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宋指导员后来调走了，因为阶级立场不够坚定。
我听了老犯人的介绍，真的好感动。看起来，“人心都是肉长的”这句话一点儿不错。我想，我们的劳改政策中，一定必须包含暖暖的人情味。对人的思想改造，不会因粗暴的言行而获得效果；倒是那深深的、柔柔的关怀和体贴，让人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改变。这种处理方法，在当时的许多干部中，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实行着，也为以后政府政策的改变所证实。
冉·；巴让偷窃牧师的金银器皿，被警察逮个正着。当警察将重新犯罪的冉·；巴让送到牧师面前，求证他的犯罪事实时，牧师的回答完全出乎意料。牧师说：
“警察先生，谢谢你！这些金银器皿是我送给冉·；巴让的。虽然他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但我相信，他已经作了明智的选择：从此重新做人了。”
牧师善意的谎言拯救了冉·；巴让。他从此彻底改变，成为新人。
我想，我们更需要这样的牧师，来指明我们前面的道路。
9
1979年4月12日上午十时左右，黄干事进入大号，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这时候，大山坪的林指导员已经替代池副指导员一个星期。他正在办公室里。老熟人乍一见面，不免彼此都有些尴尬。黄干事看在眼里，给我一个眼神，仿佛说：你们原来认识？
林指导员指着坐在椅子上的两个陌生人，向我介绍：
“这两位是你们沙县林业局政策落实办公室的干部，你们认识吗？”
“不认识。”我说。
沙县林业部门经历一场生产建设兵团的兴衰之后，人事变动很大。这两个年轻人，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两位作了自我介绍。为主的那个戴着眼镜，姓杨，就称他小杨吧！
他说：“我们是来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的。你写给中央军委、福建省军区、以及邓小平同志的信，都转给我们收阅了。你的问题，我们将尽快解决，计划在五月一日之前，把你接回去，参加全县的平反大会。”
真是个大好的消息。再过半个月，我就可以回家了！我可以去找我的老婆、女儿了！我沉入无限的遐想之中，以至小杨以后所说的话，我几乎都没听见。只听到后面几句：
“你在福州还有个舅舅吧？你赶快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们也会和他们联系的。”
林指导员说：“胡振铎在我们这里，一向表现很好。今年，我们计划为他申报减刑。现在好了，一切都免了。”这几句话主要是对小杨他们说的，接下来对我说：“你的问题很快就要彻底解决了。祝贺你！”
政策办的人临走时，再三交代我，要给福州舅父写信。我的信通过干部邮寄，可能还未到福州，舅父的电报就拍来了。问我要多少现金、布票，去裁一两套象样的服装，好风风光光回家。
同室的小青年林震、郑二担、林则盛等，都抢着给我出主意。林震则抢过电报，高声压人：
“不许吵，吵什么吵？”他绷着脸，一本正经地，“听我说：30尺布票、50元现金，就这样决定了！拟稿吧！”
我把电报稿交给黄干事，很快就得到通知：钱、票都到了。
我向黄干事领出钱、票，到建阳买布，由那个在省军区做裁缝偷枪打鸟的犯人，帮我缝制。
现在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这个东风，就是沙县来人，领我回去。
林庆武回去了。是他的大儿子亲自带领平潭法院的人，上去办理手续的。
五月一日过去了，沙县方面并没有动静。六月一日，七月一日，八月一日……
这段时间，真正是度日如年。是我入狱之后第二个痛苦的阶段。
第一个痛苦的阶段，当属1970年刚来劳改队时。那一年与亲人不通音讯，又处于政治的非常时期。虽说有刑期，但还是渺渺茫茫。别人都有判决书为据，我却没有。后来倒是麻木了，也不管他刑期多少年，过一天算一天。只要过得开心。就是“苦中求乐”吧！日子也一天一天地过去，不知不觉地，已经九年了。
现在倒好，政策是明摆着的，日期也定了。可为什么不守信呢？不要说我心里焦急，连管教干部也满心狐疑了。
邓小平再次上台之后，文化部门的禁锢也渐渐放开。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戏剧片《红楼梦》、《天仙配》，在县城影剧院，都是每天七八场，场场爆满。建阳军分区的电影队，更是时常到农场来放映。放映员与我们溪口的武装排长又是表兄弟。每到新的影片，都先打电话通知我们。让我们的手扶拖拉机进城去搬机器。
机器未到，管理我们生活的史干事，就会从岗楼的窗口探出头来，向大号里招呼：
“把胡振铎叫来！”
