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大街上，一批批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学生们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反动权威”，都被捉出来游街示众；再不久，公社农村的小学校长和出身不好的教师也被革命师生们捉来游村示众了。这些“牛鬼蛇神”们有的被剃了光头，有的被剪成阴阳头，有的则戴着高帽。他们胸前都挂着又大又重的木牌子或用砖头做成的牌子，牌子上写着自己打了交叉的“狗名”。他们都低头伏罪，神态黯然。世界忽然变得好象是煮沸了的一锅水，天天有人敲锣打鼓，到处有人喊打喊杀。
这一天，岭塘大队也发生了一件事情：
中午时分，小学校里来了十多个中学生红卫兵，他们押送着几个在城里工作的资本家和右派分子回乡。原来，运动开始后，县里中学的红卫兵把城里的“地、富、反、坏、右”们捉去游斗。过了不久，又把各个单位的这些“黑五类”分子集中起来，把他们押送回原籍去管制劳动。先由县城的红卫兵把他们押送到公社，再交给公社的红卫兵把他们押送回乡。岭塘大队被送回来的一共九个人。其中，有五个是在县城做生意的公私合营后的资方人员，被红卫兵定为“反动资本家”，有四个是在单位已摘了帽子的右派分子。他们到了小学校的操场后，已是中午时候了。岭塘大队在公社中学读书的红卫兵一共有六男四女，另一个领头的男生名叫张开达，是徐昌高级中学高二学生，徐昌高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大队长，曾到过北京天安门前参加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他指挥着同村的红卫兵，下令这些资本家和右派分子一字儿排开，跪在学校操场的水泥地上晒太阳。这几个资本家和右派分子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一早起来就被人用绳捆绑着押送到体育场去参加县里的批判大会，大会结束后又被押送到公社，折腾了半日，没有吃一口饭，没有喝一口水，身体已经支持不住了，当下就有一个名叫周宗贤的资本家右派晕了过去。幸得有人发现，叫学校旁边的卫生站的医生来急救，才被救了过来。这事很快被一些小学生回去告诉大人们知道了。当时就有东方红生产队里一个名叫周胜彪的老贫农，他听到了后，连叫了几个红卫兵学生的家长，风风火火的赶到学校里来。
“你们才爬出壳儿就学得那么狼心，小心日后给恶人打死哩！”周胜彪大声喝道。
“这些是敌人，是反动派，你护着他们，什么立场？”张开达叉腰质问道。
“什么立场？良心立场。这个周宗贤在解放前帮着周伯年建造这所学校，造福后代，大家的子弟才有书读，可没想到你的书却读到屁股穴里去了。你是谁家的孩子，良心叫狗吃了么？”周胜彪反问道。
几个红卫兵见家长来了，原先那种趾高气扬的劲儿便跑掉了。张开达见来的都是正宗的老贫下中农，自己先矮了半截，便没有再说话。几个资本家和右派分子被拆开绳子，由一个个红卫兵护送回家去。
原来，解放前，这周宗贤在县城里做的是木材生意。他为人厚道，热心助人，在乡里有很好的声誉。周伯年是他的近亲宗侄。周伯年筹建这育才小学时，因要占用村里大岭下的空地，便有异姓的几个混混联合起来撑顶。他们手持刀棍，废了地基，扬言建一墙便拆一墙，气焰极是嚣张，但意思却是想要挟一大笔钱。后来周宗贤通过亲朋的关系，请来了南半县的土霸王张雄。张雄在村里办了一席酒，下帖请村中几个大姓的老大赴宴，言明建学校大义，声明今后不准有人捣乱。他又派人持枪看护了几日，果然，以恶惩恶，几个混混便销声匿迹，再也不敢出头惹事。周宗贤和周伯年再出点儿钱疏通几个异姓的老大，宁人兴事，一所宏伟的两层十六室的回形楼式学校才终于建成。其校舍的规模，在县中算得上是手屈一指。建学校的时候，周宗贤还无偿捐赠了许多木材。当时，周伯年请周胜彪在工地上负责保管材料，所以，他对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很清楚。后来，学校建成之后，周伯年还请周宗贤做了两届的校董。周胜彪因家庭经济困难，又为人老实忠厚，也常得到周宗贤的帮助。所以，他对这些好心的人便常怀感激之情。现在看到这些毛头小孩子要做出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来，便不顾什么“阶级立场”，毅然出来教训他们。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展不久才有的事情。若是到了深入开展时侯，周胜彪和那些贫农家长恐怕也就不敢出来干预了。
张开达是张道迁的儿子，今年正读高二。他当了红卫兵，上过北京，又是学校红卫兵的头目，这次，岭塘村中在城里工作的地富反坏右都由他负责押送回来，一时村里的人便都议论开了。大家都说刘春英生了一个儿子很是了得，才是高中学生便能上北京见到毛主席了，日后必定有前途。易志雄听了，联想起最近耳闻目睹的事情和报纸上登载的一些报导，便觉得很有必要向张开达了解一些情况。
这一天晚上，他把张开达请到家里。张开达的母亲刘春英与易凌胜的亡妻刘春兰原也是石陂墟墟东刘屋的同宗姊妹，所以，张开达与易志雄就是疏表兄弟。两家虽然不常往来，但也不生分。煤油灯下，易志雄定睛看这表弟时，只见他身穿一套草绿色的军装，胸前别着十几个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手臂上戴着红卫兵的袖章，肩上挂着一个红色的毛主席语录袋子，一副满脸的稚气而又威风凛凛的样子，叫人看了觉得啼笑皆非。
