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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些人之常情， 不必细述。单说那熊十八，老校长，余胜，苟玉春，别元勋，杜大天，吉凤仙，牛玉梅，朱文忠，朱存萍，“醋里酸”“蝎虎子”连同苟玉春的新婚妻子小护士等一丈帮子人送走桂二则以后，便一同来到县文化馆的展览室细细地看了一番那“孔林”的沙盘模型。以便完成桂二则的重托。谁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将要修的“孔林”竟然除过松柏树木之外还有这么多的建筑工程。别的不说，光那牌坊门儿便有好几十座。每一座上都题有楹联。
其中第一进牌坊上的楹联为：
新雨容疏尘锞几，
故山秋澹树藏楼，
落物为赵子谦。
第二进牌坊上的楹联为：
淡着烟云轻著雨，
竹边台榭水边亭，
落物为黄土陂。
第三进牌坊上的楹联为：
尊前订就千秋业，
堂下罗生十种花，
落物为叶恭绰。
第四进牌坊上的楹联倒是简单，只有十个字，曰：
酒寻名土饮，
礼爱野人真，
落物为高剑父。
众人正议论这高剑父名字的古怪时，只听见“醋里酸”在另一头高声喊叫道：“快来看，这里还有老局长的名字呢。”众人跑过去一看，只见那沙盘的木框边上独独地树了一块白板。上面也写着一付对联为：
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
落物处确有老局长的名字。那名字是用毛笔写成的，旁边还有人用钢笔，铅笔，圆珠笔签了许多名字。大家便知道这几个字是进不了将来的“孔林”去的。只是纳闷这里边搞这些古里古怪的楹联干什么呢？众人正想再去细看那刻有桂二则简历的石龟时，别元勋提议说：
“这事不能草率。咱们先得拿一部照相机将那石龟拍下来，再向拟稿人要了誉清的文字才好作出评价，给桂二则有个交代。”
老校长一听这话，忙说：“还是别老师想得周到。玉春，你人年轻，腿把子利索，赶快给咱们借一部相机，多买点胶卷来。咱们说干就干！”
苟玉春正要去借相机，熊十信突然一拍脑袋说：“慢，相机的问题好解决，随便谁家里借不一部“傻瓜”全自动的呢。关键是摄相技术要好。我有个朋友是坑摄相的，还是省上的会员呢。他新近开了一个照相铺子，咱们连人带机子给请过来，一来照好这石龟，同时也难得这么一个大家都在一起的机会。一同正儿八经的合个影，留个纪念如何？”
一语未了，大家立刻欢呼起来。一哇声都说熊十八不亏是领导干部。主意就比群众高出一截子来。于是便男的提领口，女的舔口唇，就连平时邋遢不爱好的“醋里酸”也直用手理自己的胡须和乱发呢。尤其是那蝎虎子竟然要出去买一件新衣服穿，全凭杜大天挡住了她，说：“集体行动，不能乱跑，一跑开便不好集中了。”
那蝎虎子正要辩时，只听见吉凤仙，牛玉梅和朱存萍一哇声地喊起来道：“你们快看那是谁？有像淳玲玲吗？”指了街道对面。
众人一看，不禁大喜。连声说道：“这一天该咱们这伙人往一块凑呢。要不是出来借相机那淳玲玲不是误了这一场吗？”说着便一哇声喊淳玲玲的名字。要她赶快过来一块照像。这喊声引得满街人都站住脚儿望着他们。只有淳玲玲像无事人一样，只管往前走着。连头也没拐过来看。朱文忠急了，连忙撵过去要拦她。谁知他刚刚走到淳玲玲面前，就被那女人伸手在脸上拧了一下道：“好亲娃娃，长得这么富态。”立时把朱文忠闹了个大红脸。羞得不知如何是好。连声只说：“这女人疯了。”
不料淳玲玲一听这话反倒立住脚儿拐着头儿看了朱文忠半天，好半天才说：“你才疯了呢。你从出你娘的肚皮时就疯起来，直到现在还没清醒过一天呢。”说完竟劈面唾了朱文忠一口。众人这才感到事情不好，连忙围过去劝淳玲玲不要生气，并想细细地说明一下来意。让她清醒一点。一块照光这个相了事。
谁知淳玲玲不听还罢工了，一听竟拍了手儿大笑起来了。一边笑，一边漫着声，数着板儿唱了起来了。一下子引逗得一街人都围上去观看。把熊十八他们也给围进去了。死活挤不出来。只好硬了头皮听那唱词儿。
那唱词只是个古怪，曰：
“说胡儿，道胡儿，
键牛生了个马犊儿。
吃猫奶，跟狗走，
半夜里听见个人咬狗。
抓起狗，打石头，
石头咬了他的手。
打死个骡子气死个驴，
锅里煮了些牛骨头，
一下浮起一层猪香油——
真是唱了个胡七八槽！等到熊十八，苟玉春他们好不容易分头挤出人群时，大家早走散了。急得个老校长抓天抓地硬是没有这伙人再召集到一块来。
