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他进来，我们在厨房的桌子旁边坐下，开了汤姆的威士忌对喝起来。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然后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他说。
我知道的并不多。我只知道汤姆和凯特经常一起吃午餐，安德瑞被动地点着头，显然也知道午餐的事。结果我发现，安德瑞几乎什么都知道。他监视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正确地说是五个月，但却不知这段关系会如何发展。这个疑问在四天前凯特提出分手时，获得解答。
她要他从
同居的公寓搬出去，但安德瑞坚决不肯；据他告诉我，他不肯搬的原因是，他相信只要没有激烈的言行，应该能让关系恢复原状。所以，凯特一而再，再而三地羞辱他，把她跟汤姆的事叙述得丝丝入扣。我猜她想用这些话刺激他的自尊，逼他在气愤之下夺门而出。
我认识安德瑞虽然只有十五分钟，已经觉得刺激他的自尊并不是正确的做法。
“等她终于发现我动也不动后，她走了。”安德瑞说。
“她去哪里？”
“我还以为你知道。”
“我并不知道，知道她去哪里也不会对我们有任何帮助。”
安德瑞张大了眼睛瞪着我，好像无法相信我竟然这么天真。看来如果他知道他们的去处，应该会继续监视他们。
“为什么你这么想要她回来？”我问。
他深吸一口气。“她像我的毒品。”
“好个奥妙的说法。”
“我总是不断地想要她。”他说。
我们相对无言坐了片刻，安德瑞那为情所苦的哀戚表情，让我好想请他离开，这时他竟然问我，汤姆在床上的表现怎样。
“我不会把这种事情告诉你的！”我说。
“说嘛，我必须了解我的对手。”
“我不认为这件事跟任何人在床上的表现好或不好有关。”
安德瑞一脸茫然地瞪着我。“那么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
“我认为汤姆正在经历某种阶段，他必须把一些事情想清楚。”
“真的？”安德瑞说。
“真的，所以我不会采取任何反应过度的行动。”
“你的控制力真好。”安德瑞说。
“谢谢。”
“人也很好。”他若有所思地点着头。
“谢谢。”
我们又静静坐了一小段时间。
“我母亲患胰腺癌快要死了。”他的口气很慎重，而且伸过手来握住我的一只手。
哎，这样就有些尴尬了。我说不清我们是因为安德瑞的母亲得了胰腺癌快死了才握着手，或是因为我们的情人抛弃了我们，或者只是喝醉了。我轻轻地把手抽回来。
“对不起。”安德瑞说。
“没关系。”我用重获自由的手转动着杯中的威士忌。
“或许你的话有道理，这可能只是一个过渡期。”安德瑞说。
“我认为‘这是一个阶段’，不是过渡期。”
“差别在哪里？”
“‘阶段’意味着成长。经历过某个阶段的人，会把自己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我说。
“而过渡期呢，只是随便找个陌生人过一下？”
“对，那是我的定义，我不认为这是过渡期。”
“怎样都没关系，现在你和我都知道了，他们不会长久的。”安德瑞说。
“为什么？”
“她腻了就会把他踢出去，那时你就又得到他了。”
我没想过汤姆会夹着尾巴心碎般地、被魔鬼爱人踢回我身边，但是只要他回来就好。因为我爱他呀。
“我爱她。”他说。
因为正好想着同样的事，使得安德瑞的话让我更加难受。
“我没办法不爱她。”
“选择正确的人去爱，就可以保障百分之九十五的幸福。”我说。
“那另外的百分之五呢？”
“我不知道。”
安德瑞终于走了，但坚持要我收下他的名片，并抄下我的电话号码，更要我对天发誓如果有任何新的讯息务必报告他，他也保证会报告我。
我不认为新的讯息有何助益，光是他说的这些就足以让我坠入地狱的深渊。我的意思是，女人若能被男友称为“毒品”，那她在床上的表现一定比我厉害许多。并不是说我和汤姆在这方面有什么大问题，只是我个人认为不需要互相讨论的性，就是美好的性爱。只要是我不满意，我都会讨论。我常希望自己是街上那些看似没什么深度的人，虽然他们可能是有的，而且走在街上又何需显现深度？我想你知道我说的是哪种人，那种不去思考人生大道理的人。
当男友或丈夫为了外面的女人离开你的时候，你会说：“性不是重点，令我难过的是他的欺骗。”但以我的情况，我的问题真的是性，这是我从头到尾都很清楚的。一直在气他的欺骗，其实偏离主题。
安德瑞离开后，我逐渐把事情拼凑起来，回想汤姆说要加班的那些晚上，周六好几次长达六小时的壁球比赛，以及周末的出差。这是一种自我虐待的智力练习，但我仍然拼命地想。害我心里滴血以及让我从梦中惊醒的，永远都是汤姆和凯特在一起、汤姆和凯特正在做爱的画面。
