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于是，耕作既失农时，作物又缺细心的管理，农田又缺肥料，集体生产便越来越差。由此，那些没有条件搞副业的社员便越来越穷了。
又如分组作业，有的生产队把“四定”定得比较详细合理，也有的生产队的“四定”存在许多漏洞和争议。由于收成后的生产分配有高低，便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人与人、组与组和组与队之间的一些矛盾。于是便有的作业组又再分叉的，原来的大集体便逐渐分小了。由此，有些生产队表面上勉强维持着架子，但实际无法管理集体生产，面临解体。
人，本是有独立思想的自由的个体。这些个体中，又组成了有共同利益和感情的小家庭。这些家庭，便是相互竞争的小群体，犹如在一定空间一定地域里的一条条的藤，一棵棵的树。这种竞争，使得人类生生不息，不断创造财产，不断发展进步。这是自有人类之来的一条生存规律。但是，二十多年前，毛主席发明了“走集体化道路”，把一百几十个人固定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在同一个大集体里，同吃一家饭，同在一块地里劳动生息，要大家过同一样的日子，并把这叫做“共同富裕”。毛主席教导说，这是一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它能有效地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天梯。从组成农业合作社开始，发展到人民公社，二十多年来，这种“集体化”被人为地一再坚持并愈演愈烈，终于使得作为劳动者的个体没有一点儿劳动的积极性，因而造成了社会生产衰退的现实。几亿万人民年年在饥饿中挣扎，遭遇了史无前例的举国贫困。经过近二十年苦难的教训，物极必反，人心思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队体制面临解体，这本是一种必然的趋向。这种趋向，实际证明了“走集体化道路”、“共同富裕”的那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彻底错误和失败。
然而，在经过“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后，“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那个极端时代，伟大领袖的英明指示岂能有错？毛主席举起的红旗谁也不能怀疑和反对。谁要是反对就打倒谁！由此，便产生了所谓“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路线斗争”。于是，在“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实施全面专政”的口号下，便有“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和“个体发展，集体衰退”的理论，便有“要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造成资本主义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的主张，便产生了强制性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和运动，提出宁要那些在生存竞争中已频临枯萎的“社会主义”的“草”，不要那些在自然竞争中长得有些生机的“资本主义”的“苗”的响亮口号。农村里，有大多数因在集体体制下无法发挥个体积极性而彻底破产了的农民，也有少数在保持集体的体制下却能寻求发挥个体积极性的办法而得到适当生存发展的一些农民。在生存竞争中，他们之间便产生了新的差距，成为新的矛盾和斗争。在越穷越革命的时代，可怜那些日子稍为过得好一点的农民便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户”。他们便不可避免的又成了大逆不道的“新生的资产阶级”，成了“无产阶级”打击的对象！石陂公社岭塘大队翻身生产队既是全县的冒尖典型，它便自然地处在这场斗争的刀刃之上。范书记担心要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前些日子，当许多生产队的社员都揭不开锅盖的时候，人们看到，翻身生产队社员的生活却似乎越过越好。不少家庭都有了单车和收音机，有些青年还戴起了闪闪发光的手表。走进屋里，人们到处可以听到收音机里播出来的歌声。屋背的空地上已建了几间新房子，土改时分的房子经过二十多年的岁月，现在已不够用，有的家庭为儿子娶媳妇已作好了准备。外队的姑娘都愿意嫁到这里来，因为这个生产队的社员有饭吃，工分报酬也高，去年一个劳动日竟有七毛钱，做这儿的媳妇有新房子住，还有几套新衣服穿。
周昌年的两个儿子也结了婚。这几年的藤椅生意虽然到处受管，时常被没收或被低价收购，但靠着儿子做生意的机敏和一家大小的勤劳节俭，总算能求得一家的温饱，并且还稍有积蓄。他眼看两个儿子都过了二十五岁，到了结婚的年龄，便也在屋后建起了两间平房。婚事说难又不难，靠着媒人说合，又有较丰厚的身价银，又处在较富裕的生产队，家里两年便办了两桩亲事。大媳妇是地主家庭的女儿，结婚一年后就生了个儿子，夫妻恩爱，家庭和睦；二媳妇李月英却是福星大队贫农家庭的女儿，生得长挑身材，容貌端庄，但结婚才两个月，就住在娘家不回来，弄得二儿子周伟文神魂颠倒，不可过日。据说，娘家的家里穷，几年前，父亲曾经把她许配给同村的一个名叫伍水华的青年，代价是伍水华的父亲给了他一担谷子。后来，李月英的父亲患病死了。伍水华三年前参了军，但在她结婚后的一个月就复员回来了。当他知道自己心爱的女人嫁了的时候，十分恼怒，便到她娘家去闹。结果，周伟文再给了丈母娘一千块钱，丈母娘又给伍水华家里赔了三百元，才算息了事情。
