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天天早出晚归，说是去布厂织布挣钱，养活我们。
妈妈每天很晚回来，拖着两条沉重的腿，艰难地上床，好不容易将两条腿伸直，牙根咬紧，低声叹息。妹妹很快睡着了。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减轻妈妈的痛苦，在疑惑中，也慢慢地睡着了。
有多少艰难，她总是自己扛着，也不跟我说。或许她看我年纪小，跟我说了也白说。有好几回，妈妈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欲言又止，只是紧紧搂着我，拍拍我的后背，让我睡去。我真浑哪！妈妈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我却能睡得着。我真后悔，为什么不能快快长大，为妈妈分担一些痛苦和忧愁呢？
妈妈得的是脚气病，就是水肿病的一种。因为缺乏营养，使水气聚集在小腿肚上下，不能消去。可想而知，母亲拖着这样一双病腿，每天还要成千上万次地踩踏织布机的踏板。下工后，又要急急忙忙地赶回家，给我们烧饭、洗衣……。除了母亲，谁能有这么坚强的毅力？
母亲很少买菜，将仅有的一点好菜留给我们下饭，自己吃饭从来不就菜。她让我从西厢门外，顺着三十几级台阶下去，到那广阔的菜地里，去向农民伯伯要几颗青椒或几根蒜苗，将青椒用刀面拍扁，放在锅里干煎再撒上一点细盐，辛辣气味呛得整座屋子里的人都忍不住咳嗽，自然招来许多非议。或者将蒜苗切碎，腌在酱油里，这些就是她三餐的下饭菜。
妈妈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叫我伸出小手，在她肤面发光、几近透明的小腿肚上轻轻地抚摸，缓解她的痛楚。她满是痛苦、饱含期盼地望着我，似乎在说：
“孩子啊，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
五月霉雨季节。
连日的暴雨使天井都涨满了。左厢房外的菜地已是汪洋大海。
这几天，妈妈没有出去织布。或许是受大雨的阻隔，或许是布厂倒闭了，或许是妈妈支持不住了。总之，她歇在家里。妈妈并不闲着，她用扯碎的布条给我编织腰带。各种颜色穿插着，既好看，又适用，系着它，仿佛偎依在她的怀里。
望着老天下个不停的大雨，我到桌子上用毛笔写了几张小字条：“老天爷啊，你为什么下大雨！”
下大雨多不好啊！天井满了，街上出不去了，农民伯伯的菜地也泡在水里，也替妈妈要不到青椒、蒜苗了。我把字条扔进天井，任字条在雨水中浸泡、漂流。它们在水里转了几个圈，被旋涡吸进下水道，失去了踪影。兴许被老天爷收走了。
天，仍旧是阴沉沉的，雨，没有停歇的意思。这样过了好几天，才渐渐放晴。日头从薄云中钻出来，象万道金光射向大地。从房顶到地上，渐渐露出亮光。当农田的水缓缓退去，大街小巷一片光明的时候，妈妈带着妹妹出去了。说是去八姑家。到了傍晚，妈妈回来了，给我买了几块糕点，有插着三角小旗的绿豆糕，那是我最爱吃的。又有得吃，又有得玩。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领着妹妹在左近刘老伯伯的小店呆呆地伫立，就是在看这种三角形的绿豆糕，软软的，可好吃了，一块只卖一分钱。可是今天，它一点也提不起我的兴趣。因为妹妹没有回来。我推开三角形绿豆糕，不依不饶地向妈妈要妹妹：
“妈，我不要绿豆糕，我要妹妹，我要妹妹。你把妹妹弄哪儿去了？”
妈妈不答话。她只是一个劲儿地流泪。我使劲摇动妈妈的手臂，逼着妈妈回答：
“你是不是把妹妹卖了？说！”
妈妈的眼泪象断了线的珍珠似的，滚滚而下。她只是紧紧地抱住我，什么也没说。妈妈的泪水滴在我的脸上，带着她的体温，我不再闹了。我张开双臂，趴在她的双肩上，委屈地说：
“妈妈，我不要妹妹了，我要绿豆糕，我要绿豆糕……”我的话是那么的无力，没有一点安慰妈妈的份量。我竟然声音越来越小，小到自己睡着了。
6
过了几天，妈妈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告别了房东，雇一辆人力车，让车夫将我们送到北门外去。
我们在北门外的一座大庙里安了新家。
大庙座北朝南，分东西两部分，中间由边门串通。西侧正堂有三五个偶像，东侧没有。两边的结构一致，都是南大门进来面对宽大的天井。天井正北是正堂。天井的两边及大门和天井之间，由廻廊沟通。偶像后背紧靠板壁，板壁背后是后堂和后天井，后天井两旁是左右厢房。
东侧宽大的正堂成了工厂的厂房，安了十几台织布机，妈妈就在这里织布。
织布车间的背后，住着工厂的管理人员。我们母子在附近的民房租住。