我不断地想。想像中，我提早回家，打开大门的锁，上楼，打开公寓的锁，把皮包放在玄关的桌上，踢掉鞋子向卧室走去，抓到他们正在床上做爱。我惊叫着转身跑开，跑下楼、跑出大门，一来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二来我想看看汤姆会不会跑出来追我。
在我的幻想中，汤姆对我还有起码的尊重，他抓起大毛巾包住身体追着我跑出大门，一边叫嚷：“我的天，艾莉森！事情没有你看到的那么严重！”
我不断地在脑中重演这一幕，到最后我被自己烦到连跑都不想跑了，我只是走进卧室，像格温妮丝？帕特洛在电影“双面情人”（Sliding Doors）里那样，一脸厌恶地看着床上的他们；唉，那不是“像”，根本整个场景都偷自那部电影。虽然如此，我仍认为我有进步了。
我意识到，我正处于把性看得太重要的危险边缘。（而我也悄悄地怀疑，可能真的是因为我把性看得太重要了。）我常想，如果我有比较多的经验，例如曾经多跟几个人上床，情况应该会好很多。我会有比较多的参考值。问题是，我偏偏没有。我不想跟你说我跟几个人上过床，我只能说少于五个。多于一个，但少于五个。
但既不是四个，也不是三个。
事情会出问题，部分原因是我当处女太久，久到非常的荒唐：二十五岁，足以被归入怪胎一族了吧。而且，要不是心理治疗师劝我把这个障碍解决掉，我说不定还守身如玉呢。
“你几时决定守贞的？”我当时的治疗师西莉斯特在我终于告诉她之后，问我。
“十三岁的时候参加暑期宗教营，我在那里发誓结婚之后才有性行为。”
“对谁发了誓？”
“对上帝。”
“对上帝。”西莉斯特在黃色拍纸簿上写下来。
西莉斯特把协助我摆脱宗教信仰，当成她的治疗目标。这样说好像有点断章取义，她并不是反对我相信上帝，她只是不希望我的自由、我的选择或性生活这类重要的事，因为信仰而受到阻碍。问题是，上帝就是在你决定这些事情的时候产生作用啊。宗教就是，你放弃俗世一些好玩的乐趣，换取“不再害怕死亡”这项恩赐。
“十三岁时觉得很正确的誓言，二十五岁时或许应该重新评估。”西莉斯特告诉我。
所以，我们开始重新评估，来来回回。西莉斯特拿它跟古巴雪茄的禁运相比较——那在六○年或许有点意义，可是现在？算了吧。那么跟柏林围墙的倒塌比较？或莫斯科红场的
麦当劳？说老实话，我哪里需要她费这么多口舌说服我。自从高二那年，兰斯？贝特曼把手伸进我的长裤里面，我就已经想做了，只是我一直延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在等新婚之夜；即便到了后来，那种等待变得可笑，甚至越来越不可能，我仍然痴痴地等。
那天晚上，我告诉我的
同性恋男友吉尔，我终于决定跟他上床了。我说，我跟治疗师讨论过，认为十三岁时的誓言，二十五岁时并不适用，而既然他是我的男友，理所当然应该由他来结束我的处女生涯。我甚至在前去找他的路上买好一打保险套，认为他听到这个消息应该会兴奋到一把将我推倒在厨房的地板上“为所欲为”，或许不会连炒十二次，至少会依照保险套外包装的购买建议那样，起码做个三次。
然而，吉尔先生并没有一把将我推倒在厨房地板上。他镇定如常地坐在椅子上，拿新买的猪鬃刷将他的皮鞋刷得闪闪发亮，一边告诉我，他要想一想。他觉得好像不是轮到他上场。
我真希望能向大家报告，我立刻说出一篇大义凛然、残酷伤人的话，而且当下便愤然与他分手；只可惜情况并不是这样。我手上有一件大工程，必须这个男人的帮忙才能完成。在这方面，我是非常讲求实际的。我绝不会因为电线出了点小问题就把一台还能用的果汁机丢掉。光是想到必须重新找出朋友的名单，还有朋友的朋友的名单，划去条件不合适的人，重新开始每星期一次、接着每星期两次、然后每星期三次的约会，最后向他说明我还是处女，然后看着他尴尬的想尽借口唯唯诺诺地说他还不想这么认真（跟年已二十五岁的处女上床，不可能不认真），然后手足无措地退向门口；这一切，实在非人所能忍受。
所以，整理好电线之后，同性恋吉尔跟我上了床，我不仅没有离开他，我们还多相处了八个月，倒不是我被炒得脑袋浑浊，而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地想，既然跟他睡了，我也必须跟他结婚。
我们约会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吉尔是同性恋。我或许有些怀疑，你真该看看他铺床的方式，可是我尽全部的力气不看这些，大部分的原因是我实在太高兴我居然找到愿意当我的男友、又不急着跟我上床的人。你不知道这种大发现，有多么难得。
我们通常每星期约会三次，然后我会在他的住处过夜，我们做爱、依偎在一起，然后睡觉。可是第二天早上只要我的脚板一踏到地上，他立刻开始整理那张床。他一丝不苟地排列那些枕头、靠垫、长垫，使得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