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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州长普塔基召开记者会说：“谈判必须建立在复工的基础上，You cannot walk and talk at the same time，在非法行为中得利。纽约客会调整自己，他们不会屈服，他们会坚持到底。”市长彭博在记者会上表示：“虽然工会的罢工给人们带来了无法预料的损失，我会恳请法官不把他们送入监狱，罚款已经够了。”
工会领袖罗杰图桑（Roger Toussaint）在宣布罢工时对记者表示，“交通从业人员厌倦了不被感激与尊重”。有人不禁要质问：在圣诞节前夕罢工，损害公众利益，把公众当人质，这是尊重人的行为吗？
目前，资方大都会运输局（MTA）和运输劳工工会（TWU）还没有回到谈判桌上的意思，大罢工何时才结束呢？就像有个孩子说的：“Santa Clause might not be in town this year！（圣诞老人今年恐怕不会来到纽约了！）”
2005年12月21日
又及：
罢工第三天。早上十一点，纽约客见到了希望的曙光，双方重又走上了谈判桌，Thank God！
民意和法律的力量，迫使运输劳工工会（TWU）同意罢工人员先回到工作岗位，然后再回到谈判桌上较量。下午两点多，TWU执行董事会表决以三十六对五票，宣告罢工结束。市长签署的Contingency plans（紧急应变计划）在当天半夜时分正式取消。
“Breaking the Law is not the wise decision！”（“犯法决不是明智的决定”）这是普通民意的声音。州最高法院宣判的重罚，也是缩短持续了三天罢工的重要因素，它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惩罚，而是提醒人们必须“Obey the Law（服从法律）。”“No one can break the law！”（没人可以犯法！）
代表纽约市民利益的市长，以及代表三万多工人的工会领袖，在这次罢工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没有赢家。罢工人员兴高采烈地响应工会的号召，回到工作岗位，让他们所信任的领袖回到谈判桌上，去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当电视台的“Breaking News”播出让他们复工的消息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We ready to Roll。”无论结果如何，他们也需要Paychecks；“Tomorrow is Friday！ Its a Payday！ ”（明天是星期五，是他们发工资的日子）
纽约客的噩梦即将结束，今晚是最后一天头顶寒风走回家。但愿这次罢工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最后不要再转嫁到我和思进这样的纽约客身上。每次这个城市遇到危机，可爱的纽约客总是勇敢地团结在一起，没有被打垮过！
圣诞老人仍然会光顾这个不眠之城——纽约。
2005年12月22日
“同桌的你”——记我的老同学张瑜／思进／
几年前的一天，我和太太小玲在纽约中国城的一家餐馆吃饭，不经意间一首歌从远处飘然而至：“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听着这首歌，小玲好奇地问我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的同桌。这一问，霍然打开了很多儿时的记忆，我的思绪不禁又重新回到了那遥远的少年时代，那久远的往事清晰的映入眼帘。我当然不会忘记我的同桌，她就是国内赫赫有名的影视演员和制片人——张瑜。
我和张瑜是上海华二小学、华山中学的同学。在华二小学时我们还曾经同桌了几年。那时我是很调皮的，没少对张瑜搞“恶作剧”。记得素以假小子著称的她，有一阵子居然也留起了长发。她那飘来飘去的头发令坐在边上的我颇感碍事，又不知道拿它如何是好。一天，我“灵机一动”，趁她不注意，把她的发梢扎在了座椅上。下课铃一响，我“幸灾乐祸”地看她站了起来，那椅子也就一块儿跟着“站”了起来，她的脸憋得通红，全班同学都笑得直不起腰。我也为此受到了“惩罚”。我们的班主任曹老师命我写了份检讨向张瑜赔礼道歉，还让我站在讲台上当着全班同学宣读。
我和张瑜还常常会为了维护各自对事物的观点和看法展开辩论，小小年纪的我们仿佛棋逢对手，各不相让。当谁都说服不了谁时，怎么办？我们就在座位上画一条“三八线”，做到不相往来互不干涉，谁都不要逾越它。当然，如果我们和好了，那条线也就不存在了。有一天上书法课，我们课桌上是砚台、临帖、水杯、纸，东西摊了一大堆，写字的空间就相对地小了许多。要想写好字，就得姿势坐正，双手撑开。那天，我们刚画了三八线，为了不让她得第一名，我就毫不客气地紧盯着那条线，严密“坚守阵地”。这次恶作剧是以我的胜利而大功告成；不过，我至今都还珍藏着一张我“荣获五好战士”的奖状，奖状上的字就是张瑜的“墨宝”，还是隶书的呢。
