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轮耕作，各小队出人工，公家买烟苗，出公地，易天华书记父子挂帅抓生产，干得极是红火。种烟草周期短，本钱小，又卖到了好价钱，与榨油织布磨豆腐等比较起来，显得优势许多。不过，一座大岭坡几十亩地的烟叶，全由书记的儿子一人包收包纳，大队究竟赚了多少钱谁也不知道。人们只知道耕岭队的社员的工分报酬比生产队里每十个工分就多了一角钱。这一角钱拿去供销社买粗盐的话，一家人最少也能吃用上二、三天。同时，大家还知道，岭坡上搭起了两间屋子，建了个烟丝加工场。大家又知道，国庆节那天，书记的儿子易得发娶老婆，摆了好多酒席，放了好多纸炮，人们三四年来还未见过这样的场面哩！
大队的工副业都搞起来了。不久，小队也有人开始搞副业。住在翻身楼的穷人们大都只会耕田种地，最本事的就莫过是养几只三鸟了。或卖种鸟或卖蛋，十天三日圩里转，米缸和盐钵就空不了。不过，他们只是穷忙。有道是“养鸡卖，带八败”，左手拿蛋卖钱买米，右手就拿米喂鸡，一旦发了鸡瘟，则米缸和盐钵就都打烂了。所以，做生产队长的对这些副业是不屑多看或根本就无需过问的。
但有两户人家的副业却要刮目相看。一户叫周顺年，另一户叫周昌年。他们俩是地主周伯年的亲房兄弟，就住在翻身楼隔邻的一座双合字形的小小的新屋子里，也归属于翻身楼生产队的管辖。解放前周伯年家族都在县城做生意。周顺年做的是缸瓦生意。他与人合伙在山里办了一间窑厂，又在县城开了一间通四海陶瓷商店；周昌年则办了一间简易木行，除了代卖树木之外，还制造台凳箱柜等家具来卖。因虽在城里有生意，在农村却无田地，故土改的时候划家庭成分时这两兄弟便被划为工商业家。1957年私营工商业改造，他们的店铺被纳入公私合营，两人成了资方职员。大跃进后，农村勒紧裤带喝粥，调不出再多的粮食供应城市，城市就相应也要压缩人口，减轻负担，故城里的许多人便要下放到农村来。但凡剥削阶级出身的或历史有问题的人都必须先行遣散。于是，几个月前，周顺年、昌年兄弟俩便被单位精简，也回到乡下来吃新鲜米了。
乡下拆了大饭堂，粮食闹饥荒。两家都有老婆孩子，每家人的口连起来都有二尺多长，吃饭是第一大事。见农民弟兄吃糠咽菜，自己家里也粥一餐菜一餐的过日，兄弟俩便感到要想个办法来解决才行。虽然他们在城里时也一样的吃不饱，但毕竟每餐有二两半米落肚，而且，只一个人在外，好歹随便就过去了。现在回到家来，见到老婆孩子那无神的眼睛和菜黄的脸，听到大家喝粥水时那“呖呖劣劣”的声音，做父亲的心便觉得像刀割一般的难受。正是马死落地行，穷则思变，他们到圩市上去转了几日，就有了打算。这一天，只见周顺年去附近的河沟边兜了一圈，从沟底里挖了几担白坭回来。他把这些白坭，用脚踩练得十分嫩滑粘糊，便成了一堆上好的陶坭。再摆好从窑厂里借来的做炉子的工具，把陶坭放到架子上去摇了几摇，便做出一些烧煤的炉子来。三天后，他把这些炉子晒干，再放到砌好了的小窑炉里去煅烧，只两日，一个个结实美观的陶炉子就出来了。第二天，他把这几个炉子拿到市场里去卖，只一个时辰，便就卖完，还卖到了好价钱。
正值大饭堂过后，各家各户都要买煲钵买炉子。周顺年烧的炉子便十分好卖，不久就有公社日杂部的同志发现后全包购销。于是，父子几人一齐努力，挖坭的，跺坭练料的，做炉子的，买柴运货的，忙得火红火绿，做得货如轮转。一二个月下来，除去工商管理费、市场管理费和纳税费，再除了燃料费，倒也有几百元的收入，一家七口人的肚子总算能吃饱了。
周顺年开了个父子窑炉厂，周昌年就办了间藤椅加工场。原来，周昌年还在公私合营家具厂做职员的时侯就向师傅学会了做藤椅的本事。他见公社化大炼钢铁以来，许多家庭的木凳都烧的烧了，破的破了，大家屋里都缺少凳子，木材又缺乏，便织了几张大小不同的土藤椅拿到市场里去试卖。不想，竟也因实用和价廉而颇受欢迎。他有三个已中学毕业的儿子，他又熟悉货源，于是，一个家庭织藤厂就开张了。每天日出而作，钉椅架的，破藤条的，编织的，父子四人一直忙到乌灯黑火。但只要织得好，便卖得出去，生意很快兴旺起来。不过，由于这藤椅做工扎实，又挺美观，多卖了几日，便引起公家的注意。除了要交各种管理费外，有时还会因“破坏山林管理”的名义而被没收或被公家低价收购。但毕竟有做有吃，只要卖货的时候打醒精神，眼看四方，一有风吹草动时就要走避；或者，平时买些烟酒打点打点市场管理人员，也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刀下过人”。赚到的钱还是足够两餐温饱的。
两家的副业做开了，社员们便不免有些议论。
“还是资本家有本事，日子过得红火！”有人说。
“人家是油，咱是水，是油就得浮上来哩！”有人心里佩服的道。
“这世道要共同富裕，咱们也得想法儿揩点儿油水！”有人羡慕。
“当然罗，人人搞副业，谁肯去耕田呀？”有人找到理由。
