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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有她的灵与魂。如果说马路和房子是城市的魂，住在房子里面的人便是灵。上海有数不清的马路和数不清的弄堂，可谓曲径通幽。九江路是上海开埠后，与大马路（南京路）同时开辟的早期通向外滩的马路之一，俗称二马路。九江路并不长，十五分钟便可走完全程。它东起外滩中山东一路的黄浦江畔，西至西藏中路。从云南南路到西藏中路的九江路上，曾经有过七栋连成一片的石库门房，九江路774号恰巧在正中央的第四栋。她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共有十八个房间，分左右三开间上下东西厢房，连带上下客堂间，上下亭子间，外加两间夹在一楼和二楼的腰房，以及楼上横卧在后东西厢房中间的晒台和楼下靠大门的小天井。这栋石库门，见证了中华民族百年历史的风云变幻；一个梨园世家几度秋凉后的琐碎忧伤。流言和传奇与石库门同时产生，又一同变为废墟销声匿迹。四处漂泊的灵，如今只能在梦中找寻他们的魂。
这石库门的第一任主人叫赵君玉（1894—1943），出身于上海的一个梨园世家。他“艺承家学，幼习花脸，艺名大奎官。改习小生、武生后，始名君玉。民国初年在上海新舞台改演小生……一次因反串《翠屏山》中之潘巧云大获成功，而被视为旦角之绝妙人才，由此渐走上由生而旦的艺术道路……”摘录自《上海文化艺术志》人物篇。他父亲是著名武生赵小廉（生卒年不详）。爷爷是江南琴鼓圣手兼编剧赵嵩绶（约1850—1915），一生编排了无数剧目和培养了许多京剧名角儿。赵嵩绶“曾在太平军创立的科班中学艺，工老生，艺兼徽昆……他鼓艺娴熟且六场通透，会戏极多，为南方著名的鼓师。清光绪二十七年梅雨田抵沪，三次造访赵嵩绶，凡有所请益，赵嵩绶均尽心指点，两人遂成契友。赵嵩绶所编新戏，关目清楚，情节紧凑，唱做并重，故深受欢迎。尤以编写的灯彩戏更为吸引人。以《洛阳桥》一剧为例，剧中设计了‘点金石’、‘水晶宫’、‘采莲船’等场面，新颖逼真，使沪上观众争相观看，各戏园纷纷效仿，一时灯彩戏之风大盛。赵嵩绶在以后各新剧中均有灯彩并不断创新，终使之发展成以后的机关布景，因此赵嵩绶实开了机关布景之先。”摘录自《上海文化艺术志》人物篇。
赵君玉得益于家学渊源与自身的悟性，年纪轻轻就搭班于1908年创立的新式剧场——上海新舞台，并且崭露头角。辛亥革命后，受新思想影响，在1912年与周信芳合演了《民国花》、《新三国》，宣传革命、谴责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的丑态；1913年3月28日，他和父亲赵小廉又与周信芳同台首演了《宋教仁》（又名《宋教仁遇害》），痛斥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现代剧。他们的演出受到了上海观众的热烈欢迎，也立刻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于是派了军警到剧院盯视。这出戏只演了八场便被迫停演。同年，他与南下献艺的谭鑫培，在新舞台合演了《珠帘寨》、《御碑亭》和《武家坡》，颇受谭鑫培的器重。由于赵嵩绶和谭鑫培交情甚厚，谭鑫培对赵君玉既倾心指导，又破格提携，使年轻的他旦角技艺更上一层楼。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一则小故事。一天，谭鑫培想演《汾河湾》，而自己的班底又全在北京，思来想去由谁来演柳迎春这个角色呢？当时的上海新舞台只有赵君玉可以试试，但他不会这出戏。尽管他拥有扎实的花脸戏与武戏的幼工根基，然而旦角戏还没学那么多。可是，梨园行里讲的就是江湖义气：“传、帮、带”。为了提携他，谭鑫培临时向赵君玉说了这出戏。赵君玉天资聪敏，悟性极高。“他上台以后，非但没有出一点的差错，而且跟老谭言来语去，针锋相对，极为传神地表现了夫妻二人‘斗嘴’的情景。”②
赵君玉是二十世纪初上海京剧艺坛的全才演员，他在主演旦角戏的同时，还能反串演出小生戏、花脸戏、武生戏乃至丑角戏。而且各行戏艺均属上乘，深得观众的喜爱。他扮相秀丽，集了天下美男子和美女子的精华于一身，梅兰芳曾视他为劲敌。在演技上能博取各家之所长，“他的表演特点是朴素大方，细腻而不琐碎；文武兼备，唱做俱佳，善于塑造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比如饰演《龙女牧羊》里的洞庭公主，她出宫时的雍容华贵，牧羊时的贫而不卑，成婚时的喜而不露，均能曲尽传神，刻画入微。几次赴京献艺，皆载誉而归，遂成为南派旦角中的突出人物。”③③摘录自网上一位不知名的撰文者。
在荣享“江南四大名旦之首”和“北梅南赵”的声誉后，他和一大批海派戏曲改革人士，如：夏月珊、夏月润，以及戏剧家欧阳予倩一起，编排主演了根据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改编的《新茶花》、《黄慧如》和《阎瑞生》等时装戏。演时装现代戏，不像古装戏，有辅助性的手段，比如花旦穿的水袖和老生嘴上戴的髯口。时装现代戏对京剧演员的艺术技巧和基本功的要求就更高，需要演员有过硬的唱、念、做、打全面功夫。而赵君玉就具备了这样的功夫。
