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说，银行借贷，按照规定必须提供足额的抵押物，黄大炮为何能过得此关呢？原来，还是在承包矿山的时候，他便有了经验。他用金钱铺路，买通镇国土所和房管所负责人，就办到了虚假的“土地证明”和“房屋证明”。后来便用同样的方法在县国土局和房管局进行运作，结果十分生效。在向县工商银行借贷时，房产局一天就给他开了三十多个房产证明。而工商银行的行长何煦融批准了给华昌集团1。5亿元借贷之后，除了能收到百分之一的提成之外，还能得到黄大昌相赠的高级轿车，何乐而不为？从此，工商银行便成了黄大昌的提款机，甚至他打个电话也能借到钱。当黄大昌成为远近闻名的企业新星时，华昌集团便成了各家银行追逐的对象，争相给予贷款，大家都拿公家的钱来自己做交易。
黄大昌从一个平民变成一颗民营的新星，如昙花一现，虚荣心驱使他走上了一条靠贷款行骗发家的歧途，终于以失败而告终。细究其起源，在承包煤山的开采时，若没有易志雄的栽培和提示，他不会在资产和资金的弄虚作假上下功夫，承包不到马背山煤矿的开采，恐怕后来也达不到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可见为人若不本分时，即使挣到了一份偌大的家业，也如雨过烟云一般，顷刻就会烟消云散的。
易志雄自当上经委主任之后，坚信“有钱能使鬼推磨”是真理。为了再往上爬，他找寻机会四方敛财。他敛财的方法有几种。第一是诈，第二是索，第三是献。何为诈？他学习了游德胜部长的“广交朋友，与民同乐”的办法，经常邀请一些包工头来打麻将，并且只赢不输。时间长了，有些包工头蚀得厉害，便对他敬而远之。这些包工头编了一首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鬼计熊’晚上打电话！”但尽管如此，他在单位里仍然不失是一个作风正派的好领导。在这一点上，他的经验远比游德胜高明。他知道，只要他在干部内部没有露腚，便谁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干赌博的勾当。况且，就真有人过问起来，这也是一种业余的娱乐活动，不会触犯党纪国法，他尽管可以心安理得。
何为索？他运用了领导的决策权，凡是下面的国营工厂单位搞转制承包，最后的审核权和批准权在县经委，承包商最后都得打通他这个关节。于是，他看山取材，量体裁衣，从中便索取了许多不义之财，中饱私囊。
何为献？逢年过节，他大兴红包利市。既拿单位的钱名正言顺地送给上级，又要下面单位仿效这种方法联络感情，沟通思想。他一方面从中大量收受下面单位送上来的各种礼金，另方面又积极创造条件使下面多作奉献。但凡生日，必设庆宴，来赴宴的人便要封个大利市；为了多赚点儿红包利市，他甚至感冒发烧也住到医院去，这样，下级和同事们来探病时，他便可以收到不少的慰问金。更有一些包工头在他住医院的时侯争取做点儿表现。如果谁能奉送不菲的治病营养费，这样，往往日后他便能做成生意交易。
当他有了金钱之后，便进一步去打点自己的前程。果然，邹副县长届临退休的时候，经过易志雄积极斡旋，上下打点，他终于当上了徐昌县管经济的副县长。不久，正当他踌躇满志地去竞选县长时，黄大昌的事发，查明易志雄在批准徐昌县经委投入两仟万元与华昌集团合股经营徐昌装饰板材加工厂时，收受了五十万元的手续费，后来又进一步查明他赌博和索取、假公济私、贪污公款等卑劣的行径，合计七八年之中，贪污和收受不义之财共五百五十万元之多。他受到开除党籍，撤消职务的处分，并被判处了十五年的徒刑。
易志雄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迹，靠看风使舵搏取机巧捞上了公职，后来又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靠狠批猛打的投机钻营当上了副科长。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一切事业走向正轨，社会欣欣向荣，往日的“一批二斗三改四上”已再也行不通，他便要遇到挫折。但他有灵敏的头脑，过人的智慧，终于又在改革开放的夹缝中彪了出来。此时他若能革新思想，刻苦学习，努力工作，自然就也能跟上时代，亦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情。然而，他从污泥中来，染在身上的污泥浊水却并没有洗刷干净，他想的和做的仍然是投机取巧的那一套。他为做官而削尖脑袋搞钻营，行贿赂，攀高枝，大肆进行权钱交易，一心以为金钱万能，却没想到这种行径，与共产党的入党为公，当官为民的宗旨格格不入。