当我走近史干事所在的窗口，向他仰望时。他就会对我说，把我的饭盒带上去，到小伙房去给放映员包饺子。
小伙房里忙着炒猪肝、炖排骨。两位放映员吃好晚饭，出去整理机器时，我也把饺子包好了。史干事让我就着剩菜下饭。饺子留作放映员的夜宵点心。
电影就在晒谷坪放映。所有犯人都在前几排，坐在自己制作的矮凳上。后半部分，是附近的村民。
在度日如年的这段日子里，遇到外出，我就向黄干事领些零用钱，去城里看上一场电影。后来到了休息日，也向黄干事或分队的廖干事，请求外出散心。他们也都格外开恩，通知武装给予放行。虽然如此，我的心，仍然是紧紧的。
后来收到舅父来信，说在我的去信还未收到之前，沙县林业局的两个年轻人，已先行到福州安慰他们。六月一日，舅父还到沙县林业局一趟，询问为什么五一之前未能将我领出去？
他们安慰我舅父。说是他们的准备工作没做好，请放心。“你外甥迟早会回来的。我们正在抓紧。”
10
1979年的“双抢”开始了。
大号里人心惶惶。许多人都感到希望渺茫。因此对这一年的“双抢”不热心。中队干部普遍认为，这一年的“双抢”抓得很吃力。中队长特别焦急。他一天到晚蹲坐在田头，恨不得自己一个人可顶两三个人用。他甚至亲自下田割稻、插秧（这是我在农场九年多的时日中，从未见过的），但纵使他有三头六臂，又怎能对付得了全中队三百多亩水田呢？干活还得靠犯人！
眼下的犯人，不少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长乐林震的话很有代表性。他干脆躺在地头的草地上，任凭李生产怎样催促，都不理不睬。李生产无奈，只得嘟着嘴向廖干事反映。说林震不干活，罢工。林震却出语惊人：
“我就是不干。你能因此增加我一时一分的刑期吗？我的刑期是以判决书为依据的。刑期一到，自然会有人放我回去的。干与不干，都耽误不了。”
眼看着收割进度太慢，翻地耙地就要受到影响。中队长、廖干事把我、李生产两个组长，以及保管员陈殷盛、长乐的马依水等，召到大号里的小会议室去。我头一次看到管教干部因为生产进度问题，处于征求犯人意见的尴尬境地。我了解犯人的心情。因此自告奋勇，从晒谷坪下来，组织一台打谷机组，和李生产的一台机组，先期抓好收割工作。人员由李生产挑选。他选了六个人之后，余下的、他认为最不听话、最抵抗改造的，都留给我。其实，他留给我的，都是最年轻、劳力最强的。在他们当中，我只能算是半大老头了。
我对他们进行了“战前动员”。我说：
“你们改造不改造，不是我关心的。我只要求你们争口气。我们这一机组，一定要在每日打谷的总量上，超过全中队的任何一台机组。我知道，你们完全有能力。在我们机组取得绝对优势的条件下，我允许你们下午提早收工，回大号休息。”
“你说话算数？”林震、郑二担、刘必达他们说。
“绝对算数！遇有干部责问，你们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来！”
“行！为朋友两肋插刀，死而后已。我们一定为你争气！”
第二天一大清早，按我预先分的工，有人抬打谷机，有人挑空箩筐，有人更早一步赶到指定的稻田，唰唰唰地割起稻子来了。当我们全机组人员在田头聚齐时，稻子已经割倒一小片了。
此后的事情可想而知。大号黑板的进度表上，我们这一台组，永远遥遥领先。
下午三点半，五个年轻人都已经在溪水里洗澡了。恰巧被中队长碰到。中队长说：
“这么大忙的季节，太阳还那么老高，你们就收工啦？”
“我们完成任务啦！”
“谁说的？不能多干一些吗？”
“胡振铎说的。你去找他吧！”
“他现在在哪儿？”
“他还在田里。在二直垅。”
中队长果然来找我。我正在做收尾工作。中队长问了我这一机组的进展情况，了解了几个年轻人的状况，没再说什么。
进入插秧阶段以后，时间更紧了。中队长、廖干事再次召集我们。这一次是在晚上休息之后。在办公楼前的空地上，预先摆好四张靠背椅。招呼我和李生产坐下，象接待贵宾一样。与我们“推心置腹”地探讨夏季插秧的进度问题。
中队长说：“我知道胡振铎还是有办法的。年轻的几个也愿意听他的话。现在，插秧任务非常紧。你们看，能如期完成吗？”
“我没什么把握。你问胡振铎吧！”李生产说。
中队长、廖干事都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
此前，大队长也来过溪口。为了加快进度，要求中午送饭到地头，连续作战，不给午休。把犯人搞的筋疲力尽。大家更不愿意尽力了。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你拿犯人没办法。我考虑了一会儿，说：
“只要我们好好安排，任务一定能完成。”
“你有把握吗？”廖干事说。
“我粗粗算了一下：过去我们每人每天插秧八分到一亩。现在我们提高一点，每人每天一亩一分。但我们必须有劳有逸，不搞地头送饭、中午不休息的疲劳战术。当天能提早完成任务的，再鼓励互相支援。以小组为单位分配任务，全小组任务完成了，提早收工。”
“行。就按你说的办！”中队长干脆地说。
十余天之后，“双抢”任务如期完成。最后一周中，犯