我们那时正处于“文革”年代，精神食粮极度匮乏，中外名著几乎在
图书馆、书店里绝迹。我们班同学的父辈中不少是“右派”、“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尽管大都被抄过家，可每家都还有一些“漏网之鱼”。张瑜便牵头搞了个“内部”图书俱乐部，以便大家分享有限的资源，参加的人不用付会员费，但至少要贡献十本书。多亏了那个“俱乐部”，我们有幸读到了当时许多“外面”看不到的书。由此可见，张瑜从来都是个精神生活的追求者和耕耘者；今天的张瑜，她的艺术生命精华在慢慢沉淀，人生境界也越发超脱。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一个有精神洁癖的人，对精神层面的要求很高。我以我的方式在生活、净心、修行，在不断寻找通往福祉和宁静如泓的博大彼岸。”
小时候的张瑜是好动的。学校的运动场总能看见她的影子：跳高、跳远、短跑、长跑都是她的强项。她游泳就更棒了，我曾和她一起游过一千二百米，横渡了黄浦江。但我和学校许多男同学在参加静安区举办的游长江训练时被淘汰，而她却代表我校参加了畅游长江七千米！我们大家都以她为荣，但又流露出些微的“嫉妒”。记得有一天，看见张瑜又再现于只有男孩子才玩儿的单杆上，我没顾后果，突然站在她旁边吼了一声，害她差一点儿从单杆上掉下来，现在想想都有点后怕。但是，在我们几个斯斯文文的“黑五类狗崽”们有一次被几个校外流氓欺负时，张瑜竟然挡在我的前面，将他们喝退。那临危不惧、好打抱不平的劲儿，颇似梁山好汉，令我至今记忆犹新。这就有了今天的张瑜“挺身而出”“一掷千金”；使上影集团顺利地拍成了文化历史大片《鲁迅》。这也是张瑜文化良知和文化使命感的具体的体现。张瑜从小就展露出了文艺才华。印象中她在学校的女生中长得并不是最漂亮的，但一上舞台她却是最耀眼的一个。那时，我们班组织了个文艺宣传小分队，经常参加宣传演出。一次野营拉练到了上海郊区，晚上给当地农民“宣传毛泽东思想”。除了我和王征宇演了个相声“帽子”、小徐表演了个笛子独奏外，其他的节目几乎都被她一个人包了：唱歌、跳舞、朗诵、唱样板戏……在华山中学时，我和她还时常一起播音，曾为一个西藏女奴配音四处做忆苦思甜报告。其中有个词儿“万般无奈”出现了不下百次，她就是比我说得好，能用不同的语气语调来表现处理。当时我就觉得她要是做演员，就一定能成个“角儿”。
后来她真成了演员，时常在外地拍电影，我们见面的机会便渐渐少了。最后一次遇见她是1980年初；在乌鲁木齐中路的菜场门口。那时正值我在大学读书放假，帮着我外婆去买菜。她告诉我要去拍《庐山恋》了，是第一次演主角儿！听得出她兴奋异常。我只说了声“祝你成功！”，她便匆匆忙忙地与我道别。果然，随着《庐山恋》的成功，张瑜这个名字穿过大街小巷，走遍全国各地；她立刻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到了1985年，张瑜在她事业的辉煌之际而毅然出国留学，我和她从此便“自然而然”地失去了联系，不过作为老同学，我一直在远处默默地关注着她，一晃二十多年……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数十亿人口，能相遇而有交往，实属偶然的机遇。而恰是这偶然便产生了无数悲欢离合的戏剧。想到我的同桌张瑜，我也不禁莞尔一笑，引出有趣的戏剧性的联想。童年的我们曾有课桌上的“三八线”，而那三八线并没有隔断我们纯真的友谊。如今我们已人到中年，而我们之间却有了一条天然的“三八线”——太平洋，她在太平洋之西，我在太平洋之东。但这条“三八线”就会永远地隔断我们吗？是否还会出现戏剧性的偶然？她曾是留美学生，我也是留美学生；她如今是演员、制片人，我虽然学的不是戏剧，但鬼使神差，我在9。11事件中与死神擦肩而过，作为幸存者的特殊经历，促使我写了一本纪实文学《闯荡北美》，如今已引起文化界人士的关注，正在改编为电视剧，企图从一个最新的视角再现当代留学生的生存与追求；这样我与戏剧影视也沾了边。不禁产生了一个突发奇想：几十年前的同桌张瑜和我，又跨越了“三八线”，在拍摄一个电视剧上来一把友谊的合作。若真如此，那就太有戏剧性了！当然，张瑜忙，我也忙，还有其他种种的因素，我们未必能构成这样的合作。但我的这个想象，不能不说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戏剧性的想象。
大洋那边千千万万的张瑜，与我们这里留学生的移民群体，为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通向世界，为中国的再次崛起，为共同搭起一座跨越“三八线”的桥梁而努力吧！
2005年10月邂逅名人／小玲／在北美，巧遇自己关注、喜爱或是仰慕的名人，总会给我和思进在紧张的生活之余，带来一份意外的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