西侧已经没有和尚。不久来了一队解放军，将正堂、后堂都占得满满当当，垫草为床。一匹军马死了，在后堂宰杀。我偷空跑去观看，直到妈妈叫我才回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部队撤走了，来了一大批叔叔和阿姨，几乎每人一部缝纫机。他们不但将西侧的正堂、后堂、廻廊都占满了，连我们东侧的廻廊也摆满缝纫机。他们是在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缝制帆布垫肩。任务紧急，所以清晨很早起来，晚上很迟收班，中午只是急匆匆地吃了一顿饭，没有休息。每天如此。一直到任务完成才撤走。
又到霉雨季节，电闪雷鸣。吓得我躲在妈妈身边。和妈妈相邻织机的阿姨笑着说：
“亮亮，你钻进妈妈的肚子里去也没用，雷公雷母专找不听话的孩子，他们会把你从妈妈的肚子里掏出来，甩到野外去！”
阿姨说得如此恐怖，我更加害怕了，紧紧地抓住妈妈的后衣襟不放。
我的紧张，影响了妈妈的工作。妈妈安慰我：
“阿姨逗你玩的。你放心吧。去跟小妹妹玩吧！”
小妹妹是主管的孩子，她天天都在厂子里，经常和我一起玩。她姐姐和哥哥都上学去了，只有她最小，正好和我作伴。
我又回到小妹妹身边。小妹妹领我到右厢房她的住处，从抽屉里取出带着许多小黑点的白纸。对我说：
“这是蚕卵。我姐姐说，当它们听见春天的雷声以后，就会咬破卵壳，一个又一个钻出来，讨桑叶吃呢！”
又是一声炸雷。我们两人、四只眼睛，紧紧盯住蚕卵，果然有一两只黑黑的小虫子在爬动了，接着一个又一个地出来了。小妹妹撕下一小块纸，把它搓成尖尖的纸捻，用纸捻的尖头部分，去挑蚕宝宝，把它们挑起放入纸盒里。小妹妹拉起我的手，出了后门的围墙，找到了一棵矮矮的桑树，飞快地采了十几片细嫩的桑叶，冒雨跑回来。我们用手掌抹去桑叶上的水珠，又用草纸将水分吸干，然后放进盒子里，用纸捻将蚕宝宝挑到叶面上。
“小妹妹，你怎么对养蚕这么熟悉啊？”
我羡慕她的精明能干。她告诉我说是她姐姐教的。还答应我，等她姐姐回来，向姐姐要一些蚕宝宝送给我。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有一个女人吊死在大庙前西侧的林子里。第二天天未大亮，月亮仍高高地挂在天上，厂子里的人和就近村子里的人，都围集在庙南的空地上，远远地望着吊死的女人，各种各样的议论都有。
有人说，吊死鬼是会跟着月亮走的。今天的月亮依然当空，这女鬼会不会是昨晚从别处“走”来的？我这样想。我紧紧扯住妈妈的衣襟，身子半掩在妈妈的身后，脑袋伸出去偷看，生怕吊死鬼会走过来抓住我。
过了一阵子，看热闹的人陆陆续续走了。我和妈妈也回工厂去。
不知道是不是吊死鬼带来的晦气，工厂支撑不下去了。过了几天，我们全厂都搬家了。新厂比老厂扩大了三四倍，就是在大庙东北角一段路程的祠堂里。新厂除了增加几台织布机外，还有二十几台织毛巾机。门外更有一大片毛绒绒的草地，成了晾晒毛巾的好地方。
织好的毛巾要一条条剪下，在两头的布质上印上文字，就是毛巾的品牌和工厂名称。师傅预先用绛红或大红颜料调成色水，用软软的阔毛刷，在盘子里沾上色水，往木刻的印版上刷（要掌握分寸，色水少了，印不清晰；色水多了，会洇开，图案模糊），然后将印版翻过来，在毛巾两头的留白处用力一摁，就成了。叔叔们将印好的毛巾送到草地上去晾晒，使色水深深渗入棉纱中，不容易褪色。我喜欢跟在叔叔们的后面，跑来跑去，还能搭上帮手。没事的时候，就跟小妹妹在柔柔的绿“地毯”上转圈子奔跑，赤裸裸的双脚在草地上磨蹭。累了，就往地上一躺，眯缝起双眼，仰望蔚蓝蔚蓝的天空，望着被轻风吹动、变幻无常的白云，和小妹妹相依在一起，仿佛就是一对小夫妻。
工厂里设有大伙房，大木桶似的圆蒸笼，可以装下许多坛坛罐罐。妈妈找了一只油漆铁罐，洗刷干净了，请人用粗铁丝安了一个提手，每天少放米、多放水，蒸一桶烂烂的稀饭，就着我们在大伙房捡来的花菜底座、剥开腌制的菜心。中午开饭的时候，妈妈领我去了几次伙房，以后就让我自己去把饭取回来。
为了多织几梭子，多挣点钱，妈妈总是很快就吃完饭，不休息，继续织布。这段时间，我就跟在大孩子后面，看他们在祠堂边废弃成荒园的空厝地里，攀梯登高去掏墙洞里的小麻雀。被掏出来的小麻雀还羽翼未丰，不会飞，它们叽叽叫着，等待母亲喂食。虽然我们也给它们喂米饭，但它们并不领情。正当我们犹豫不决，是放回墙洞，还是拿走喂养的时候，小麻雀的父母回来了。它们先飞进窝里，将食物放下，立即出来寻找孩子。它们上上下下围着我们盘旋，高声叫唤它们的孩子。我们最后决定，把小麻雀放回去。老麻雀看到孩子回来了，夫妻双双探出洞口，望着我们离去，才放了心。
工厂里来了一位指导员，他用两张大白纸抄了一首歌，在休息的时间，由他来教唱。题目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宗华作词，罗宗贤作曲。是鼓动青年参军，支援抗美援朝的。歌词如下：
从东北，到西南，
从沙漠，到海边，
愤怒的声音响成一片，
热血的青年奋起参战，
全国各民族的人民
快起来，起来，
起来，起来，起来！
抗击美帝，支援朝鲜，
为保卫祖国的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