他为搭做官的通天大道，大肆敛财，这无异是自己用手去挖入地的鬼门，终于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正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新历史时期里，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制日趋健全，经济管理日趋完善，思想建设也日趋廉正。易志雄的投机取巧做官意识能在文化大革命的虚假政治中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发展，却不能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中得到侥幸的生存，这也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
周汉华完成了新城建设之后，又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把原信义布厂的厂房全部推倒，并出资扩地兴建了一所小学。该学校从校舍到设备都按照现代化的教育教学要求去设置，全面开设电脑教学。学校交付教育局使用后便成了徐昌县的一流实验学校，取名周树和纪念小学；二是在新城区办了一间现代化的伯年医院，高薪聘请各地有名望的一批中西医生和从名牌医科大学出来的毕业生，使全县的百姓深受其益。新城建成之后，周汉华受县政府的邀请，离商归队，恢复公职，被选为城镇人民政府的镇长。几年后，因在繁荣经济，发展生产上做出不少成绩，为人又秉公无私，宽容大度，极受人尊敬，故被人大代表一致选为徐昌县县长。周汉华从土改开始便饱受磨难，但为人正派而有志气，不管环境如何变化，始终不忘创造，不离善良，执着追求，终于遇上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他在仕途的最后五六年里，被选为徐昌县的县长，从此带领徐昌县的人民大展宏图，为人民作出了应有的奉献。可见天生真才必有用，皇天终不负有心人！
周树和自从一九八六年回乡把福源楼修复并重新修建了周伯年坟墓之后，每年定期回来扫墓和拜祭祖先。他为人心怀慈爱，不忘祖宗根本，故不但能大难不死，且能继承和发展祖业。细想他若不是因为土改复查，遇上黑了心肝的农会长，诬他藏枪，乘机要置他于死地，他也断不会逃到香港去。这样，在几十年残酷的阶级斗争之中，他即使没有在反反复复的对地富反坏右的斗争中被折磨至死，也只能在大劫之后苟延残喘。然则，他除了低头伏地做人，在无休止的批判斗争中认罪，在饥饿贫穷中度日之外，再也没有什么胸怀大志，更没有可能会学到一套经商做大事业的本领，哪里还有可能会去筹谋徐昌新城的创建呢？故世道沧桑，坏事往往又能转变成好事，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与其说这是命运，倒不如说这是人为。因为，命运本身本来就没有什么“阶级斗争”，没有什么“地、富、反、坏、右”和以后的“黑七类”、“黑八类”、“黑九类”，都是人为给强加上去的；同时，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后的实事求是，没有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断没有今天社会的进步，没有这些造化！所以，对于子民百姓来说，遇上了英明的领导，制定了英明的政策，才是第一要紧的。它决定了人们的命运！
陈兰英仍然是周树和的正室，她与周树和在香港的太太陈美玲结为姐妹，两人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但她一直没有到香港去定居。周树和纪念学校成立后，她任学校的名誉校长兼校董，为不断完善学校的设备设施做了许多工作。
时代跨进二十一世纪后，徐昌县农业实现了粮果双丰收。山上的沙田柚，东沟、西沟、旱沟的沟坡上和学大寨时被荒废了许多土地而开挖的“尿澡河”的河堤上种的龙眼荔枝树都果实累累。那是七八年前县政府作出的奖励农民栽种果树的措施后所取得的第一批成果；以布匹加工为主体的徐昌县民营企业在香港福源集团的帮助下，进入国际市场销售，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建立新城后，第三产业的发展空前迅速，徐昌县经济繁荣，百业齐昌，真正实现了“以商带农，三大产业齐发展”的良好局面。人民生活开始奔向小康。
这正是：欲知过去因，观其现在果；欲知未来果，看其现在因。世道循环，莫不过此；为人处世，亦莫不过此矣！
朱增麟
二00五年五月五日十八时四十八分脱稿
二00六年二月十八日修改
中国作家出版社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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