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向。同时，只要毛主席有最新指示，立即敲锣打鼓，以工宣队长何敬东为首，带领全体队员和部分红卫兵，举着新指示的牌子，巡游全校园。
经过两个月来的审查，被清除出队的“牛鬼蛇神”有十多个，他们都不宜再做教师的工作，被安排到学校的农场里去劳动。他们中，有的是解放时期已年上十八岁的地富家庭出身的，被作为地富分子对待；有的在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或三青团的，或任过伪职的或帮国民党政府做过坏事的，被作为历史反革命或坏分子对待；有的曾经是右派分子的，有的对三面红旗不满曾经作为右倾思想来批判过的，均经过工宣队的调查审核后一一定案。张滔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叛徒。他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医院里，由于几个有经验的医生被划为“反动的学术权威”，靠边站，便没有动手术的能干医生，所以，他没有开刀割阑尾，只是打针吃药，到勉强止住了疼时就出院了。出院后，他的工作是与陈兰英一起负责打扫厕所。学校里有男女厕所十多个，男厕所由张滔负责，女厕所由陈兰英负责。每天，他们一铲一铲的把大便铲到桶里去，然后，夫妻俩一前一后的抬起粪桶，把它们倒到桃林的地上去晒。晒干了后再由“牛鬼蛇神”们挑到不远的学校农场去做肥料。
陈兰英被定为地主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开除出队，等待处理。她是个性格温顺而感情脆弱却意志坚强的女人，虽然蒙受着极大的委曲，但从不说一句怨恨的话语。对她来说，只要能跟张滔在一起，看到张滔健康地生活，没有再拉去批斗，就觉得心满意足了，再苦再累再臭也不怕。她知道张滔的身体不好，所以，在生活上细心地照料着他，劳动的时候也尽量呵护他。两人抬粪的时候，她尽量把粪桶的绳子往自己这边靠，使张滔的那一头轻一些。幸得在农村劳动时已学会挑担，百儿八十的担子压在肩上她也能面不改色。但张滔的盲肠部位始终会隐隐作疼，有时疼得紧一点，便只能抬一抬，停一停。好在十多个厕所的用水方便，每天工作八个小时也能清扫完毕，星期天没有学生屙屎，还有休息的份儿。
这天上午，正在抬粪的时候，陈兰英被叫到工宣队去。工宣队里坐着两个外边来的干部。一个穿着褪了色的军衣的红眼睛的人对她说道：
“陈兰英，我们是新风公社专案组的，问你一些事，你老实回答：你最近什么时候见过你儿子？”
“最少有三个月没见过他了！”她答道。
“你原来婆家的家里在外面的还有哪些人？”红眼睛又问。
“有两个姑姑。”她答。
“她们在哪里，是干什么的？”红眼睛再问。
“大的姑姑在广州的一所大学里教书；第二的姑姑在西北，在国防科研的一个单位。”她感到他问这样的问题有点儿奇怪，心里有点怀疑起来。
“你们平时与她们有联系吗？”
“过去有过联系，但已多年没有通讯了。”陈兰英开始警惕，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与姑姑她们有联系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她只能有保留地回答他。
“你把他大姑的地址写出来。”
“我已记不清楚了，原来写在笔记本上，但笔记本在抄家的时候丢了！”说完，她不安地问道：“同志，能不能告诉我知道，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今天找你来是要告诉你，你的儿子易志良是‘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畏罪潜逃已有十天了，我们正在通缉他。你要是知道到他的下落，则叫他早日投案自首，争取从轻处理；否则，罪加一等！”红眼睛声色俱厉的说道。
专案人员走后，她的心跳到喉咙上去了。她想，怪不得这些天来，每天晚上，都有人在他家门口转来转去，原来是儿子出了问题！红眼睛竟说他是“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件事情还得从头叙起：
易志良年轻有为，自带头搞水稻高产试验田取得高产被选为回乡知识青年先进代表之后，受到区委书记张滔的器重，当上了区的青年团干部；后来搞农田基本建设时又兼职做了乡长；五八年大跃进时，带头砸锅碎煲大炼钢铁立新功，粮食高产又射卫星，县上和专区都出了名，便被提拔为年青的副社长；从省城开劳模会回来后，一九六一年他入了党，并升任新风公社社长。正是仕途顺利，一路春风。但他知道这些所谓卫星和先进毕竟都是假的，并且，他每天都背着出身的包袱，觉得自己就象一只风筝那样被一阵顺风吹到半空中去了，不知什么时候会跌落来。所以，心里常常感到很空虚，总想踏踏实实地做点儿事情。眼见农村到处饥荒，生产衰退，心知这是“大跃进”上下浮夸所带来的严重恶果。