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这宝贵的社会资源，付出了昂贵的“学费”。
理想与现实／小玲／
小时候，我们可能都写过以理想为题目的作文，诸如长大后的梦想是什么？我已不记得留在小学作业本上我那冠冕堂皇的理想，但我清晰地记得我一直想当一名文艺兵，为的是逃避下乡插队落户，还有就是向往那顶戴在头上令我飒爽英姿的军帽。为此，十三四岁的我，在别的孩子都还沉浸在梦乡里的时候，我已早早地起床在人民公园里踢腿、下腰、叫嗓子练功了。何曾想到十几年后，我会陪思进像众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同胞一样，不远万里，为了不同的目标来到美国，聚集在克利夫兰洋插队。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协助思进实现他的理想，而我们克利夫兰的朋友们呢？他们的理想与目标又是什么呢？
俗话说，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每个
留学生背后也都有一个故事。我首先要讲的是我们的邻居程博士的故事，就是他给我讲了脚印的故事。程博士出生在浙江省金华城的一个小镇上，父母都是镇上的小学老师。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同年全家都下放了。从此，他失去了完整系统的正规小学、中学教育，那仅有的一点点文化知识，都是他父母亲利用休息时间传授给他的。
几年后，他随平反的父亲回到镇上，插班进了中学。谁知课堂的椅子还没坐热，他就响应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到了北大荒。他个子并不高，身板看上去也不特别硬朗，可干起活来不输人。由于他接受教育表现突出，因而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了一所大学的经济系。他感慨地对我说：“在大学里，我像海绵吸水那样拼命地吸收知识，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恶补英语、数学等基础课，我读书的机会实在是来得不易啊！”他是以一篇“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为题目的毕业论文，申请到全额奖学金来克利夫兰州立大学的。
恶补的英文，给他留下了后遗症。英语托福他能考六百多分，却没办法与他的指导教授说话交流，他们只能通过笔谈进行交流。他的传奇式经历，令他的教授无法想象，并且啧啧称奇，而他优异的学习成绩，又令他的教授为他自豪。
十年的北大荒生活，使程博士身感自己身上的使命。他表示博士学位一拿到，就会回到生他、养他的祖国。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奉献出自己的所学。
在一次聚会上，我们认识了John温——数学系的一个博士生。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倒不是因为他的名字和美国西部片电影名星John Wayne的读音相像，而是他那特别忧郁的眼神。那天，他是带着一脸的忧伤来到了我们面前的。他一个人躲在不起眼的角落里，默默无语地看着大家谈笑风生，眼睛却捕捉着每一个说话的人，有时谁说了逗人的笑话，他也会浅浅地跟着笑。显然，他是喜欢热闹的。为了尊重他，我不敢走近前去与他说话，生怕惊扰了他。以后聚会的次数多了，我和他才慢慢地熟了起来。
他是一个从福建山村里“考”出来的博士。从念小学起，第一名的称号似乎就没离开过他，山区、乡镇、省城、北京一路“搏杀”而来，他童年、少年的玩伴早已被他“考丢”了，伴随而来的是高处不胜寒的孤独。John眼看着大学里的同学都前前后后或自费或公派地出国走了，他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懈，最后以托福和GRE的高分，申请到了克利夫兰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大约是思进言语中不时对John流露出异常的羡慕，他才忍不住告诉我们：“你们相信吗，我曾想过自杀。一天晚上没有课，我翻遍了电话簿找不到一个可以倾心交谈的人，我发誓：今晚十二点之前如果没有人打电话给我，我就自杀。”结果是同系的一个同学向他借笔记，给他打了电话，才避免了一场悲剧。
以前，在杂志上曾读到过一篇文章，美国的很多老人要花钱找人说话聊天，他们的子女长大后都远走高飞打拼世界，无暇顾及寂寞退休的父母。想不到John会用打电话的方法来决定自己的生死。是什么原因使他没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想不通为什么？他的前景在我看来是那么光明，再有一年做完论文就可毕业。他学费全免，每个月有一千多块钱的生活费，可以无忧无虑地读书做学问。相对于没有奖学金的思进来说，他过的是贵族般的生活。以后，John对我们慢慢坦露了他那颗孤寂的心。