“好表弟，这些时间来听说你当上了学校红卫兵的大队长，又听说你光荣的上北京了？”易志雄给他倒了一杯茶，十分羡慕的问道。
“是啊，毛主席第二次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时，我们学校选了十个出身贫下中农的人去，我是其中的一个。”张开达沾沾自喜般的说道。
“看到毛主席了么？”
“嗨，人山人海，离远看见毛主席向我们挥手哩！”
“了不起，你们真是前途无量啊！红卫兵的领导对最近的工作有什么新的布置么？”易志雄对张开达羡慕表扬了一番之后便开言问道。
“最新消息，我们红卫兵就要进行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连活动了。当前，造反就是大方向！”张开达说。
“造谁的反？”易志雄又问。
“要打倒一切当权派，踢开党委闹革命！”张开达激动的道。
“踢开党委闹革命，不要各级党的书记，那不是乱了套么？”易志雄觉得张开达说的话都很新鲜，但也很难理解。
“现在就是要天下大乱！北京来的红卫兵说，现在的各级书记都是1962年以来执行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右倾路线的形左实右的当权派。他们与‘三面红旗’革命路线对着干，统统都得滚蛋，得改朝换代！”张开达一语惊人。
啊，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张开达还是原来的张开达，但运动却把他的思想迅速推上了一个高度。一个中学生，竟能把如此深刻的问题说出来，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听说，北京来的红卫兵就住在县城里。他们经常要开辩论会，说起话来锋芒毕露，知识渊博，头头是道。县里的领导都害怕他们。
“你们红卫兵要各级党委都靠边站，那谁来领导呢？”
“现在全国各地都要按照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成立文革领导小组。不然的话，运动就没法动起来，死气沉沉！”张开达口说有据，条条是道。
“怪不得最近周围的大队都在敲锣打鼓的说什么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呢！”易志雄道。
“表哥，咱们得打破岭塘大队死气沉沉的现状了，赶紧成立文化革命小组。你来当组长，我们红卫兵支持你，先搞破四旧！”张开达把手一挥，大声说。
“不行，这不是夺了书记易天华的权了么？”易志雄有思想顾虑。
“你不夺则人家夺，形势发展，这是迟早的事情！”张开达说。
“对，识时务者为俊杰，反正他都快退休了，要当机立断！”一直坐在一边不说话的易凌胜忽然站起来吼了两下鼻子，说道。
“大队书记靠边站，大队的领导就非你莫属！”张开达发表看法。
“行！”易志雄眼珠一转，下决心道，“古人说，‘兵贵神速’！我们从抄家除四旧着手，先造个声势。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家庭统统查抄，他们就是挨了打也没得话说。你派几个红卫兵打先锋，我和几个基干民兵后面跟上！”
“也要抄资本家的，莫忘了先抄查咱生产队的周顺年兄弟两家！”易凌胜的鼻子有力的再吼了两下，他阴声阴气的喊道。
于是，第二天上午，岭塘大队出现了一支敲锣打鼓的队伍。走在前面的是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回乡中学生，后面的是新任的大队民兵营长易志雄和几个从部队复员回来的基干民兵，还有一些后面跟着看热闹的小孩子。他们每到一处，便先把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家属们从屋里赶出来，除了厨房之外，所有的房门统统锁上，再贴上一张写着“岭塘大队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封条。社员们都瞪着奇怪的眼睛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只见那些抄家的人手持短棍，大声吆喝着，走进屋去见镜子就打，见四旧就敲，乒乒乓乓的闹腾一阵，煞是威风。那些黑五类和他们的家属们抱儿拖女的走出房门，站立一旁，低头无语。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生下来就是低人一等的，所以，自小便都懂得“百忍张公唾面自干”的家训，一声也不敢吭。白天，他们听任着这些大小兵们的指令；到了夜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家大小挤在一起听任蚊虫的叮咬欺凌。
没有狗吠，也听不到鸡啼。岭塘村的夜晚，死一般的寂静。
查抄四旧的工作进行了七八天。第一天，大队的红卫兵和民兵把全大队二十多户的黑五类家庭的六十多间房子全部封好；第二天开始逐户的查抄。有些东西一时不能查抄详尽的，便索性把它们拿到学校的教室里去锁起来，再慢慢的清查。这些地主们原是扫地出屋的，所以都没有什么东西可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