但身为社长，他只能执行上级的政策，继续维护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不过，在张滔的实施农村生产责任制思想影响下，他开始冷静去考虑所面临的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凭着年青的一股革命热情，他亲自到一些生产队去抓点，搞调查研究。他发现，集体经济的致命伤是农民没有劳动生产的积极性，没有责任心。虽然队里上工的梆声每天照样在敲，社员听了梆声照样荷锄出工，但土地却一年年变瘦了，人一年年变懒了。世代耕田的农民吃不饱肚子，浑身没有劲，干活不出力，有的便索性不出工；年青的农民肚子饿，人在生产队，心在外面，不安心农业生产。但集体经济和公共食堂象一条无形的绳索捆绑着他们的躯壳，使他们无奈地打发着参加集体劳动的每一天，共同过着集体贫困饥饿的每一日。他想，假如有一天，外出不用经过大队和公社批准，不用开具请假证明的话，恐怕生产队里的青年十有八九都会跑到外面去谋生。世界上，没有比守着长粮食的土地而不去勤耕，却硬是要让肚子每天每日去捱饿更难受的荒唐事情了。他必须想办法扭转这种耕作被动的局面。
正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他终于下了决心去改变现状。
他所驻的生产队里有一个青年，叫高仕伦，原来竟是他的姑奶奶周惠珍的孙子。周惠珍是他爷爷周伯年的妹妹。她刚嫁去的时候，家里还算殷实。后因丈夫抽大烟，家道中落，故土改时的家庭却是吃大烟吃出来的贫农成分。夫妻都在去年饥荒时病饿死了。虽然土改过后她就没有回过娘家，与娘家的人失去联系，但她家里的人也多少知道舅家的一些情况。易志良小时侯曾经见过姑奶奶周惠珍，却不知道她的家在哪里。没想到世界并不很大，驻队后，他刚好就吃在生产队，住在她家里。他是看到周惠珍的遗像而询问起情况时，才知道原来彼此竟是血脉相连的亲戚关系的，所以，大家心里都感到十分亲切和高兴。
高仕伦初中毕业后，考不上高中，便在队里当记分员。这一日，高仕伦对他说：
“社长，明天开始，队里另外选个人当记分员吧，我要走了。”
“你走到哪儿去？”他忙问。
“表哥面前不说假话，我到新疆去。听说，那边的农场还很需要人。到那儿去干活起码能吃饱肚子，不致于留在家里饿死啊！”高仕伦睁着因饥饿而凹陷失神的眼睛说。
“有具体的目的地吗？跟谁一齐去呢？”他再问道。
“有两个相好的同村同学，一个叫罗山田，一个叫罗翔飞。罗翔飞有个亲戚在新疆石子河生产建设兵团，已经联系好了。”高仕伦说，语气充满着对美好的响往和憧憬吃饱肚子的幸福！
“听传说的不一定真实，我看你们还是谨慎一些好！”易志良劝道。
高仕伦生得高挑，但因为营养不良，显得十分瘦削。由于粮食集体控制，社员每天在食堂只能吃到点命用的半斤米，既没有油，也没有菜，所以，患水肿病的人越来越多。过这样的生活，对一个正在长身体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一种比酷刑还痛苦的折磨。易志良见他走意已决，知道他家里还为他筹足了到新疆去的旅费，觉得现在对他做任何思想工作都是多余的，便没有阻拦他。他从袋里拿出十多块钱和几斤粮票给这个年青的表弟，叮嘱他一路注意安全，心里却充满了无限的悲伤和感叹！
没想到，大约十天过后，一封电报从西安打回来：
“高士流落西安街头，请叫你二姑速救之！”
没有署名是谁打来的电报，但“高士”是高仕伦在家时大家给他起的大名。可想而知，这肯定是表弟高仕伦和同学到了西安时盘费用尽，又没法跟一些有关系的人取得联系，正举目无亲，万般无奈时他或他的同学打来的电报。易志良接到这个电报，觉得一筹莫展。因为既不知道表弟“高士”在西安街头的什么地方，而且，二姑也不认识他，她简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他担心这事甚至还会给她带来麻烦和误会。他后悔没有问清楚他的详细计划而及时阻拦他，并且也后悔曾经告诉他知道大姑和二姑的通信地址。这一段时间，很多青年逃饥荒都到新疆去了，这其实是盲流。估计这时二姑同样也会接到这种莫名其妙的电报的，她会被弄得满头雾水。想到这里，他的心不安起来了。为了把情况说清楚，他赶忙找来一张纸，匆忙给二姑写了一封信。
果然，高仕伦一行三人，走到西安便没有盘费了，大家心里慌了起来。他找来易志良写的二姑地址看看，却只有信箱的代号，没有具体的地址。问问他人，也没有人知道这个信箱在什么地方。原来，易志良的二姑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现在还在部队里。这个部队在西北担负着国防重点工程的建设工作，是高度保密的单位，对外通讯只有信箱代号。高仕伦仨人走到西安，只剩下几块钱，上不了火车，在街上饿了两天，束手无策，急忙中便向易志良和他的二姑发出电报。他给二姑的电报多写了几个字：
你姑周惠珍的孙子高士流落在西安火车站，请速救之。
人在溺水的时候，那怕是一根稻草也会当作救命的竹子抓在手上。在高仕伦看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