1922年，在新舞台主演时装戏《阎瑞生》时，赵君玉饰演王莲英。戏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当上海名妓王莲英被失业在家的买办阎瑞生劫财、诱至郊外的麦田加害时，她苦苦相求，不愿做屈死鬼。而在这段情节中；赵君玉将整个过程，有节奏、层次分明地演绎得淋漓尽致。由于这出戏题材新颖，他的表演富有生活气息，连续一百多天满堂。根据当时新舞台的分红制度，赚到一百元，每股每月可以分十六倍半。赵君玉的包银一个月是一千六百元，他得二万四千六百元一个月。真可谓赚“疯”了。但发了“疯”的戏迷，更不可理喻，天天往戏院跑，疯狂起来竟然褪下手指上戴的金刚钻往台上抛。他的跑腿跟班在散场之后清理舞台时，常常能串起一长溜儿的钻戒。这个“疯狂”的时代，是京剧近代化新戏潮流的时代，赵君玉正赶上这股潮流，并走在了风口浪尖上，成了名角儿。
当九江路的石库门一交付使用，赵君玉便用为数可观的黄金把774号给买了下来，用雕花红木家具和祖父、父亲的古董收藏，把东西上下厢房、客堂间都装饰布置了一番，带着大大小小一家子住了进去。旧时候的艺人，闲暇时喜欢泡澡、逛玉器店、喝茶聊天和养鸽子，来调节压力和紧张的舞台生活。石库门的地段和小天井使他毫不犹豫地买下这房子。南京路上赫赫有名的“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有了“小巴黎”的美称。吃、穿、用跨出一步就都齐全了。他夜晚下了戏后，大脑神经往往还处在兴奋状态，便到近在咫尺的南京路上逛逛，吃点儿甜点宵夜后，再慢慢悠悠地踱回家。早上起床后，他可随意地在天井里叫叫嗓子，松动松动筋骨，逗弄一下他养的鸽子。赵君玉曾养了一对无一根杂毛，名叫玉娇娘的鸽子，从头到尾，其白胜雪，名贵至极。当然，他深知自己误场的恶习，是痛煞了剧场管事的头，跑酸了催戏的腿。现如今，住家与舞台只隔了两条马路，紧跑慢跑只需两分钟，他就可以从云南南路二马路的石库门，赶到云南南路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天蟾舞台（今逸夫舞台），也算是照顾跑腿的了。俗话说救场如救火，他天赋有救护误场的绝技，那就是赶场。只要跟班在他耳朵边儿上一报：赵老板，到点儿了。他人到后台，出不了六分钟，拍粉、点胭脂、贴片子、梳头、登跷、穿行头、保管舒舒齐齐的上场，其速度之快无异于当今上海的磁悬浮铁路，使所有误场的“大亨们”瞠乎其后，望尘莫及。
上海旧时候邀角儿唱戏一演就是一个月，付的是包银，究竟是谁订下的规矩已无从得知。京城里凡南下上海演出的，多大的角儿都认可了。谁要是连唱一个月体力应付不下来，就只能靠吸大烟提精神。没有一个艺人愿意将自己打小吃尽苦头练就的“好玩意儿”，葬送在体力不支上。梨园行的角儿们在舞台上献给观众的每一分钟和他们所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用血汗换来的。演员生活的特殊性，使他们活跃在多姿多彩的舞台上。舞台情绪，特别是舞台激情的释放，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关系到艺术生命。一般常人无法体会中间的奥妙。赵君玉赚了一辈子的大包银，天天满堂身体哪里顶得住。就在他最当红的时候，便好上了这一口。他取大烟提精神、兴奋神经之利，而不顾其带来的大害。在石库门里，专设了一个房间给他抽大烟。想洁身自好戒了烟瘾，已成奢望。他没有退路了！流言腾云驾雾般地从石库门的那个房间，飘出了弄堂里，散在了马路上，与他的艺术生命一齐随风而逝！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为了保持“角儿”的体面和自尊，赵君玉退养在云南，让唯一的儿子赵鑫宝成为石库门的第二位主人。赵君玉尝够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苦楚，没有舍得让独子进梨园行。他把鑫宝送进了洋人的学堂，接受正统的教育。赵鑫宝是背靠大树好乘凉，读完了书，家里有的是钱，不用他出来做事养家糊口。再说他和他爹一样，长得甚是儒雅清秀。很快地就有媒婆子上门给说了一门亲，是北京的一家世代大地主、天津大买办家的千金，叫佩君。轮到赵鑫宝当家那会儿，正是
抗日战争期间，虽没有了大靠山，他们在上海的日子也还过得去。他们把石库门的房子租出去，靠收房租和佩君娘家带过来的钱过日子。先租出二楼西厢房，再是左面的东厢房……
等到了上海解放后，他们住的屋子就仅剩底楼了。政策不允许他们再做二房东收房租，房子都归国有了。没有了进项，就要坐吃山空。但是社会稳定了，京剧演员的政治地位也提高了，赵鑫宝在梨园行凭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