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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星海在巴黎学习期间，一边打工，一边为生活奔波，居无定所，食无常饱，还经常地失业，冼星海曾说：“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支持不住，在街上瘫软下来了……想到那时大概快要死了……”街上的一些好心人施舍给他一点儿食物，有人知道他会拉琴，偶尔请他在私人宴会上去拉琴伴宴，给他一点儿费用。冼星海这样写道：“我就是这样过朝挨夕，谈不上什么安定。有过好几天，饿得快死，没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馆、大餐馆中去拉奏讨钱，忍着羞辱拉了一整天得不到多少钱，回到寓所不觉痛哭起来。把钱扔到地下，但又不得不拾起，门外的房东在敲门要房金，如不把讨到的钱给他，又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险。”冼星海说：“有一次讨钱的时候，一个有钱的中国
留学生把我的碟子摔碎，掌我的脸颊说我丢中国人的丑！我当时不能反抗，含着泪，悲愤得说不出话来……”看到此情此景，我想在当今的中国，大概很少有人知道现今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冼星海先生，在巴黎留学期间竟是如此地生活困顿，受尽屈辱，险些成为了漂流异乡的孤魂野鬼。冼星海的英年早逝，我想也与他在巴黎的生活困苦有关吧。
在巴黎的留学生很少和冼星海来往，留学生们大多嫌他贫困，冼星海有时候他去找他们，“他们就把门闭上，门口摆着两双到四双擦亮的皮鞋（有男的、也有女的）。”多年以后，冼星海还不无感慨地说：“那些人都很有钱，有人领了一笔很大的津贴，但却不借给我分文。”冼星海困苦度日，孤单寥寂，但他却也有自我排解的方法。冼星海喜欢在法国国庆节和贞德节的时候上街，那时巴黎万人空巷，热闹非凡，冼星海也兴高采烈地融入其中。他说每次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眼望着法国的三色国旗，耳听着飞机、坦克的轰轰响声，想起“在巴黎受尽的种种辛酸，无助、孤单、悲痛、哀忿、抑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在悲痛心境里，起了怎样去挽救祖国的危亡的念头”。冼星海在巴黎时受尽侮辱，饱尝歧视，也只能在法国的节日里融进异乡的人群排泄个人的思绪。
冼星海在巴黎也曾有过短暂的欢愉时光。有一位法国女青年作曲家，在他报考巴黎音乐学院的时候，帮他补习过法语，还给他弹过伴奏和演奏过他的作品，冼星海和这位巴黎女郎在艰难的日子里结下了深厚而真挚的友情。冼星海还常到离巴黎不远的地方参加华工举办的晚会，为工友们演奏提琴。我个人猜测，巴黎近郊可以举办大型华工晚会的地方，应该就是巴黎郊区的“中国豆腐公司”所在地。即此我曾经问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李石曾先生的秘书，现今仍健在的九十四岁的钱直向先生。钱直向先生说那个时候，巴黎豆腐公司经常有留法的学生和工友们联欢，有欧阳予倩、焦菊隐等人，冼星海也参加过。”钱先生说他已经六十年没有再去过巴黎中国豆腐公司所在地了，言辞间唏嘘而慨然。
据中国近代史记载，公元1917年，清朝大臣李鸿藻之子李石曾有感于国家的现状，随清使大臣孙宝琦到法国留学，成为中国在法留学创业第一人。李石曾后来与同窗乡友齐笠山在巴黎近郊创设了一家〃豆腐公司〃，他们在从家乡高阳招来的侍应生中挑选了几位工友，让他们利用工余时间学习法语兼在大学旁听课程，试行以工济学的方法，结果取得显著成效。李石曾先生便与蔡元培、吴稚晖、汪精卫、张继等人取得联系，在北京组成“留法俭学会”与“居家俭学会”，号召中国青年赴法“勤以做工，俭以求学”。巴黎豆腐公司的创建，不仅仅是一项简简单单的公益事业，它更引发了一场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此运动为中国培养出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各方的人文俊秀，栋梁英才。
巴黎中国豆腐公司坐落在巴黎近郊的布朗日市，我到布朗日那天，天空阴郁，寒风凛冽，白蝶飘舞，银花纷落。巴黎中国豆腐公司的旧址仍在，大门是墨绿色，显得沉寂肃穆。我站在中国豆腐公司旧址门外，看到院内的几丛树枝伸至墙外，玉树临风，格外得晶莹剔透。我独自思忖，想在如此飞雪盈天的日子里打搅主人不免有失礼貌，但转念思来，自己以后也不会常来，于是鼓足勇气，按了按门铃。随着院内传出一阵吱吱的脚步声，一位先生打开大门，我和他说明了来意，这位先生很是客气，欣然把我让进院中，随后邀请我进里屋去坐，我想不便再深打扰。于是代钱先生问主人在这里存放的几千册藏书的去向，主人说那些书籍已经被当地政府收去，由图书馆代为收藏了。主人也谈起了这栋别墅的来历，他说是祖辈从一个姓白的中国人手中买得，白姓家人卖房之后就移居美国，没有再回来过。我边听边想，这户白姓人家，应该就是钱先生所讲的…巴黎中国豆腐公司的看门人吧？