由于他长期以来远离亲人独自生活，过的是没有亲情、友情和爱情的生活，简直一点也不快乐。山区里贫困落后的家庭背景，激励他奋发向上，养成了不服输的个性，但同时也让他产生了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卑。平常同学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打牌聊天，他就逼迫自己看书学习，长此以往，同学们也渐渐离他远去。到了美国，John未曾听说有人往家里寄钱的，而他则必须每个月定期给家里汇钱。按理说，这是一件引以为荣的事情，可是想法略偏一点，就变成了难以启齿的羞人之举，因为他担心别人看到自己总往国内汇钱，会认为自己家里很穷，从而被瞧不起。但是他从小到大“过五关、斩六将”所赢得的赞美声和别人羡慕的眼光，又使他滋生出强烈的自尊。自卑令John远离想接近他的男孩和女孩，自尊又促使他回到人群和大家相处。他一方面渴望友情与爱情，另一方面又怕自己受伤害。白天在图书馆和课堂里还好过一些，可是一想起晚上那漫漫长夜，实在无法忍受这份孤独与寂寞，这才有了自杀的念头。
正值一年之中的暑假，留在克利夫兰的同学们商定了个旅游地点——大西洋赌场。这是所谓的穷玩儿。大伙儿轮流开车，汽油费、养路费、餐饮费一律AA制，年年如此。他们一行八人，三对夫妇，两个单身汉，其中就有John。他们驾着两辆破车，浩浩荡荡地穿过宾夕法尼亚州朝着大西洋方向挺进。这时期，我和思进已到了纽约，因为要打工赚钱攒学费，我们只能望“洋”兴叹。然而，这次的大西洋之行却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轨迹，那就是John。
听说John一开始手气特别好，在Blackjack，即二十一点牌桌上连连得手。他心情松弛，赌场得意，这让发牌的小姐略感紧张和吃惊。在边上观战的赌场经理也耐不住了，不到一根烟的功夫，换上了老练的发牌员。John一如继往地沉着应战，像是用他的数学脑子和赌场的发牌员斗智呢！第一天他赢了大约五千块。John大大方方地给同伴们开了房间，又带领大家在赌场的剧院里看了一场真人秀，他们吃吃喝喝一直玩到了深夜。假如John就这么收手了，第二天和大伙儿一起到了纽约，他可能会沿着他自己以前设计好的路走下去，成为一名数学家或数学分析师，再或者是一位数学老师。可他留在了金碧辉煌的赌场，留在了灯红酒绿、尽显人生百态的表演舞台。
我们在纽约只迎来了七个朋友，其中一个掉队了。在后来的电话中证实，John把那不服输的劲儿用到了赌场上，最后连下学期的奖学金也赌掉了。没有多久，John离开了克利夫兰去大西洋赌场做了发牌员，他喜欢那儿的紧张刺激、具有挑战性和对将来未知的生活方式。John的决定让我和思进颇感吃惊，也倍感可惜。但人还是要选择他自己感到快乐的生活，既然以前令人羡慕但近似苦行僧般寂寞的生活使John生不如死，那倒不如让他快乐地生活在令他起死回生的赌场里。我们力所能及地只能是祝福他一切如愿！
再来说何佳。何佳是我和思进离开克利夫兰前两个月认识的。刚好小邓的太太从国内来了，还带着个孩子，因嫌那个单间小点儿，于是不久他们就搬出去独居了，何佳就在那时和我们做了邻居。
何佳三十多岁，皮肤白皙、身材丰腴，短短的头发衬托着秀气的五官，加上她性格开朗，做事雷厉风行，很快就和我们打成了一片。何佳的到来最高兴的人便是我，因为这清扫厨房、清洁
卫生间的劳动就不会只是我一个人的事了，她是北京医学院妇产科毕业的，特别爱干净，职业养成的洗手习惯让我看了都心悸，生怕水把她的皮肤洗破了。
何佳是以公派的身份来美
留学的，国家替她交学费，补足生活费，我对她是又佩服又羡慕。我还做过她的病人呢。她利用做实验的机会为我做过几个例行的妇科检查，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一开始还不怎么信任何佳，觉得她那么年轻能行吗？她看出了我的疑虑，笑着对我说：“小看我了不是？在北京医院我还经常给病人做手术呢。”我张大了嘴巴看着她问道：“你给病人开过刀？”何佳瞧着我这吃惊的表情，悠悠然地说：“不信啊？不信拉倒。别说给病人开刀，我还给死人动过家伙呢。”于是她给我讲起了大学里上解剖课的情景。
她说上解剖课时不会害怕，但会紧张，明知躺在铁床上的尸体再也不会动弹了，当独自一个人走进去时，总感到脑袋瓜儿后面，会被哪一具尸体恶作剧般地拍一下。有一次考试前，为了沉着应战，何佳又一个人走进了停尸房，她正在考虑用哪具尸体做练习，只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她赶紧原地站停，冷静地观察着周围。结果发现原来是停留在窗外的几只鸽子，齐齐地向远方飞去所发出的声音。事后，何佳对自己当时的冷静态度不可置信。
我真是服了她，换了我，还不知道会闹得怎样的天翻地覆呢？我以为何佳就像我在上海医院门诊部见到的医生们一样，给病人量量体温，问问哪儿不舒服，然后开张化验单，要么给个处方，就这样把病人打发了。想不到她还动真格儿的。有这样的好医生给我做检查，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不然她怎么会被公派呢？
来了美国后才深深地体会到，健康的身体是成功的必备条件，我和思进无论谁要是生了病，都将使我们以往的努力功亏一篑。我们自费留学生是要自己掏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