时隔不几天，这县上的那条高等级公路便通车了。人们更是星散得连音讯都互相很难打问上了。从此，这伙人偶然三个两个见面的时间倒不少，但真正凑到一起的机会再也没有过。恐怕这辈子也很难有了。因此本故事只好就此结束了。望读者诸位多多原谅，多多包涵就是了。
后 记
这部小说就这样在1995年的最后一天写完了。抚卷沉思，顿觉感慨万千。有许多话想说又不知从何说起。
我原本不是一个想搞文学的人，也不是一块专事这个寂寞行当的料子。幼年时我曾幻想着要当一名军人。在真枪实弹，血肉横飞的缰场上驰骋；少年时想当一名医生，并且确确实实当过一段子“赤脚医生”。但生活是严酷的，灾最终把我逼进了这狭窄的文字胡同里，从而放弃了胡思乱想的广阔空间。
我和文字打交道，除掉短短六年的学校生活外，最初还是从当民办教师开始的。民办教师，对于城里人来说也许是一个十分的陌生的名堂，随着时代的前进也许再过若干年以后连农村人也不大懂它的具体所指了。但我对此却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原因很简单，我的文字生涯就是从当民办教师开始的，而且一当就是十年！
大概是1968年冬天，曾经和我一块上过小学的同龄人都从学校里草草毕业的回到农村来了。这给当时平静的如死水一般的农村生活注入了一股全新的空气。原因是：这是当地农家子弟第一次成批地上学，成批的回到农村。在这之前农村孩子能上学的本来就很少，加上一上学后就一个个被分配到遥远的地方去干那些农村人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者居多。即便留在当地学子，也都大大小小当一个干部，继而成为“城里人”或者说“公家人”了。而上过学，又成批地回到农村来，这是第一次，空前的第一次！
这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和后来由此京插队而来的“知识青年”的先后到来，立刻成为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一下子成了所有人谈论的中心话题。要么欢迎，要么反对；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感慨万千。
区别这两类人的分界线最初在年龄方面；成年人感到意外，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这些花钱供出来的学生娃娃怎能回家“戳牛屁眼”来呢？难道不读书连个农活也不会干吗？而那些没上过学的农村青年的看法却正好相反，他们一下子觉得自己和这些人平等了。甚至还有长处了。这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事情。
事实很快证明成年人的意外是有根据的。时隔不久，这些有文化的青年便被选派到各种各样非农业劳作的岗位上去了。有的当了人民公社的八大员；（即：电影，放映员，农技员，水利员，电话员，等等）而更多的则被招聘为民办教师了。
尽管“八大员”也好，民办教师也好，都是农民身份。都靠工分吃饭。但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和没文化的农村青年的区别就大了。他们过着一种分别隶属于回家各种事业的集体生活，每一天的工作都和报纸上，广告上的宣传有联系。而没文化的青年却仍旧跟着那些表情冷漠，幽默感极差的父辈们耕田锄地，打场滤粪！于是这两部分人的短暂结合，便迅速结束了。有文化，有“工作”的年轻人看不起没文化的年轻人。“和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而后者则仇视嫉恨这些“不会种田，只会耍嘴皮子”的所谓“农民”！
这种对抗状态没来得及相持便胜败分明了。那些有文化的青年们迅速在婚姻选择，社会地位，甚至在逢节过事吃饭时所坐的位置上都明显地占有了绝对优势。比如：一帮子农民正坐着闲情，突然有一个民办教师之类的人参加进来发表议论，众人便会一下子闭上嘴洗耳恭听。而一个没有“工作”的青年这样作却是犯大忌的。轻则被人侧目，重则当众受到训斥！
这就是现实，而现实是不以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于是这两类年轻人在情感方面的对抗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