我独自站在院内，院中残雪满地，碎玉铺台，院子两边的几棵古树风姿苍朴，亭亭玉立，它们曾经见证过那些渐行渐远的历史。我仰望长天漫漫，低俯白雪皑皑，在这栋不平凡的院落里，曾经有过孙中山先生视察巴黎豆腐公司时留下的行行足迹，有过周恩来青年时期俊逸潇洒的身姿，有过邓小平沉稳干练的身影和蔡和森、蔡畅的款款神采，也有过陈毅、聂荣臻等人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和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袅袅琴音……在七十年前的同一个冬日，冼星海“正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住在一间七层楼的破房子里，房子的门窗都被打破了。巴黎的冬天极冷，冼星海又没有棉被，他只得点上灯写作（因为生活贫困安不起电灯）。门外的狂风猛烈地吹进，煤油灯灭了又点，点了又灭，冼星海伤心至极。他打着战，听着寒风吹打着墙，心也猛烈撼动。冼星海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所有在巴黎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汹涌起来，于是他借风述怀，写成了女声独唱作品《风》。这首作品后来在巴黎广播电台播出，受到法国行内外的一致认可和褒扬，就连大名鼎鼎的俄罗斯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听后也极为推崇和赞赏。
冼星海以顽强的毅力在巴黎苦苦坚持，他的执着精神终于迎来了天赐的良机，法国最为著名的印象派作曲家保罗·杜卡答应收他为徒，不要他的学费。保罗·杜卡先生知道冼星海贫穷，还经常给予他物质上的援助，送给他衣服、钱和乐谱，鼓励冼星海报考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答应给予他帮助。冼星海说他在报考巴黎音乐学院的那一天，门警不让他进门，看他的衣服不相称（袖子长了几寸的西服），而且又是个中国人，以为是个乞丐。冼星海对他说：“我是来报考高级作曲班的。”门警还是不相信这位穿得像乞丐似的中国人能报考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因为中国人当时报考初级班的已经很少，又多是衣冠楚楚的人，冼星海正在为难，保罗·杜卡先生正巧从外面进来，杜卡告诉门警冼星海是他的学生，说完就攀着冼星海的肩膀一同进去了。冼星海终于不负众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他是该院有史以来第一位考入高级作曲班的中国人。导师们要给予他物质奖励，问他要什么，冼星海只说：“我要饭票。”冼星海这句朴实语言，是迄今为止中国音乐界对他留法生涯中唯一耳熟能详的一句“名人名言”了。
1935年秋天，冼星海从巴黎音乐学院高级班毕业，他的老师保罗·杜卡先生也已经去世了，冼星海于是决意回国。临行时，那位法国女孩子劝他留在巴黎，说巴黎才有他广阔的艺术天空。冼星海怕女孩子难过，告诉她自己半年后就回来，并且还把许多乐谱托付给这位女孩子保存，其余一些书籍和稿件放在别处一间小寓所里，“因为没钱交房租，不能去取回来”。冼星海就这样匆匆告别了巴黎，辗转英伦，绕道从香港回到了祖国。
七十年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巴黎曾经是冼星海先生的梦之故乡，也是音乐家的悲恸之地，巴黎的塞纳河水滋养过这位杰出的东方之子，巴黎人的情怀浸润过这位名震华夏的音乐大家。我走出巴黎中国豆腐公司旧址的大门，此时天空银花落尽，雪霁天晴，遥远的天边呈现出一抹晚照残红，漫天的乌云渐渐稀疏，透过薄薄的云层，可遥望见天尽处深蓝色的苍穹，一缕绛色的余晖洒落在周围银白色的屋顶、楼角、树梢之上，像纷落在苍茫大地的点点梅花。花都夜幕降临，残红素裹，灯火雪影中展现出了另一番风姿别样，妙通天境的美丽世界。
文字是音乐最好的注解。
作为一名旅法艺术工作者，我在演出之余，应海内外的刊物之邀撰写艺术评论和散文文章，写作时我常常想，如果以散文的手法融入艺术评论的思考，再走遍法国文学艺术家的故居，写下一个东方艺术人的所思所感，将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和具有实际价值的事情。几年来我细心准备，查阅了法国著名文学家和艺术家们的众多材料，归纳分类，写下我个人的思怀和感受，总题目定为《巴黎三部曲》。《巴黎三部曲》的内容其实分作四部分：一、《情怀巴黎—巴黎音乐家之旅》，二、《写意巴黎—巴黎美术家之旅》，三、《浪漫巴黎—巴黎文学家之旅》，四、《花开巴黎—巴黎女艺术家之旅》。其中第四部分原不在单独写作之列，因为我在观旅上述故居与写作时深感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