“可人家的老婆和女儿也照样耕田出工，他们做的工分也足够吊全家的口粮嘛！”有人为之辩护。
“不管怎样，他们这是搞自发势力，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人觉悟高，呵斥般的说。
议论不分场合，老婆和女儿听到了，便回去说给男人们听。做父亲的听见了，心里便不免犯起愁来。解放以来，他们经历过许多运动，虽没有当上地主富农，却也算是个商人出身的剥削阶级，十多年来都夹着尾巴吊着卵子做人，总算平安无事。现在逼于生计，家庭副业搞起来了，但却是搞“资本主义”。名不正则言不顺，有朝一日，说不定还会被划为投机倒把或什么坏分子上台批斗呢！想到这里，他们都心慌意乱，天天担心会出事情，出入也总怕见到社员和干部。
果然，担心的事情不久就发生了。
这一天下午，生产队长易凌胜忽然来到他们屋里。
“好生意呀！”易凌胜叼着一支香烟，站在厅廊的中间。他一边从鼻子里发出吼吼的两声，一边左右两只眼睛往两边瞟一瞟这两家人手中的活计。
“啊，队长来啦！”正在干活的顺年兄弟俩抬头看见队长来了，连忙放下活计，一个倒茶，一个敬烟。
“请坐！”顺年的大儿子赶快拿来一张凳子。
“不知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不好意思！”昌年客气地道。
“哪里，哪里，打搅了！”队长坐下来，饮了一杯茶，鼻子吼了两下说。
“今日好妥当，队长有何指示哩！”顺年小心地问。
“是这样，有社员向公社反映，说你们兄弟搞自发势力，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大队易书记传下话来，你们这是非法经营，限令你们在下个月停业！”易凌胜训话似的的说道。说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又眯着眼睛呼出来，静看着兄弟俩的表情变化。
“可我们依法交了工商管理费，又交了税，还交了场地铺租费，综合经营管理费等等，县工商局和公社市管会都批准了我们办开业手续啊！”顺年颤声辩道。
“不管你什么局什么会，社员说你们这是搞自发势力，就得停业！”队长两手一袖，又翘起了二郎腿，吊高腔调说，鼻子再猛地吼了两声。
下个月停业，无异是砸了两家人的饭碗。兄弟俩都呆立着说不出话来。他们虽然早就预感到会有麻烦，但也不至于达到无端停业的地步。社员说停就得停，看来，人家肚子饿，你就不能吃饱。
“停就停吧，一个蚁民，自己有什么办法啊！”顺年的大儿子血气方刚，他有点儿愤愤不平。
“那也不一定。俗语说，路是走出来的，事在人为嘛！”队长斜眼瞧瞧他，鼻子又吼了两下道。
“我们该乍办呢？”兄弟俩问。
“俗语有话，不怕官，最怕管。你们都属生产队和大队管的，只要你们的副业打上咱生产队的名义，再在大队盖个印，就不是自发势力，而是‘集体经济’啰。咱大小队管着，便谁也不怕哩！”队长一语道破玄机道。
原来，易凌胜是要把俩兄弟的副业由生产队管起来，要他们上交生产队的“管理费”。开始，他本来也心中无底，原想用和缓的口气去与他们商量的。但踏进门来，先是看到他们两家的兄弟儿女都全神贯注的在做活计，全然没有发觉他的到来，后又见他们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的样子，心里一笑，便有了主意。他要搬出公社和大队的名堂来先吓唬他们一下，然后再慢慢的道出玄机来。他知道他们这些人怕字当头，一吓必妥。果然，周氏兄弟自知这事势在必然，便只有甘愿受制。正是住在低檐下，不得不低头。最后讲定每月必须上交四成利润给小队，则窑炉厂和织藤厂可以照常开业。
自此，翻身楼生产队就有了工副业。后来，有些青年看到藤椅生意好做，便也跟着学做起来，做藤的人就逐渐增多，慢慢的成了气候。由此，生产队无本净利，每月都有千儿几百元的收入。正是锅里有了碗里有，易凌胜队长兼会计，自此生财有道，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矣。更且好事桩桩，重阳节过后，地质队来招工，儿子易志雄初中毕业又被选上了，从此便能吃上皇粮哩。易凌胜想，自己真是所谓行运行到脚趾公啰，心里说不出的快活。因此，儿子离乡那天，他办了个酒席，打鱼杀猪，请了好多亲戚和大队干部来吃饭。一者，为儿子前程庆贺庆贺；二者，他要干部们领个情，日后大家多多关照；还有三者，也是更重要的，他要告诉社员们，大队里从书记到干部都与他关系亲密，对他十分的看重。因此，他们也就会更加听话，会更加的敬服他们的队长。他知道，现在工副业有得搞，千事万事，当队长掌权就是第一大事！当然，这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