不想，这件事情并没有完。几个月后，周昌年竟因这件事情搞得家散人亡。
那一年四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再一次撤消了邓小平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发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时，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被“四人帮”喻为是八百多年前《水浒传》中搞复辟的山寨主宋江，说他主持整顿国家经济工作患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错误。于是，一些已经习惯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人们便立即闻风而动，深入进行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各地各单位唯恐落后，纷纷联系实际找出“右倾翻案”的靶子来进行批判斗争。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指导下，上层领导认为，当前农村的自发势力十分猖獗，它严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农村的阶级斗争已变得越来越残酷和尖锐，这是邓小平取消阶级斗争的“三项指示为纲”的错误路线所造成的。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成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狠狠打击这些自发势力，要对它们刮一次“十二级台风”！
于是，在广大农村中，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了。
徐昌县的农村自发势力的典型是石陂公社的岭塘大队，岭塘大队的典型是翻身生产队。那一天，由县革命委员会的宣传科科长易志雄带队到了石陂公社，对岭塘大队翻身生产队的副业户进行了“地毡式”的扫荡。他们在大队民兵营长刘古泉和几个民兵的配合下，没收了手工副业户的原料和工具，没收了饲养副业户家庭的三只以上的鸡鸭，并也对一些没有定合同的副业户进行罚款，没收他们的新家具和财产。工作队员都是一些单位的青年和刚从部队回来的复员军人。他们敢想敢干，敢打敢斗，一切行动听指挥。所到之处，噼里啪啦，雷厉风行，一时弄得鸡飞狗跳。
翻身生产队的社员事先谁也不知道，完全没有一点儿准备。所以，那一天，十多个工作队员和民兵进屋之后，人们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们分头走进各家屋里，抢走家中放着的副业生产成品和大家手中正在干着的活计。可怜胆小的社员们看到那些队员个个如黑脸张飞般的凶神恶煞，有几个还穿着军装，挺胸叉腰，威风凛凛，便吓得躲在一边。开始时谁也不敢说话。但是，不久，当那些队员去鸡舍里捉鸡鸭的时候，几个婆娘便立即跃起，她们奋不顾身地冲过去跟他们抢夺起来。
“天杀的，为什么要捉人家的鸡鸭呀？”婆娘们凄厉地哭喊着。
“不准搞自发势力，走资本主义道路！”雷神般的队员们呵喝道。
“多养几只鸡鸭就是资本主义，那社会主义不就是穷光蛋了么？”婆娘们捶着自己的心肝道。
“你们这不是国民党溃退时的胡琏兵么？谁知你们把鸡鸭捉去不是自己吃了！”有几个男人奔上前去要把鸡鸭抢回来。那些被捉去的鸡鸭被人们抢来抢去发出了凄厉的叫声。于是，几个穿着军装的工作队员立即拿来绳索要捆绑为首的一两个社员，说他们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反革命的行为，要捉去公社批判斗争。
人们吵闹着，哭喊着，但最后还是静了下来，眼看着工作队员们拿了一件件东西，一只只鸡鸭扬长而去。这一次的“十二级台风”式的扫荡，翻身生产队的副业户除了周顺年的窑炉生意因为与公社的土杂部订了产销合同，没有被打烂外，几乎所有藤椅生意和织鱼网的生意都遭受了灭顶之灾。周昌年家里用来织藤椅的所有材料都被工作队员们堆起来放火烧了，屋里被翻了个锅底朝天，新建的房子连房顶的瓦面都被掀了，又搜走了几百元钱，新买的家私也被民兵抬走了。工作队走后，新媳妇李月英躲在房里伤心地哭起来。她从来没有遭受过这种欺视和凌辱。她觉得贫农的女儿嫁给“剥削阶级家庭”实在是一种灾难，于是，哭了一会便又回娘家去了。
原来，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必须彻底摧毁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这一次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扫荡越是厉害便越好，越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起到杀一惩百的作用。福星大队的复员军人伍水华正好就是这个“反击右倾翻案风”工作队的队员。正是冤家路窄，当他到了周昌年家里，见到旧时恋人李月英的时候，立即妒火中烧，便走进新房去抡起锄头噼里啪啦的上上下下到处乱打，最后还爬上顶棚去把新房子的房瓦也打掀了。
工作队走了之后，翻身生产队的社员从一场灾难中清醒过来。各家搞副业的生产成品和材料都已浩劫一空，人们已无法再从事往日的家庭副业生产了。家里的收音机也被没收了去，往日的热闹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