟，尽管我知道，它们是如此的不值一提，不可对人言说。
14
“谢天，把你那些不可告人的事儿跟我说说吧。”
“我没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啊—除了认识你。”
“讨厌！你别打岔啊，说说，说说。”樊星不知何故突然来了兴致，一下坐到我的腿上，笑眯眯地看着我。
“真没有，不骗你，没有你不能让我编吧。”
“不用编不用编，你的实力有目共睹呀。就说一段儿，好不好，我保证不生气。”
“一共就那么几档子，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说来说去的你不烦呀？”
“不烦不烦，每次你都能说出点儿新鲜东西来。”
面对樊星，这种事儿躲是躲不过去的，好在我早就把自己的恋爱史整理出了一个简易版本：初中高中大学各交过女友一名，三人和我都是糊涂相识，平淡交往，最后不了了之地分手。总之，我的原则是，模棱两可，语焉不详，遇到关键细节一概推说年代久远记不清了，一笔带过。
我知道，樊星并不是非要把我的过去调查得点滴不漏，谁会傻到没事儿生给自己添点儿堵玩呀？毫无疑问，有些事儿说出来对谁都没有好处，还是让它们自生自灭吧。
每回听完我的忏悔，樊星总会捏捏我的鼻子，或者掐我一下，然后总结性地发言：“以前的事儿我管不了。反正你现在和我在一块儿了，你要再敢有什么偷鸡摸狗的，小子，你等着瞧！”
我不知道她要让我等着瞧什么，也没太在意，不就是偷偷摸摸操几个姑娘嘛，这事儿是我强项啊，我还真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和樊星好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生活规律，心满意足，一直没和别的姑娘再有过什么来往，也没带着一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馋相儿去到处柳蜜。当然，话说回来，如果锅里真有什么好货，还要我强行管住自己，据我对自己的了解—没戏。
樊星上班没多久就开始频繁出差，不是去联系活动就是陪着各式各样的演出团体到外地巡演，成天摆出一副空中飞人的造型，精力旺盛，乐此不疲。我全身上下从围脖到袜子，连带兜里揣着的ZIPPO火机，都是她从各地给我带回来的战利品。加上我的工作也无非就是陪着各路游客全国乱转，我们常常一连几个月的时间离多聚少，好几次我们都只能在机场一起吃顿饭就匆匆分别，各自踏上征途，忙得不亦乐乎。
不见不散（11）
只有到天冷下来的时候，整个旅游行业进入了淡季，我才能闲下来。导游工作有这么一个特性：忙能忙死，终日起早贪黑，机场景点穿梭不休；闲又能闲死，整个冬天恨不得接不上一个团，把人闲置在家，只差浑身长满绿毛。如此情形之下，我工作以后的每个冬天都只好寻欢作乐，游手好闲，昼伏夜出，醉生梦死。
那两年一到淡季，我通常都是下午起床，吃一顿樊星给我做好的凉透的早点，然后开上车满大街瞎转，要不就约上姚远去切台球，混完晚饭，再马上转战到几个同是做导游的狐朋狗友那里开始聚赌。我们玩的无非就是“老三样”—麻将、斗地主，或者“砸金花”，一上牌桌，气氛马上凝固，彼此勾心斗角，阴招此起彼伏，一夜下来，赢钱的强忍笑容，东倒西歪；输钱的面色青绿，摇摇欲坠，总之，和这么几个鸡贼混在一起，游戏变得激烈又让人厌烦，但转念想想，时间在牌局中如此轻而易举地就能被打发，总也聊胜于无。
我在牌桌上的运气一向不好，有次“砸金花”，我的“枪金”被敌人的“顺金”擒个正着，一举输掉了“三本儿”巨款，事后想起，悔意连绵，悲愤不已。当然，此种倒霉事我是不会和樊星提起的。
15
把范雪带上床是在2001年的新年头一天，由于日子特殊，我记得清清楚楚。
范雪是我的同事兼赌友方宇的大学同学。据她后来向我介绍，从一上大学，方宇就开始对她死缠烂打，大有非在这一棵树上吊死的架势，不巧的是，这棵树比较灵活，非但没让他吊住，反而把他钓得够呛，多年来一直没容他得了手。那天性交完毕，我靠在床上听着范雪在我身边的喋喋不休，深感扬眉吐气：谁让丫方宇老他妈赢我钱来着。
2000年年底，樊星陪一个杂技团去西班牙演出，这一趟要走一个多月。临走前一天，我亲自下厨给她做了顿饭，两冷两热，吃得她眼泪汪汪的：“到那边我想你怎么办呀？”
“我打车过去找你。”
“别讨厌了，我每天都给你打电话。”
“不用不用，咱老夫老妻的就别走这形式了。”
“就打就打！响过三声你要还敢不接我回来可罚你款。”
“得，那我明天先取点儿钱去。”
樊星手托饭碗歪着脑袋看了我一会儿，突然朝我一瞪眼睛：“我出去的时候你可规矩点儿，回来要让我逮着你不老实的，咱们没完！”
第二天，我就认识了范雪。
那天在方宇家我一反常态，手气出奇得好，四圈下来把两个人都抽“立”了。三名鸡贼一看形势不对，齐声嚷嚷着要解散牌局，改为出去喝酒，还得由我买单，我心里一万个不情愿，但寡不敌众，只好带着条件同意：“那你们丫得叫几个姑娘才行。”
我们到三里屯的时候，范雪已经在路口等了半天，东张西望，一脸焦急，看到方宇跑过去，嘴撅起老高：“你可真行，迟到了半个钟头，我都快冻死了！”
“这你得怪他，”方宇转过身一指我，“丫车开得跟老太太遛弯似的。”
“怪我怪我，一会儿我请客。你可别客气，喝暖和了算。”我在一边打着圆场，心说：谁让你丫非大冷天抖骚，套件皮搂儿就敢上街。范雪身上穿着的ESPRIT皮夹克我挺眼熟，著名的“又贵又薄”，有一回我陪樊星在“中友百货”把那件衣服试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放弃了事。
那天晚上方宇表现得异常亢奋，像个小丑似的跟每个人不住聒噪，还非拉着我拚酒。拚就拚吧，我怕你？我二话不说，先和他对吹了三瓶，气氛顿时热烈起来，范雪本来要了杯橙汁，还没喝完一半，也被我们撺掇得拿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